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不论社会发生过怎样的变化，文化传承和社会化的内容有何不同，其传递方向和教化者与被教化者的角色总是固定不变的：就文化传承的方向而言，总是从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但是，上述现象自近代以来逐渐面临挑战，在现代化不断推进的同时，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这种改变的深度和广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变得日益明显，以致我们常常可以在同时生活在世的两代人之间发现明显的差异、隔阂乃至冲突，这种冲突预示了单向的由父及子的传统社会教化或传承模式的危机。由于社会的急速变迁，以及面对这种变迁亲子两代的适应能力不同、对新事物的理解和吸收快慢不同，在亲代丧失教化的绝对权力的同时，子代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反哺能力”。这种由年轻一代将知识、文化传递给他们生活在世的前辈的“文化反哺”现象，在中国社会近20多年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变得愈加明显。

本文从“文化反哺”这一出现在急速的社会变迁时代的新型亲子传承模式入手，深入探讨了社会文化变迁对亲子传承或曰家庭内部社会化内容和模式的影响。

研究根据所讨论的问题性质，使用了现在十分流行的“典型小组访问法”（focus group interview），希望通过多人参加的、热烈的小组讨论给予参与者以有益的刺激，从而激发出个别访谈时可能忽略或想不到的意见和互动细节。通过对9个家庭的深度访谈，作者获得了有关代际关系的大量深入、丰富的感性资料。

研究表明：①在我们目前这个发生急剧社会变迁的年代，亲子之间的“反向社会化”或曰“文化反哺”现象不仅已经出现，而且成了与传统的文化传承模式相对应的新型文化传承模式；尽管在以往的时代中，每逢一个社会出现大变迁或大动荡，也常常会使父母原有的知识失去传承的价值，并转而向子女寻求新知识和新信息，但其广度和深度都远远不能和今天相比。②在亲子之间发生的这种“文化反哺”现象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十分广泛，从价值观的选择、生活态度的认定、社会行为模式的养成，直至对各种新器物的了解和使用；而在文化的表层（行为或器物层面）这种现象更为明显。一方面，这说明，今天出现的“文化反哺”现象或子代对亲代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另一方面也说明，这种影响的大小受到亲子双方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固化程度甚至子女的多寡、亲子职业的不同、家庭所在地区的影响。③子代向双亲进行“文化反哺”的能力或他们的“话语权力”主要得自于他们对新事物具有较高的敏锐性和接受能力、他们受传统的束缚较少，以及他们凭借语言和器物接触的优势而获得的从媒介、广告、市场、同辈群体及生活本身获取社会信息的便利性、对生活意义进行解释的权威性；无论是话语权力的丧失还是获得，都不仅仅取决于亲代或子代个人的智商、兴趣、爱好、能力，更与因社会变迁而造成的两代人的差异有关。因此，“文化反哺”或亲代不如子代的现象，就不是某个家庭上演的“忤逆”闹剧，而是我们这个变迁急速社会日日上演的常规剧目。④“文化反哺”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动摇了传统社会“长者为尊”的地位，使得双亲常常会遇到来自子女的各种反叛和挑战，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前者对变迁社会的顺应能力。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寻找的有关代沟问题的解决之路，或许就有了更为坚实的现实基础：那就是，两代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与相互学习。而本项研究也无意于否定一般社会化或传统的文化传承模式在今天依旧具有的作用和意义，我们只是希望人们对“文化反哺”这种尚未获得社会重视的一种新型的文化传承模式给予应有的关注。

（原文刊载于《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2期，原文约20000字。作者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