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在晚年发表的《对文化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一文中指出，“文化自觉”这一说法的提出，是基于中国知识分子应主动承担起认识自己的文化及其定位，以及认识不同的文化及展开跨文化对话这一职责的认知（费孝通，2004a：176）。他说：“到今天我仍相信，‘务实求新’应是现代知识分子保持的志业。倘若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不能从实际生活的参与中去观察，并从中延伸出自己的看法，对人类知识的积累有所贡献，那么，他的研究意义何在，我们就很难判断了。”（费孝通，2004a：185）费孝通分别举其老师帕克和马林诺夫斯基为例，认为帕克之所以追求社会学的“科学化”，研究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而马林诺夫斯基之所以要从达尔文的自然与文化分裂立场上退回来一点，把文化作为物质、社会和精神结合体，这些思想的背后都有具体的时代烙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惨痛中，社会科学从对社会是否一种物理学现象的反思，进入对“符号”和“心灵”的研究。而中国社会学人类学从中得到的启发，应该是首先回到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传统来思考我们的“民族精神”对人的界定与认识。联系上下文，费孝通所说的“务实求新”，似乎并不直接等同于中国的现实问题或学以致用，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在当下的经验生活中进行观察和理解。

那么，在费孝通看来，当下的经验生活指的是什么？他谈到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文化继替的过程依然构成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这种方式的内核是一种表现为“礼”的文明秩序。它的知识来源有两个：一个来自大众社会生活实践，另一个来自知识分子不断对社会局限性进行反思而提出的更高的伦理原则；通过“礼下庶人”的方式，两者的有择亲和最终形成了化人文于天下的文明秩序（费孝通，2004a：180）。这套通常被称为“风俗”的文化系统，实际上包含了社会实践和知识分子的实践交织在一起的双重内容。但是这两者之间复杂的勾连对我们的具体影响以及影响范围，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揭示。第二个方面是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所面临的现代化问题：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压力之下，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如何重新界定自己？第三个方面是在“全球化”背景中，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关于第三个方面，费孝通尤其重视，强调要去“西方中心论”（费孝通，2004a：187）。也就是说，中国在当下的世界格局中，面对的不仅仅是西方，其他国家与文化也理应成为平等对话与交流的对象。

笔者认为，这三个方面构成了费孝通“文化自觉”的三个命题。关于第一个方面，费孝通的乡土社会研究和绅士研究应该被放在一起来看。这个命题的内在含义，是对我们自己历史的重新理解。第二个方面则构成了他的小城镇研究的重要背景。而第三个方面则涉及费孝通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定义的国际关系格局所进行的反思。他看到了在这一体系之前早已存在的以几个古典文明之间的相互交往为核心的世界体系（费孝通，2001：285），1330218这恰恰构成了对第一个命题的补充。

关于这三个方面，学界有诸多讨论，费孝通相应的作品也经过无数人反复研读而为人熟知。本文旨在指出，这三个方面既不可互相替代又不能单独拆分，三者共同构成“文化自觉”的完整含义。此外，“文化自觉”是针对知识分子来说的，知识分子在这三个方面的思考和判断，同样构成我们探索经验世界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