［重温《费孝通文集》（第十卷）］

主题发言人：王莎莎

评议人：务伊琼

记录人：郭晓旭

时间：2009年12月12日

地点：中国农业大学西校区主楼612

赵旭东主持：今天读第十卷，我们下周休息一周，因为我不在，但还是想听听大家的发言，所以我们就休息一次，隔一周再接着讨论，再一周就到月底了。可能我们这学期读书会也就到月底，其他时间大家也休息休息。这学期或者讲到第十卷，或者再多讲一卷到两卷也就差不多吧，到时候我们再定。实际上，之前我们已经读了费先生的文集80%的内容。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大家能够坚持读下来，而且也有讨论，通过读老先生留下来的文字来体会社会学研究并从中受益。我们看到费先生的文章中有些描述很精彩，有一些是比较沉闷的，当然也有一些是比较压抑的，总之都混在一起。我们通过一个人来了解一种学术，我觉得学术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大家不要把学术当成一种负担，你要当成负担，它就会有点异化。异化就是说这个东西不属于你，总会离你远去。

昨天开题的时候，我们有的同学讲转基因食品怎么带来农民的道德问题，这是个很好的题目。就是说一个东西如果你不是用心去做的话，你可能做不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尤其是在你们这个年龄，我感觉，为什么别人总说你们这个年龄读书最好，因为这个时间可能是你们精力最旺盛，吸收能力最强的时期，这个时期可以形成你一辈子能够发挥到什么程度的一个基础。最近我在看一篇博士论文，就是拿来审的一篇北大的博士论文，我大约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我忘记她的名字了。我认为这篇论文写得不错，但是她的导师和我说对该论文不是特别满意，可我认为已经比很多博士论文强很多了，这个人可能拖了很久，下个礼拜再不答辩，就没有资格了，我估计可能是拖了8年了。我认为这篇论文稍微有点粗糙，再就是脉络没有说清楚；但是她田野工作做得让我很惊讶，那块东西是我不熟悉的，就是研究藏区的“唐卡”。“唐卡”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东西，通过画师的画，然后奉献给佛祖，换来一种保佑。这样一个简单的神圣交换，它里面讲得却非常丰富，其田野的丰富性让我很惊讶。大家可能没有去过安多地区，如果大家有兴趣看那些所谓真正的“唐卡”最好去那里参观一下。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都看过“唐卡”，都是那种几天就画完的“唐卡”，这种“唐卡”是不值钱的，而且是没有震撼力的。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去扎什伦布寺，还有哲蚌寺，这里面可能有价值连城的“唐卡”，可能有十几世纪流传下来的真正的“唐卡”。她讲的是艺人，为什么现在我们开始研究手工艺人，从那些特殊的人，从那些实际上离社会很遥远的视角，你会看到这个社会是什么，虽然我们大部分都是俗人。生活在社会里的人会按照一种规范，尤其是艺人，我们看现在的艺人，那些脱离社会的艺人就不像我们，他们必须留长发，不像我这样的平头，比较正常，或者是齐钊那样的陕西头，规规矩矩的那样的。他们不会搞出两边剃光，中间竖起来的发型，这种不是艺人。头发能反映社会，发型具有规范性。有的男性留着长发，冬天穿夏天的衣服，穿女性化的服装，这些都好像有艺术家的特点。

画“唐卡”的这些人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们跟法国的艺术家不同，像梵高在没有名气的时候，也一定会在自己的画上写上“梵高”这个名字，但是这些画“唐卡”的，再精彩的“唐卡”下面也不会留名字，是无名的。无名的含义，只有在东方的文化里才能产生出来，西方不讲无名，讲author，然后权威叫the authority，它们加在一起的，就叫copyright，占有版权。我们这北大原来叫燕京大学，有一个湖叫未名湖，未名湖就不好翻译成英文，怎么翻，我也不知道，unnamed？总之，是没有名字的，未名湖，大家就觉得这个高，跟别的不一样，但是你拿这个名字翻译给西方人，他没有感觉。在中国，有名的人是俗人，未名的那是高人，像隐士就是高人。我觉得这种逻辑在分析“唐卡”的时候很有意思，说明传统佛教影响中国，实际上已经深入到生活中去，就是把有名看成一个阶段，真正的所谓最后终极的是无名、未名或者无我。

佛教最反“我”字，一个人总是说“我”，就不好。你要去研究“我”，中国人几乎是不太有“我”的，你要认为我怎么怎么，就不好。你在跟别人交往时，在写东西的时候就会发现，你的“我”是隐去的，特别是研究诗歌的人，原来一个心理学家研究中国传统诗歌，发现如“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这些里面都没有我，但在但丁诗歌里面都是我要怎么样，我要面对上帝。所以翻译中文诗就很难，就只能把“我”又翻出来了，就是我看见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样的，没那个“我”就翻译不出去，就很奇怪。中国人可以不谈“我”，可以隐含“我”，即使不用这个字说“我”的时候，交流也非常顺畅。你不能老谈你自己，跟别人说我怎么着，我怎么着。我们小时候如果说我怎么着，一个嘴巴子就过来了。就是你小孩子怎么能谈“我、我”的，但是现在已经开始培养这种个人意识了。

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说明，在我最近看的这篇论文里，作者谈到一个真正的画唐卡的艺人，这个艺人我忘了名字了，最后画着画着眼睛瞎了。但他从来不认为这是画唐卡所带来的，用现代的话讲这是劳动带来的伤害，或者工伤，要寻求补贴什么的。但是唐卡艺人非常坦然，说这是我到了一种境界的表现。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眼睛瞎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已经心领神会地和最高的所谓的神，或者已经与佛在一起了，我不需要眼睛，只要有心就可以了，这当然是一种境界。我们研究这些人就是想看看，这样离社会好像很遥远的一批人，或者是离开这个社会，或者是不受乡土约束的一些人，他们的生活里面为什么可以建构出一个跟社会普通人的生活不一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说这个研究还是纯粹人类学的，不是艺术的。如果艺术家也去研究唐卡，就是另外一种角度了。那个画唐卡的人，在我们所谓的中原地带已经看不到了。你们这个学期就去过高密是吧，那些艺术家你们要去研究，再去西藏走一走，可能就不一样了。唐卡艺人想画的时候，他就去买一瓶烈酒，就像“李白斗酒诗百篇”，这也是四川或西部人大概都有的特点。他就只喝酒也不吃菜，一个人说话，说着说着，他就会把衣物全部脱去，一丝不挂，然后就开始动笔画。作者是个外国人，她描述那状态说：“瞬间极精美的线条就出来了。”我想，大家要思考的就是创造力是怎么产生的，人有的时候是很奇怪的一种东西。写论文时大家就会有这种感觉，看了很多材料怎么也写不出来，绞尽脑汁，可能是在突然的瞬间你就明白怎么来搭建这个结构，这个时候一个概念会突然出现，那也是一种创造。希望大家可以理解这个创造的过程，它不是按规律的，你要是按常规的规律做不出来，这里面可能是有一些奇怪的东西。

总之，我是借题发挥了。费先生全集现在读到第十卷，最后的几卷我认为是一个高潮，就是到晚年他突然灵光乍现，把“文化自觉”这些概念重新拉上来。但是这几卷有点沉闷，我认为，沉闷是因为涉及当时的问题太多，比如怎么发展等。我认为费先生最后可能看到了经济是不能够解决全部问题的。我认为中国社会30年以来大体上经历了三次转型。第一次是经济转型，就是强调大家要从那种没有效率的制度里头摆脱出来，追求效率，追求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经济的发展。每个人都面对市场，这是一个经济转型，但是这个经济转型带来的问题，就是社会的不公正。这个不公正表现在财富的分配上，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不再讲社会道德，或者是财富的两极化带来的一些社会不公正，再有就是一些公共物品（public goods）供应上的困难，像教育、医疗，还有农民用的一些公共设施如水渠、公路等这些东西，都出现了问题。第二次是一个制度转型，就是希望通过一个社会再分配的制度建设，把一些先富起来的人的财产，通过税收，再次分配给社会，强调公共财政和公共设施。我认为这个可能是跟朱镕基的政策有关系。之后，基本上就是让地方税收和国家税收分开，当然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但是突然间国家有钱了，我们只能从这个角度看。国家有了钱之后，就在教育——大学教育、高中教育、义务教育，在医疗卫生、公共建设上投入资金。这个时候不是谈效率的问题，是谈公平的问题，当然这个制度建设一直在做，现在也在做，它还是不完善。这个过程当中依法治国的概念被提出来，你会发现随着这种制度建设，社会的冲突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上访、依法抗争和集体性事件在这个过程中反而更多。原来好像还没有这么凸显，现在当你强调这种制度建设，强调公共物品，强调福利的时候，可能就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在第三次转型——社会转型时，社会在一些结构上出现了断裂，如城乡的结构、城市人的户口和乡村的福利，当然还有很多有正式机构的国家单位和个体单位之间的断裂等，这带来一些社会问题。所以孙立平说，社会在发生一些断裂，要重建社会，重建社会的信心，重建社会的信任，来重新营造一个社会的基础，这正是社会学家眼中的社会转型。那么，我有一个看法，就是现在看费先生的这些文章，发现他老了以后，虽然没有明确说，但是他提文化自觉，就是说，这种“自觉”可能要在更大意义上，不是说文化有什么独特性的问题，而是说你要通过文化把这些断裂、分裂和这个所谓社会的一些离散的趋势，聚合在一起。而最后可能就是文化的转型，也就是借助文化来弥补很多的断裂，很多的问题。

宗教是文化里非常重要的部分。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比如一个内地的富人，可能赚了两千万，忽然就去了藏区，两千万元钱瞬间就投给了布达拉宫，或者是给哲蚌寺，让他们去画一幅唐卡，两千万一下就没有了，然后他再从拉萨一路乞讨回到家。但是他不觉得这种乞讨是一种没面子的事情，反而觉得心里特别的舒畅和痛快，那么这种状态和他当初追求金钱已经成两条路了。最后起作用的可能是背后的文化观念，因为他希望宗教对人生死的解释，能给他一个说法，使他能够不再去寻求借经济来使自己分裂，借经济的拥有来使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他寻求的是那个更高层的人的状态。我希望大家还是要耐着性子把这几卷读一读。

这一卷收录的是费先生1985～1986年间的文章。虽然在这段时期费先生的行政工作非常繁忙，但是他仍然心系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关注知识分子的责任。同时，对于少数民族的关心使得他进一步深入思考了中国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并根据其调查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同时，这一时期费老依旧没有停住他的脚步，在国内外的行走中不断深化他对祖国建设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