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的“文化主体性”，在20世纪40年代表征为中国文化在面对西方工业化浪潮时的艰难抉择，形成了费孝通式的充满矛盾情感的自由主义文化观；在20世纪80年代，表征为从本土文化出发对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反思和重建；在20世纪90年代则呈现为在直面全球化浪潮时主动放弃本土生活传统，在参与和学习世界游戏规则与技术的过程中创建新的主体性（李友梅，2010）。费先生的一生，经历了中国从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到消费者社会的转变，其间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过程是与消费者社会的形成相伴而生的。对费先生学术贡献的分析、反思、评论，可以列出如下一长串单子：服务机构与师承、为学与做人、区域发展、差序格局、理论与方法（马戎等，2009）；边区开发、民族研究、学科视野（杨圣敏，2009）；文化自觉、江村再研究、乡土重建、新农村建设（李友梅，2007）；等等。这些主要来自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界的知名学者和崭露头角的后学，他们从多个视角探讨了费孝通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众多领域的问题。然而，细察相关著作/文章的目录和内容，可发现关于消费、消遣、休闲、工作与娱乐关系的探讨是缺失的。而在这个领域，费孝通著作中已有或集中或零散的论述，并有后学以有限但颇具启发的篇幅有所触及（张宏明，2005；申端锋，2007），但扎实、丰富的社会变迁分析尚付阙如。该领域的研究显然被视为费孝通学术思想和理论贡献的边缘、一个较缺乏开采价值的领域，但事实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