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文章里，观念创新被理解为发生在群体组织内部的人际交往的诸多结果之一。在这类人际交往过程中，符号的意义被每个参与交往的个体加以阐释并达到均衡。参与交往的个体靠了对历史上已经实现的均衡状态加以观察和阐释来习得特定传统中的个体理性及理性行为。但所有这些概念都没有明确刻画出新观念产生的细节。这些细节包括两个主要的方面：①主体注意力在各种观念之间的配置过程，由主体对特定观念的注意所引发的深层体验，注意力的转移和创新的“潜伏期”，以及深层体验和潜伏期所孕育的“顿悟”；②创造着的主体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从其他主体那里获得的“观念”，“联想”，“间接体验”，“感悟”，“冲击”，以及对既有知识的“再阐释”。

这篇文章仅描述和澄清了符号交往的经济学含义。在社会学的诸多流派中，三个主要学派对当代经济学思考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①关于“冲突”的理论；②“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理论；③“符号互动主义”的理论。

在我看来，这三个学派中，由米德创始并由布鲁墨尔加以系统化的“符号交往主义”所提供的视角，最接近经济学理性个人主义的博弈论视角。且后者的分析方法，尤其是博弈论.工具，可以为前者所用。另一方面，后者所缺少的社会理论的洞见，也可以从前者得到补充。

对人类而言，逻辑和语言都属于“符号”范畴。儿童在能够理解逻辑符号和语词的含义之前，总要经过两个以直接体验为基础的认知发展阶段：①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指认”，即场景认知阶段。这一认知过程使大脑皮层相应的神经网络得以建立指号与所指的事物之间的联系；②语法认知阶段，大脑必须在已经建立的“指号-事物”神经网络之间建立起“模式”联系，从而能够产生“意义联想”。

米德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中指出：“个体意识是通过人际对话内演为自我对话而形成自我意识的”。在自我对话过程中，宾我（“Me”）通过观察和评价主我（“I”）的表演，建构“自我”意识，这与费希特的“自我”观念十分接近。米德强调，意识绝非仅仅与自己对话就能够生成“自我”。主体的自我对话是以主体之间的对话为其语言和体验基础的。由此，“语言”就在自我意识的发生过程中占有了极端重要的地位。米德分析了人类语言的早期形态——“身体语言”。他指出，身体语言的使用者要使这些符号具有意义，必须满足下列条件：①符号只是在特定的社会交往场合中才显现出意义；②符号对我的意义，在“我”对“你”的行为给予阐释和与“你”对话的过程中演变；③符号交往的原始条件是“激情”，必须有主体间交往的冲动，主体才有交往行为。

这样，米德把自己的立场总结为：①自我意识和智慧开发的心理能力，是生物漫长的演化过程的结果之一。②人类心理和智慧的发展，是在给定了作为物种演变结果的心理能力之后，通过社会交往的各种场合实现的。“主我”在社会场合中表演，并与“宾我”对话。③根本性的人生态度的转变，只能从社会交往过程中演化地发生。没有任何个人可以指望重新组织整个社会生活。

布鲁墨进一步发展了符号交往理论，他的思想可以概括为：①现代社会已经不可能继续忽视人的个性了。社会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人组成的群体，因此，对社会的理解必须以对个人行为的理解为基础。②具有自我意识的人的行为，不再简单地是动物的条件反射行为；人的行为动机与行为的目的性，是以自我意识的能动精神为前提的。③我的“自我”对他人的“自我”的行为，在作出反应之前必须首先给予阐释，我总在试图理解他人行为的意义，并根据我对这些意义的理解，调整我的行为。④行动着的个体，以沿时间发生着的社会场合为其行动的参照系，社会力量则通过这一参照系对个人的行为产生影响。⑤符号，它的各种形态，在上述的“社会-个人”共生演化过程中起着“本体性”的作用。

这样，我们的讨论便自然地引申到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以及他提出的“实践着的个体性”的概念。哈贝马斯在回顾了西方语言哲学和语言学思想之后，提出了下面的看法：①符号的“意义”可以，而且应当，由三方面的因素综合界定：（甲）发信者所理解的符号意义；（乙）收信者所理解的符号意义；（丙）符号交往所处的具体情境；②从符号交往过程中，涌现出上列的三种关系；③所以，有必要简述哈贝马斯提出的符号交往行为的“广义语用学”。

以下要描述的一般均衡的符号交往理论，与哈贝马斯的上述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吻合的。

符号交往的局部均衡分析：

先讨论只涉及两个符号交往主体的情况，A和B，他们各有一个体验的集合，EA和EB。信号R与Q在他们之间的信道传递，主体的注意力在R与Q之间分配，噪声则构成了社会背景的一部分。我在其他文章里讨论过，主体的注意力的配置，依赖于主体的知识存量的结构。

现在讨论主体在其体验集上的“最强分类”的概念。

假设一：存在主体i的体验集，E_i，i∈I≡{1，2...N}。

体验集的元素可以用罗素的“直接体验”，“间接体验”和“内省体验”加以分类，也可以理解为是在詹姆士所说的“意识流”内，根据特定的个体的心理特征，按照个体在每一“瞬间”能够注意到的意识的“内容”，界定集合内的各元素。

假设二：存在主体i的符号集X_i，使得∀_e∈E_i，∃x∈X_i，e∈x，i∈I≡{1，2...N}。

这一集合的含义是：①在每一给定的时刻，主体的有限理性使主体有能力对其有限的体验集内任何体验e加以分类，判断其是否属于某一概念x。②符号集的元素，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概念”。③当主体以符号x表达体验e时，他实际上是以体验e来理解符号x。在逻辑上，同类的体验之间是等价的。但在现实世界里，主体总倾向于把“典型体验”当作一类体验的代表元。④存在着不可表达的体验，这类体验不属于假设一所定义的体验集。⑤假设一所概括的体验，∀∈E除了∃∈X，e∈x语言，在这样的表达之外，不可能有其他表达方式。此处x∈X是E体验集的子集，而X是体验集的一切子集的集合 的子集。

假设三：对任一主体，如果X是E上的一个分类，即 ， ，x∈X， ， ，那么存在E上的最强的分类 ，∀A，使得，∀x∈X， ， 。

对于假设三的说明是：①给定体验的集合，分类总是存在的。②只要有足够丰富的体验和对这些体验给予足够多的注意力，主体总可以从一个比较粗糙的分类发展出更为细致的分类。③如果没有新的概念，单纯地增加新的体验绝不会改变原有的分类。因为新体验在找不到新概念来表达自己时，只能利用旧分类里的概念，尽管这使原有的概念变得更加充实，而更丰富的体验总会产生冲动去寻找新的概念来表达自己。④有限理性，意味着主体在任意给定时刻，只具有有限强度的分类，即，全体分类的集合，按照假设三所定义的分类的强弱关系，所构成的全序子集，总有“上界”。那么根据Zorn定理，全体分类的集合包含它自己的最大元，即该给定时刻的“最强分类”。

假设四：给定E_i，上的最强分类X_i，对发信主体j≠i，j∈i≡{1，2...N}，所发出的任一符号R_ij，对任一受信主体i而言，有以下运算：

（1）存在理解R的边际成本，以i的边际负效用的绝对值来衡量，即

（2）存在理解R的边际收益，以i的边际效用来衡量，即

（3）优化问题： ，F（a，R）≡0， 满足解的存在性条件（二阶条件）

这一假设隐含着如下结论：

①作为人类交往行为的“理解”，它的成本与收益最终可以归结为理解的主体以“效用”测度的成本与收益；

②没有两个主体对同一符号的理解完全一样；

③主体并非总能从改善对其他主体的理解中获得收益。一个极端的情况是：边际成本曲线与边际收益曲线没有交点。这时，从主体效用最大化的立场出发，主体根本不需要理解。

此外，“偏见”，是一种值得提出来单独加以分析的现象。在我另一篇文章里，偏见被看作注意力在特定方向上配置的积累性结果。尽管造成偏见的原因很复杂，但他们导致的结果可以归结为注意力配置的“偏见”。即，主体对特定发信者的信号或对特定信号所配置的注意力，由于“历史原因”而偏离了假若没有这一“历史原因”时的配置状态。

符号交往的一般均衡分析：

在上节的四个假设中，前三个仍然适用于一般均衡分析。假设四则仅限于局部均衡分析。从假设四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把最强分类中任一个符号概念当作“点”来处理。进一步，我们引人下面的假设：

假设五：对任一符号，s∈S，任一主体i∈I≡{1，2...，N}根据其体验集E对s作出的解释通过符号交往而被任一主体j∈I≡{1，2...，N}理解为S，后者在体验集E上获得定义。令记号Δ（s）表示从集合s≡{s，s...，s}生成的单纯形，即 ，称Δ（s）为该主体所理解的关于符号s的“符号交往状态”。基于“局部均衡”的分析，我们发现在s和s之间通常会存在不对称性，尽管二者都是关于符号s的解释。解释的不对称性，来源于不同主体的不同体验集以及对体验集的不同分类。

假设六：对任一主体i∈I≡{1，2...N}，给定任一符号s∈S的交往状态，s_i≡{s_i1，s_i2...，s_iN}，存在该主体的选择算子，φ_i：X_i→X_i，满足：

①上半连续性：∀x∈X_i，∀x^k∈X_i，x^k→x，y^k∈φ_i（x^k），y^k→y，则：y∈φ_i（x）；

②关于理性选择的“弱一致性”假设，即{x⊇y，φ（x）∩y≠0}→φ（y）=φ（x）∩y；

③把X_i的紧凸子集仍映射成为紧凸子集。

在一般均衡的分析中，假设六所描述的性质或许是所谓“一般均衡存在性定理”最核心的假设了。基于这一假设，通常总可以找到一组适合现实情况的“工作假设”来运用关于集合映射的不动点定理——Kakutani定理，从而证明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在上列假设下，可以证明：由N个人组成的关于任一符号s∈S的交往过程最终收敛于某个“不动点”集。即存在集合 ，φ（R）⊆R，此处φ≡{φ，φ₂…φ}。而集合R在主体i∈I≡{1，2...N}的观念空间里的投影R｜Δ（s）正是该主体在一般均衡条件下对符号s给出的解释。

简短的结语：

我在这里所做的，无非是把数理逻辑，数理经济学以及经济学微观基础理论运用到符号交往领域里，得到了类似经济领域里的“一般均衡”结构。只要有个体选择的自由，只要个体选择的对他人行为的解释满足某种理性假设（例如这里用到的“连续性假设”），那么交往着的一群个体就总是有“一般均衡”可以追寻。只要“均衡”存在，对均衡状态进行实证研究就总是可能的。因此，我把均衡分析视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基础，离开了这一实证基础，“社会”研究就没有“科学”可言。从上面的假设三所隐含要求的Zermelo选择公理引出的交往过程，可以使得选择的意义范围趋于一致，即对符号的理解趋于一致，这样就产生了“语言”。其意义一致的程度使体系内每一符号的“核心含义”被群体内多数个体认可，从而能够用来解释新的符号的意义。观念创新与符号交往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个体的不同体验以及基于个体体验差异的分工与专业化的好处，激发了符号交往的冲动。而后者反过来丰富了个体对符号内涵的体验，导致了观念创新的冲动。

（原文刊载于《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1期，原文约18000字。作者时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