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一直是研究中国当代社会时的一个核心问题，但以往对这种关系的探讨，很少通过对一个具体事件的“深描”来真切地展示国家与农民的实践关系的复杂性。本文以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遗留问题”为切入点，通过细致讲述西南一个水电站的移民集体上访的故事，展示了国家和农民是如何在中国当代独特的社会权力运作机制中互动的。

由于大河电站在兴建时的设计失误，大坝下的许多土地遭到了意外的淹没，使以土地为生的农民陷入了生活的困境。但农民并不是简单地将自身的苦难和困境描述给国家就能够马上得到补偿。因为在1949年后结构科层化与功能科层化相互分离的情况下，国家总是面临着解决不完的问题，其治理雄心与治理技术始终是相互脱节的。层出不穷的遗留问题注定了要与气势磅礴的目标、轰轰烈烈的建设相伴相生。移民要使土地补偿问题纳入到政府解决问题的议事日程中，就必须不断运用各种策略和技术把自己的生活困境建构为国家本身不得不面对的紧要问题。这种问题化的技术既体现在“诉苦”的话语实践中，也体现在与之相联的非话语实践层面。也就是说，电站地区的农民为了使国家在千头万绪中意识到他们的土地补偿问题的严重性，就必须不断通过“说”与“闹”的问题化技术，把农民自身的生存困境建构为危及到“安定团结局面”因而是政府不能回避、推诿、拖延和敷衍的重大问题。所谓“说”是指农民对自身苦难以及苦难的归因的叙述技巧（如“灾民”话语的生产）；所谓“闹”是指“逼迫”政府立即着手解决问题的策略性行动（如越级上访、到电站吃饭和干扰人大代表的选举动员）。我们在细腻的叙事中可以看到，电站的农民既运用正式的制度要求和边缘的越轨行动把本想躲躲闪闪的地区硬拖到了谈判的前台来，又通过贪污问题的引入把上推下卸的县政府塑造成了无可推卸的责任主体，还在“落实上面的政策”的旗帜下把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间本来是心照不宣的变通逼到了令其尴尬难耐的光亮之处，似乎全然不像我们通常心目中的弱者。

然而，如果我们把“问题化”看成是移民在上访中用各种行动策略和技术手段来使遗留问题得到政府重视的努力的话，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那些策略和技术的适用性并不是没有不可逾越的边界的，我们可以把这一边界称之为“问题域”。具体而言，问题域既包括了移民诉说遗留问题的话语边界，又包括了他们为向政府施加压力而去“闹事”的行动边界。前者是怎样在“诉苦”中把遗留问题建构为一种局部性的社会危机而非结构性危机的问题；后者是既要能够使政府感受到问题的紧迫性，又不能授以政府动用暴力的口实的问题。“问题化”过程犹如移民与国家进行的一场“游戏”：一方面，国家是在尽可能快地恢复社会秩序的前提下考虑如何尽可能小地“开口子”；另一方面，移民则是在不断试探着、寻找着从国家那里“挤”出更多的补偿的可能性。一方面，上访者特别是上访精英始终面临着被手握大量资源的基层政府官员报复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虽然国家在1982年后制定了信访工作中的“文明接待”原则，对闹事采取慎用暴力的态度，但暴力的阴影始终存在着。事实上，“闹事者”一直是在大胆试探着政府“开口子”和“揭盖子”的可能性的同时又在小心翼翼地躲避着这两种潜在的威胁。移民与国家在围绕上访、“闹事”的互动中存在着一条隐秘的话语和行动边界。尽管问题化的边界通常与政策条文和法律规范这些文本的规定并不一致，它也并非是由国家或移民单方面决定的，也从来不是清晰和固定的，其弹性是随着双方的互动而不断发生着伸缩的；但农民的“说”与“闹”的确存在着一条虽然模糊、但又无时不在的界限。农民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去上访，但却不能在诉苦中怀疑既有权力支配秩序的合法性；可以指责区和公社的干部为贪官，但却不能宣称上面毫无解决问题的诚意；可以成群结队去电站“闹饭吃”，但却不能破坏电站的生产。如果说移民与国家在互动中都各有其行动边界，那么，农民为什么要“说”与“闹”以及“说”与“闹”的界限恰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分析他们与国家关系的平台。

最有意味的是，在这场农民与国家的混战中，双方的初始动因和预料结果都改变了。对农民来说，上访的目的是通过问题化过程来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而又能避免被报复的危险。尽管对电站土地补偿的标准最后达到了全省最高标准，但是在山阳乡的冲刷区，精英实现了全身而退，却使普通群众失去了本来可以得到的更大的经济利益；而在库区的其他地方，尽管其经济利益得以实现，但精英个人却横遭报复打击乃至牢狱之灾。对地方政府来说，是要通过摆平上访来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但不仅这个耗时20年的摆平至今仍留有尾巴，而且，更要命的是，在大河电站地区已经生长出了一种不信任的结构，使农民深感这里的天空总是见不到阳光，公认“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为解决问题的法宝。在这场拉锯战中，正面交锋的双方没有谁是真正的胜者。“遗留问题”已经制度化为社会支配权力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本文在方法论上的一个特色是将讲故事的方法运用在社会学研究上。通过对整个事件过程的详尽追述，本文使社会行动者之间那些复杂的、有时纯粹是偶然或随机的关系不是被线性的、单义的或结构的因果关系所排除，而是被充分地凸现出来。这个故事并非用于某种总体概括的“个案”或用于某种理论分析的“例子”，而就是停留在事件“表面”、充满模糊感和权宜性的实践逻辑的展示，我们由此可以看到权力运作在乡村生活中多种可能的方式以及各种权力技术是如何相互耦合起来的。

（原文载于《清华社会学评论》第1辑[鹭江出版社，2000]，原文约28000字。作者应星时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晋军时系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