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费孝通文集》（第十三卷）］

主题发言人：冯嘉曦 陈泉

评议人：郭晓旭

记录人：王莎莎

时间：2010年2月27日

地点：中国农业大学西校区主楼612

赵旭东主持：没开学就先开读书会了，气氛还是比较好的，大部分人都来了。先说一下我们的读书计划，还有四次就读完了。读完之后呢，每个读的人把自己写的那部分再修改，我们会在此基础上出一本书，以我们的讨论和每人讲的内容为主。我会依据我以前读的东西，在前面写个长点的引言，希望大家的讨论都列在里面。我们的书还叫《费孝通与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大体会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我写的导言，这个导言就是我把过去的文章和费先生对乡村变迁的研究串起来；第二部分是大家根据读的每一卷主题写的感受性文章，既可以围绕这一卷里的每一点，又可以是围绕整卷的内容；第三部分是大家的讨论，就是大家在互动中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这本书也会在10月之前出来，大家已经有个初稿了，希望有需要修改的抓紧修改，大体要在暑假之前编完。每个人负责的那部分都会有署名，所以大家文责自负。这本书在人民大会堂的费先生百年纪念会上发布，我们的书也会作为纪念品的一部分送给参会的人，所以大家还是下点工夫，我们是以这样的形式做个纪念。到目前为止，我们可能是唯一这样在一起讨论、并认真地把十几卷书读完的一个小组。我们小的刊物也都送给了费先生家人，还有一些业界同仁，得到的反映都是很好的，希望尽早看到我们全部的内容。这么早召集大家也是希望大家尽早往前赶，自己把读的那一卷写的稿子进行补充、延伸、规范，特别是引注格式，引注格式我们要统一为页下注，我们还会定个具体的写作格式，大家先去完善，大概5月前后再统一次稿。应该难度不是很大，因为我们前期都有记录，大家都有初稿，所以希望大家能积极地把工作完成。

现在读的是第十三卷，是费先生1993～1995年这两年的时间写的。我认为这已经越来越接近我们现在了，已经接近我去跟费先生读书的那个时候。我是1995年9月份到的北大，所以前面的东西在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里面都可以看到，后面一卷更是这样，有些是我们亲自聆听过的，我觉得有些文章很有意义。特别重要的是，我认为他有一个思想上的转变，或者是回归，实际上，他早期关怀的文化的问题、文化自觉的问题、一个社会怎样统合在一起的问题，这些在他后期的文章里都可以看出来。他最早提出的“志在富民”，解决了所谓的生态问题，也就是人们吃饱饭的问题。他在《江村经济》里说“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吃饭的问题”，这和毛的思想是一致的，就是解决饥饿的问题。吃饭和饥饿的问题解决以后，他发现社会学还有更大的空间，就是文化的问题。这个社会在我们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个战国时代。当然大家知道2500年前有个战国时代，那个时候“礼崩乐坏”，兴起“诸子百家”，社会乱了，或者说就是今天说的社会转型时期。但社会转型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或者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总之是发生转型。这个转型中出现了各种思想和思潮，很像我们今天的状态，没有统一的规范，大家各自有各自的看法，有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没有统一的。但是战国时代之后，就是“天下大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状态，形成了所谓的“道义”的文化，也就是孔子的一套。用今天话说，能够把很多差异以及散乱的事情统合在一起，这就是“礼”的文化，在孔子的时代强调得很厉害。这种文化后来在汉代被接受，成为后来一直影响中国走向的一套制度，这套制度和西方的又完全不一样。我想费先生一直在比较，20世纪战乱不断，一直到现在，刚刚过去的10年，实际上还是战乱不断，还是没有摆脱战国时代。如果费先生活着，他还会关注这些问题。在今天不是一个中国的问题，是全球的问题，很多事情要在全球的范围内来思考。但又不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在一个各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智慧、思想、权力的时代，怎么样和平相处，怎么样有秩序地生存，变成了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觉得就像费先生所说的，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在座的各位学社会学也要明确一些东西，要明确一些大的问题：基本的趋势、社会的基本走向、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则。明白这些大问题以后，做小问题才有奔头；否则，做小问题就纯粹是学究式的，我们不太主张学究式的学问，还是主张做很小的问题，但其隐含的意义可能是非常深刻的。你可能做一个很小的问题，但给大家的感觉却是引导社会或世界走向的一个东西，这是最理想的。我们不说空话，不是说中国未来怎么发展，但是要知道这个东西是个大问题，人和人怎么和平相处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任何时代人们都希望有个大治，但是在今天的社会里，反倒是乱胜过治。不是说这样不好，因为它可以让很多能量发挥出来，使社会很多思想暴露出来，然后才可能有所谓的大治；这个大治不是中国战国之后的大治。我认为费先生可能在想，世界或是整个人类发展下去的话，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寻求一个规则、寻求一个道义、寻求一种标准，能否大家都认同，这点很难。之前西方谈人权，现在谈气候，这些都是西方的角度，但是很难得到认同。我们看贝鲁特轰炸又死了好多人，总是不能达成一致。有一些根本的东西，在观念上对立，比如说文化，特别是宗教——如西方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但是中国是不是可能有智慧来弥合这些东西？我们有些观念，“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样的一些语言，看起来很普通，当我们把这些转述给西方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对他们而言是一个智慧。所以大家不要小看一些看似已经进入我们常识的思想家的东西。

最近看了一些闲书，发现我们对过去很多东西的了解都是片面的，都是从各种主义的角度来理解中国传统的一些资源。但实际上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来看，这可能是中国人的智慧比较早熟的一种反映，我们的思想很早就早熟，因为这种早熟，我们对经济、生活状态上的东西反倒看得很淡，所以没有像西方那样的急功近利。那么今天这种东西变得更加重要，我们说的很多思想都可以在我们未来的研究中体现出来。庄子这个人很有意思，在中国严格的儒家思想之下，还有庄子这样的思想，比如说，超越于社会和隐遁于社会这样的思想，给一些人提供了逃避的可能性。

这一卷的内容实际是非常丰富的，既有考古学的内容，也有历史学的内容，还有一些对自己老师的评价。我认为这一卷是一个转折点，转到文化自觉概念上的很重要的转折点。所以大家慢慢去看，想想你在去各地游走的时候，有没有这些感受，有没有把这些看到的现象转化成思想的能力。我想费先生做到了，他不是去了一个地方就去过了，他还在想问题。人如果习惯想问题，他的游走就不是简单的游览，他是靠那个游览去碰撞。人待在家里闭门造车是造不出来的，出去走一走，触物生情就会出很多的思想。思想是很奇怪的东西，有的人有思想也是在特殊的场景下出来的，有的人处在困惑的状态下有了思想，有的人可能到了名川大山有了一些思想。总之，大家学社会学、认识社会很多时候是需要思想的，不是简单的就事论事。比如说养老，大家去调查了，然后说老年人生活怎么样怎么样，说出来就完了。不是这样的，它背后还要有思想，它背后一定和更大的制度联系在一起。如果你到了香山，就看到香山的话，你就没有思想。看到香山，你看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你就会有思想。所以，还是希望大家从里头读出一些很有意义的东西来。

我自己读这卷的时候，感觉有些东西，以前我也没有注意到。有关中国社会学的看法，这个时候他已经发生一些转变，这个转变很重要，就是从经济的社会学转到了文化的社会学。还有有关顾颉刚的问题，关于顾颉刚和费孝通的东西实际上是可以写篇论文的。我去查了一下，顾颉刚关于中华民族的话题有一个讨论，这个讨论实际上今天还有意义，我们今天很多问题根本还没有摆脱早期的困境。也就是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跟帝国不一样，跟清朝不一样。大清帝国是帝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是中央和边缘的关系，是大一统，靠的是“礼”，就是你来朝贡，我就给你丰厚的回赠，构成一个朝贡关系，远方的人要去安抚他，近处的人要去管理他、制服他，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民国就不是这样。民国是叫“Republic of China”。“Republic”就是人民，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老百姓当家做主。这是从法国大革命来的，不要皇帝一人统天下。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天下，所以大家来出主意、想办法，来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来建立一个在社会契约基础上的社会。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因为人民之间是有差别的，学社会学的都知道，人民有信仰、种族、阶级的区别，所以就会带来一些差异。这些差异怎么来处理，西方是通过民族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比如，我是日耳曼民族，我就要建立日耳曼国家，那么你这个犹太人就要被清洗，给我滚出去。这就是现代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块领地，一个领地承载着一群人，由大家选举出来的首领来统治。但是在中国，实际上有各样不同文化的人群，那么这些人群怎么来变成大家是平等的，大家是没有分别的。这点实际上在民国时期是个主张，但是同时它又加了个“五族”的概念，就是五个主要的民族——满、藏、回、汉、蒙，主张五族共和。五族共和之后变成了所谓的五族自觉，非要分离出去，这是后来的一些问题。

顾颉刚说中华民族是一个虚称。我想他的含义是最好连中华民族都不要，就是一个中国人。但是这已经不可能了，当我们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时候，一定要围绕在一个什么之下。当然费先生是非常不同意这一点的。他说明摆着是有民族的，明摆着是有各个不同的民族的。但是费孝通没有把“多”走到极端，说民族是各种各样的就完了。他是用“多元一体”的概念，各种各样，但是都在一体。实际上，他已经在民族学和历史学之间有了一个中和，就是希望都统一在“一”的下面，又多样又统一。我们都喜欢这种状态，既有多样，又有统一。但是把握这个尺度是很难的：要统一，怎么来顾及多样；要多样，怎么来迎合统一。大家不要以为这是一个纯理论问题，这是一个政策策略的问题。我们处理西藏问题，处理新疆问题，本来都是国内的事务，大家都是中国人，但就是要有分别对待，否则就会出很多问题。这能不能长期地持续下去，现在看来是有问题的。很多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困难的。因为在强调多样性的时候，统一性就被忽视了，那么就会出来一些根本的对立。所以，我想顾颉刚谈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回头再讨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但根本没有解决的问题，一直放在那儿，费先生也不敢回过头来再深究，在这卷里头，已经把话都说到了，大家好好去读一读。另外，关于史禄国的讨论，他也是开了个头，关于史禄国的“psycho-mental complex”这个概念费先生翻译成“心态”，心理怎么样，和民族和人群连在一起。史禄国是一派，但是我们对他了解很少。实际上，我们需要回头重读这些人。其他有很多是一些走访，各处走，各处看，写下的随笔，大家也能写。大家慢慢地也能从里面感受到费先生关于中国乡村变化的看法，比如说，中国农村的“三级跳”，这样的概念也是很有意义的，很生动。我们能不能有这样一些有说服力的概念出来，这也是社会学中国化所需要的。我们好多概念都是西方的，有没有我们自己出来的概念去影响西方，这还是很重要的。费先生一直在这么做，他的“差序格局”也是这么想的，现在还在影响西方。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概念能够出来，大家也需要去努力。我先说到这里，下面请冯嘉曦和陈泉来讲。

第十三卷以小城镇研究为主，费先生在这个时期去过很多地方，特别是中国的中部和北部地区，有淄博、濮阳、滨州、温州、信阳、焦作、赤峰、广宗、震泽、铁岭、毕节、哈尔滨、黑龙江、天津等。他认为工业化水平的高下决定了农村经济水平的高下，农业工业化的趋势是由沿海向西在逐步扩散中，出现了所谓的黄金海岸和发展中的中部及欠发达的西部的差别。主要原因是很多中部地区，还限于经济作物的范围里，他们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副业的“庭院经济”，固然增加了一些农民的收入，但是发展很有限，所以即使在经济作物价格高的时候，农民平均收入也比不上发展了乡镇企业的。而西部地区情况更加严重，西部的企业不仅都属于过硬的计划经济，而且大多是军用企业，和当地农村不相联系，企业里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几乎都是从外地转移进来的，在西部形成了封闭性的工业孤岛，不能带动当地农村经济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开放工业孤岛，把现代城市逐步扩散到四周农村里，发展了乡镇企业和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