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存在于一个社会中较为固定的教育获得模式，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活动中不断运作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的存在通常取得了较为稳固的合法性地位，并为这个社会的文化所接受和支持。由于制度本身的惯性作用，使它具有了抗拒外在的制度性变迁和突发性历史事件之干扰的能力。本文的研究主题就是：尽管“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事件对某些年龄群体的教育获得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教育获得的一般模式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制度仍然基本维持着本身的存在，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在此期间以自己的方式抗拒着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影响。换句话说，文化大革命对我国教育获得的一般模式的影响是有限的。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于1996年所进行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本文采用历史事件分析方法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入学升学机会，即在某一时点上的入学升学事件的发生概率。具体方式是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来分析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个体的入学升学概率。本文所选用的自变量包括经济资本变量（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收入来源）、社会政治资本变量（父亲职位、家庭出身、父亲党员身份、家庭关系中的干部数量）、文化资本变量（父母亲的受教育年限、家庭藏书量）、个人教育生涯变量（上学年龄、学校等级）以及模型分组变量五个部分。

本文的基本发现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不同历史阶段遭遇组的比较而言，教育获得的代际传承模式在各级学校教育的入学、升学过程中，除文化大革命前期的高中入学风险组外，并无重大差异。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资本变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现了明显的正向作用。

第二，文化大革命期间，阶级出身标签对中小学各级教育机会的获得的影响是反向的，也就是说，阶级出身好，接受教育的机会反而更小。

阶级出身标签为所有研究文化大革命事件对个体生命历程影响的研究者所注重。一般认为，阶级标签对社会生活和个人生命经历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现得最为突出。但是，就对教育的影响而言，我们的发现与此基本相反，尤其就中学教育机会的获得而言。不好的阶级（资本家、地富反坏右），他们的子弟的小学入学机会在文化大革命前期、文化大革命后期是比出身好的子弟要强。在文化大革命前期他们的子弟升初中的概率是出身好的子弟的2倍（p＜0.01）；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他们的子弟升高中的概率是出身好的子弟的3.3倍（p＜0.001）。出身中等阶级（中农、城市自谋职业者、城市平民）的子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其小学入学的概率也是出身好的阶级的1.4倍左右；升入初中的机会在文化大革命前期和后期比出身好的子弟分别高出50%和71%；升入高中的机会也大约高出35%。

第三，权力资本对各级学校教育的升学都表现了很重要的影响。

①党员身份。父亲是否是党员对子女入小学的影响只在建国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入学风险组中有明显的体现。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入学风险组来说，父亲是否是党员，对他们初中以上的入学机会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升入初中的机会，在文化大革命前期和文化大革命后期，相对非党员子弟来说，分别是1.4倍（p＜0.01），1.6倍（p＜0.001）。在升高中时，文化大革命前期组党员子弟的优势无统计显著性，文化大革命后期组则是非党员子弟的1.5倍（p＜0.001）。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初中、高中入学风险组中，父亲是否是党员对子女入学机会的影响，没有统计显著性。但是对高中以上（大专、非正规大学）及正规大学具有显著的意义，党员子弟的升学机会分别是非党员子弟的1.5倍（P＜0.01）、2.2倍（p＜0.01）。

②干部变量。父母亲是否是干部，对小学的入学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表明具有显著的影响。同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入学风险组里，父母亲是否是村股级或以上的干部，对其子女升初中也没有确定的影响。但是对子女升入高中来说，则表现出较为确定的正向影响。在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入学风险组，父亲是干部，其子弟上高中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弟升学机会的2倍强（p＜0.05），母亲是干部的那些孩子，升高中的机会是母亲为普通人员的孩子的9倍（p＜0.001）。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组，父亲是干部的孩子，高中升学机会比非干部的孩子的优势相对有些减弱，但仍然是后者的1.5倍（p＜0.05）左右。文化大革命以后，父亲是干部，对其子弟升入初中具有较为确定的负向影响，其入学机会约只有非干部子弟的74%（p＜0.05）。文化大革命以后，较低阶的父辈职权对子女继续升学没有显著的影响。

③家庭外亲戚中干部数量的多寡对小学和初中入学风险组的影响是正向的，对高中及以上的升学机会的影响是负向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影响要比在文化大革命后的影响更为强烈。亲戚中干部每增加一个，文化大革命后期小学入学风险组的入学机会增加36%（p＜0.01），文化大革命以后小学入学风险组的入学机会增加44%（p＜0.001），文化大革命以前初中升学风险组的升学机会增加30%（p＜0.01）。亲戚中干部每增加一个，文化大革命前期高中入学风险组的升学机会降低36%（p＜0.1），文化大革命后期高中入学风险组的升学机会降低35%（p＜0.01），文化大革命以后高中入学风险组的升学机会降低14%（p＜0.05），文化大革命期间高中以上的入学风险组的升学机会降低30%。

第四，以前的受教育经历对个人升学的影响，因个人的遭遇而有所不同。

接受相同阶段的教育对个人的意义不完全一样，许多人发现，在一般教育获得模式中，学校的等级通常对一个人接受的教育质量有很大差异。由于重点学校与一般学校在教育投入、师资力量及教学管理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因而使得接受重点学校教育的学生在竞争后续阶段的受教育机会时具有明显的优势。以前就读的初中是否是重点中学，对升高中的各入学风险组的影响基本上都是正向的，其统计显著性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两个风险组中没有表现出来。对文化大革命以前、文化大革命以后两个风险组的影响分别是，重点初中是非重点初中的1.8倍（p＜0.05），1.4倍（p＜0.001）。以前就读重点高中的人，升入正规大学的机会都有明显的增加，其中以文化大革命前组最高，为非重点高中的7.3倍（p＜0.001）；其次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组，为3.4倍（p＜0.05）；在文化大革命后大学风险组中为2.1倍（p＜0.01）。

同样，个体完成前一个阶段的学业时年龄越大，接续后一个阶段的学校教育的可能性就越小。这在初中及以上的升学中都有明显的体现，尤其是高中升学。对初中升学来说，文化大革命后期风险组小学结束的年龄每大1岁，升初中的机会要少6%（p＜0.01），文化大革命以后风险组的升学机会少11%（p＜0.001），建国至文化大革命风险组增加10%（p＜0.001）。对高中升学来说，初中结束年龄每增大1岁，建国至文化大革命风险组的升学机会降低21%（p＜0.05），文化大革命前期风险组降低34%（p＜0.001），文化大革命后期风险组降低38%（p＜0.001），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入学风险组降低18%（p＜0.01）。

从上面的这些比较性描述中，我们可以归结出如下几点总结性结论：

①文化大革命对教育获得模式的冲击是存在的，但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以不同的方式努力抗拒着这种冲击，这种抗拒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通常是有效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抗拒形式是利用这种冲击所造成的混乱，透过父辈的权力因素影响子代的升学机会，从而也是延续着教育获得模式中的代际影响。

文化大革命前期教育的代际传承模式，尤其父辈的教育水平对子代接受高中教育的影响，几乎呈现出一种负效应。文化大革命也同样削弱了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对文化大革命前期入学风险组的升学机会的影响。这显然是教育获得一般模式中的一种反例。不过，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入学风险组，一些教育阶段的代际传承的意义也并未完全消失（如父亲对子女升初中的影响），在另一些教育阶段，母亲的教育程度的作用有明显体现（如小学入学）。更为重要的是，教育获得的代际关联模式在文化大革命前期入学风险组中改变了作用方式，父辈权力的作用更加突出出来，教育传承模式成了当时政治体制中的一个潜在构件。因此，在浙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事件并未在真正意义上破除各级入学风险组获得教育机会的代际传承模式，相反，反而有可能是在加强这种模式的代际关联意义。但是，权力始终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参与竞争的重要筹码。比如在解放前，小学、初中教育尚是一种较为稀有的资源，父母亲有一定的职位，其子女的入学、升学机会就高出一般人许多。这种趋势在一直明显地延续下来，直到某种教育不再稀有、或不再成为竞争的对象，或者某种权力已经无能为力。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教育机会的获得方面，最重要的权力运作场域是对高中教育机会的竞争。这是因为：在高中教育机会获得上，文化大革命使权力为个体牟利而运作具备了可能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教育政策改变了原来的进入壁垒形式。在原来的教育体制中，中学以上的教育进入壁垒一直主要由学业成绩来决定，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政治挂帅成了学校教育体制的主导，中小学实行9年一贯制，废除考试、留级制度，对于高中入学，则采取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显然推荐的权力落在有职位的人手上，因而学业成绩的进入壁垒标准也同时部分地被政治和权力标准所置换。Ⅱ.在农村，中学的办学权力下放到人民公社或由人民公社与生产大队联办，在城市，许多单位、企业、军队自办学校（俗称“子弟学校”），这样，农村各级中小学、城市的部分中小学的运作落入了哪怕是只有较低职位者的权力运作范围之内。

这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高中入学风险组的升学机会中，父母亲职位权力的影响非常明显地突出了出来。而一旦恢复了考试制度，高中的进入壁垒重新回到学业标准的时候，较低职位的权力影响就不太容易了。较低阶的父亲职位甚至对文化大革命后的初中升学有明显的负向效果。

②教育获得模式本身作为一种制度性存在，内部具有一种抗拒干扰、迅速恢复平衡、维护自身存在的特定运作机制。

数据表明，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全破坏社会的代际传承模式，相反，原有的传承模式在受到外在干扰冲击后，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恢复了内在平衡。那么，这种制度性回复是如何实现的呢？前面所分析的关于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抗拒干扰的努力，当然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以家庭为主体的社会单位，面对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会从各自的处境出发，尽可能有效地配置已有资源来从事对当时处境最为有利的可得性资源的竞争，其中也包括对文化资本的竞争。因此对文化大革命这种破坏性因素的抵制力量，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来自社会个体自觉的理性选择行为，其反应之迅速，远强于正式的组织化行动。而且，像教育获得模式这样一种非正式的“无形制度”的存在，或者说制度本身的自觉性维护，正是通过无数这样的非正式化的个体活动的努力来实现的。教育获得模式正是这样一种非正式的“无形制度”，它的潜在形式也正存在于特定人群的社会记忆当中，体现在人们对教育价值的根深蒂固的认识之中。它是一种通过人们所坚持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意识指导下的行动方式，它通常不易为人们所察觉，即使是行动主体本身，但它对制度的维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传统社会总是对教育价值予以积极的肯定，教育本身以及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人们的心目中一直有着很高的观念地位，为人们所敬重。注重教育价值的风气、观念、生活方式，经过无数代人的淘汰和强制性改变或加强，使得其表达的核心内容越来越精练，重心也越来越突出。文化大革命是新的一轮“洗礼”，是对其核心内容的一轮空前绝后的强劲冲刷。面对着这种由“武器的批判”所支撑的观念洗刷，个体有意识的选择机会实际上极为微弱。但无意识领域的顽固性、社会记忆的持久惯性，仍然意味着需要洗刷者付以有耐心的时间。

那些被划分为不好的阶级，一部分是旧体制下的传统精英，像地主、富农、资本家；一部分是新社会中的教育精英，像右派分子。他们或者在旧社会饱读诗书，或者耳濡目染浓厚传统文化中几近苛严的尊师重教之规范与风气。对教育重视的理念在他们的心目中扎下了极为深厚的根基。因此他们可能是此类社会记忆最为完整的保存者。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这些出身不好的阶级历来都是进行“无产阶级专政”而被打击的对象，在残酷斗争中，他们在物质层面上全面退缩了，各种新体制带来的惠益对他们来说都恍如隔世。对于这些受排斥的群体来说，中小学教育是惟一无须多少投资的可得资源（其他绝大多数利益都把他们摒绝于进入壁垒之外），但这也远不如出身好的阶级那样稳定，因为他们随时面临被扫地出门的危险。但只要有生命的存在，就会有争取生存的挣扎，就会与残酷现实展开最为隐秘而巧妙的博弈。同时，这惟一允许他们获得的益处，又是他们的记忆中极具价值的部分，因而也是他们在现实中重点博弈的对象。他们在政治斗争中的屈服、俯首甘为，表现出的老实改造、脱胎换骨，争取到的则是子女入学升学的权利。这些受社会排斥的群体，把自己的最后看家本领用在无人注重的场域竞争中，获得的结果无形中成了政治压迫的一种补偿。

而对于那些出身很好的人来说，由于教育、文化恰恰是政治斗争领域所不齿、或极力贬低的因素，所以，尽管关于教育价值的印记也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中，但是当社会最底层的人因外在压力而迫使他们反思、并加以保留的时候，这部分出身好的人却可能或者随潮流而有意识地抛弃教育价值的观念，或者调动资源去竞争当时认为更有价值的其他物事，这样，相对出身不好的人来说，他们反而忽略了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争取或保存。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阶级出身不好的阶级，其入学升学机会反而比出身好的子弟要高的原因了。

（原文刊载于《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原文约25000字。作者时系中国人民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