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概括分析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市场转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对这种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本文将表明，要深入研究这场市场转型的逻辑和机制，就需要深入到这个过程的实践层面。而中国的市场转型过程，恰恰为分析市场转型过程提供了一个极为合适的案例。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苏东和中国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在从根本上改变着这些社会的基本面貌。对于这样一场变革的研究，也许会成为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的源泉，就如同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生成为几个世纪前许多社会科学学科的诞生和学科化的灵感来源和动力源泉那样。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探索新的理论范式的工作开始了。新的理论范式的目标是，既能够对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重新进行解释，又能够面对80年代以来的市场转型和社会转变。对于这种新的理论探索，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anos Kornai）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匈牙利裔美籍社会学家撒列尼（Ivan Szelenyi）则正面面对东欧的市场转型及其社会后果。市场转型研究新近的一个重要进展是伊亚尔（Gil Eyal）、撒列尼等人的《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一书的出版。在《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这本重要的著作中，其理论的视野已经由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社会不平等和精英形成问题转向整个社会的形态（后共产主义或后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形成过程，并力图将对这种社会形态的研究与社会学的经典理论联系起来。

概括地说，布达佩斯学派对前共产主义国家市场转型的研究，具有如下四个特点：第一，无论是对于市场转型的研究，还是对于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研究，布达佩斯学派所关心的主要是其正式组织和制度等结构性特征。第二，对于结构性特征的关注，主要是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的。特别是撒列尼所主持的中欧精英转换的研究。第三，基本的理论视角是自上而下的，其对精英问题的重视，突出表现出这一视角的特征。第四，作为上述三点前提和基础的，是布达佩斯学派所研究的市场转型国家，主要是东欧，特别是中欧的匈牙利，在这些社会中，市场转型伴随着政体的断裂。

而中国的市场转型过程与之明显不同。第一，政体和意识形态是连续性的，在改革进行了20多年后的今天，居于支配地位的仍然是原来的政体和意识形态；第二，由于政体和意识形态是连续的，许多重要的改革和转型过程是使用变通的方式实现的；第三，在变通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开始的阶段，新的体制因素往往是以非正式的方式出现并传播的；第四，非正式体制的生长和发育，往往是发生在体制运作的过程当中。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国市场转型的时候，必须对非正式因素，特别是对体制的运作过程，给予足够的关注。这就需要对市场转型的实践过程给予足够的关注。

在最近的几年中，我们一直在倡导一种实践的社会学。这里所说的面对实践的社会学，强调的不是社会学这门学科本身的实践性，不是社会学知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可应用性。面对实践的社会学所强调的是，要面对实践形态的社会现象，要将一种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面对实践形态社会现象的社会学，意味着将社会事实看作是动态的、流动的，而不是静态的。也就是说，社会事实的常态，是处于实践的状态中。就如同在印象派画家的眼中，空气和阳光是流动的一样。90年代中后期，我们曾经对转型中的中国农村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进行过一系列的研究。这些研究都是以个案研究的方式进行的。这些研究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实践形态。

实践的概念，是布迪厄领回来的。而且他对于实践特征的分析，也可以给我们非常重要的启发。他讲得最好的是实践的紧迫性。因为这是实践本身所独有的。重要的不是紧迫性本身，而是通过紧迫性我们可以理解实践的独特性以及静态结构层面上不具有的品格。因为这种特性和品格，在实践的活动发生之前，是并不存在的。只有在实践中，才出现了时空的问题，紧迫性才出现了。但在把实践社会学付诸实践的时候，布迪厄失败了。他对实践的分析仍然是钟情于定量和结构分析，对于总体性本身在实践中的生成机制，他几乎完全没有涉及到。我觉得是否可以说，他是用一种非实践的精神与方式对待实践的。原因是他将实践抽象化了。于是实践就死掉了。惯习、场域这样的概念，虽然单独地使用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却没有激活实践。只有再现实践的活的、热闹的本性，我们才能真正地面对实践。我们才可以看到实践的独特性之所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实践是一种链接，一种黏合，是社会现象的再生过程。

我们提倡“过程一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目的是为了接近实践形态的社会现象。或者说是找到一种接近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途径。布迪厄在倡导实践社会学上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找到一种面向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途径。实际上，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是非常难以接近的。“过程一事件分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把实践弄死的地方重新激活了它，让实践真正成为一种实践的状态。事件性过程的特性是把实践状态浓缩和集中了，因而包含了更多的信息。这是其一。其二，事件性的实践过程，具有一种创造性的机制。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链接与黏合，是一种生成的机制，是一种过程的再生产过程。其三，也是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实践状态的可接近性。但是“过程一事件分析”只是接近实践，并不是分析。对实践形态社会现象的分析，是需要另外讨论的一个问题。

在一系列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对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研究概括为四个环节，即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正如前面已经表明的，过程实际上是进入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入手点，是接近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一种途径。而在对过程的强调中，我们更加重视的是事件性的过程。因为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逻辑，往往是在事件性的过程中才能更充分地展示出来。而机制则是逻辑发挥作用的方式。比如，在收购订购粮的案例中，通过对那些权力非正式运作机制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非正式的因素是如何在正式权力的行使中发挥作用的。而技术则是指实践状态中那些行动者在行动中所使用的技术和策略。对这些技术和策略的强调，主要是为了凸现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因素。实践是实践的参与者能动地发挥作用的过程。这种能动的作用，是塑造实践逻辑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而逻辑，则是我们研究的目标。实践社会学在面对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的时候，要找到的，就是实践中的逻辑。然后通过对这种实践逻辑的解读，来对我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解释。比如，关于动员能力的问题。在我们的研究之前，已经存在许多有关当前中国农村基层政府动员能力的研究。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中，农村基层政府动员能力还有多大？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概括起来说大体有三种。第一种是认为动员能力已经非常有限，这主要是在农村经济不太发达地区所做研究得出的结论。第二种观点认为，尽管人民公社解体了，但农村基层政府动员能力仍然不可小视。这主要是对东部集体乡镇企业比较发达地区所做研究得出的结论。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地域广大，地区间差异性很大，农村基层政府动员能力在有的地方强，有的地方弱。而我们的研究则揭示出这样的一种逻辑：动员能力不是一个固有和不变的东西，是可以在动员的过程中再生产的。这种逻辑对于认识当前中国农村基层政府的动员能力问题，是至关重要的。而上述三种观点，恰恰是将动员能力当作了一种固有的和不变的东西。而要完成上述四个环节，深度个案研究的方法是适宜的。应当承认，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是当代社会学的主流方法，对于许多社会现象的研究，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但任何研究方法的作用都是有边界的。对研究社会生活实践状态中的逻辑，我觉得深度的个案研究是有着明显的优势的。因为它可以使我们深入到现象的过程中去，以发现那些真正起作用的隐秘的机制。但我在这里要强调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案研究，而是注重“事件性过程”的深度个案研究。这种研究策略和路径，所要起的作用不是推断，而是发现逻辑，发现实践的逻辑。

（原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原文约21000字。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