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时，一声惊叫刺进了深宵的黑暗，与往常没有两样。阿英又做了同一个噩梦，并且惊叫起来。我给那鬼魅似的叫声惊醒了，然后，夜又沉入了深深的宁静之中。

1995年11月至1996年4月，我在深圳一家港资电子厂当全职工人，1195356阿英是在这家工厂做事的一个“打工妹”。我们工作的这家公司，名叫Meteor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Meteor）。我到这里来的初衷，乃是研究中国在把它的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到世界经济体系的背景底下，中国女性的工作生活和身份的变化。1195357但到了田野考察的最后阶段，却不期然遇上了这些惊叫和梦魇，一种身体政治和叛离的文体开始展现眼前。

惊叫声之后是一片可怕的寂静。那一片寂静并没有使我裹足不前，反而在那一刻给我打开了人类痛苦和叛离的崭新可能性。我无法不为一种抗争文体的诞生而着迷。以下是就这种新文体提出的一些问题：

第一，一种关于惊叫的社会人类学能否成立？那惊叫本身并无言语，它以刺耳的声音淘空了意义，以巨大的力量破坏了语言。怎样才能记录这惊叫、理解这声音？为不可能言说而言说的极限和可能性在哪里？

第二，一种关于人类痛楚的文化研究能否成立？如果不得不为痛苦执言，那么，不同的人类痛苦经验之间又是否有文化差异呢？

第三，一种关于抗争的次文体能否成立？倘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为人所诟病之处在于其把梦魇和惊叫统统归入无意识领域，那么，我们能否认为抗争的可能性就在意识与无意识的交界？福柯（Foucault）把梦解读为人类自由的一次长途跋涉，我们从中可以有什么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