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后，费孝通的学术取向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即从关注“生态”问题转向关注“心态”问题。据他1992年的回顾，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学术研究，主要关注的还是如何充分利用农村的劳动力来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费孝通，1999a：297），而且自己60年的研究成果“总起来看还是没有摆脱‘只见社会不见人’的缺点”（费孝通，1999b：487）。199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座谈会上，他再次对自己忽略“心态”问题进行了检讨与反思：“过去‘志在富民’只看到他们‘衣食不足’而为此动脑筋。现在衣食足了，是否应当看到他们的‘荣辱’了呢？……自己过去的缺点是过于满足研究社会的生态而忽略了社会的心态。”（费孝通，1999c：17～18）

对于费孝通的这一学术转变，学界的反应大致有两种：一是默认费孝通自身的表述，即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忽略了对“心态”问题的研究；二是试图分析他发生这种转向的根源。其基本认知首先是社会现实发生了变化，即90年代后市场经济社会的矛盾日益凸显，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引发了如何建立“新秩序”（尤其是全球共认的道义新秩序）的问题；其次，在这一变化中，费孝通提出“‘共荣的心态秩序’并非是对‘共存的生态秩序’的简单否定，而是将其融会包容在自身之中”的主张，因而他的转向“从学术研究上切合了当代的社会学对象从外在向内外综合的发展趋势”（苏国勋，2007）。

那么，“心态”问题到底是“必须会跟着生态研究提到我们的日程上来”（费孝通，1999a：297）的新问题呢，还是费孝通一生一以贯之的文化主体性问题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