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曾以中国传统社会中国民的流氓性作为法治制度的对照，指出“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同时“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上述两种参商相悖的特性是怎样在我们国民性格中结成一体的，离开了对流氓文化的认识则无法说清。而对中国流氓文化的分析以明代为切入点，不仅因其在明代的空前发展，还因为：流氓文化与专制政体之间的关系在明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展露出来。

相对于宗法伦理制度来说，明代中后期横行无忌的社会欺诈和流氓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反文化”，其基本功能是破坏、腐蚀和消解一切正面的社会价值准则。但如政治社会学研究指出的：“反文化”并非只与主流文化相矛盾，相反，它往往与社会体系的正面价值彼此支撑。而明代中后期流氓文化的膨胀，就恰是从明代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基本走向中发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