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上海基层社区组织的协调机制呈现出新的理性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正自觉不自觉地调整着自己的社会角色，开始在他们重建的社会秩序中体验着新的行为规则。1995年上海市实行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城市管理体制，随后又提出了探索和完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新体制。这些新体制的出台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上海基层社区的实际生活正趋于脱离国家传统行政的管理范围，越来越显露出其社会性。

事实上，随着“单位包干制”不断向“社区自理制”转型，上海基层社区逐步形成了居委会、物业公司、业委会并存的组织格局。前两者分别以行政关系和产权关系为基础，后者以社会关系为基础。它们属于不同的“关系共同体”，掌握不同的资源。在康健街道，它们被称为“三驾马车”，是社区生活管理的决策中心。

“三驾马车”有各自的工作载体，也有各自的运行逻辑，但它们在实际运行中有资源互补的依赖关系。在面对基层社区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时，每个组织都有借助他人资源的需求，而达到这种“资源共享”的要求会使作为参与者的组织成为行动者，它们之间经常会出现诸如原则、对策、人力、场所等方面的“交易”。在这种关系的构造过程中，行动者为支配某种局面往往要通过某种“权力游戏”进行“协商”或“交易”，从而形成了偶然性的社会秩序。在康健街道最基层社区的社会生活中，我们发现社区组织之间为了实现“资源共享”而形成了竞争、合作、冲突等关系方式。在这背后，我们还看到了：社区组织为了使所需要的变化成为可能，如何追求居民认同的过程；在权力关系中的行动者不能以自身组织的规则来处理与其他组织的关系，而必须遵循“权力游戏”的规则。从这个角度出发还可以看到，传统的行政“命令式”的单向服从的关系模式正在向“协商式”的双向服从关系方式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组织不能无视自己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更新。

（原文刊载于《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4期，原文约11500字。作者系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