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到今天可谓五彩缤纷。翻开今天的人类学著作和相关的论文，诸如性别、旅游、开发、民族纷争、医疗、环境、难民、原住民运动、民族主义、殖民地问题等名词，不断进入我们的脑海之中。而这些词汇也同时出现在其他的社会科学中，如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法学、社会学等领域。这表明，这些问题是人类今天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人类学的研究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研究的基础。

传统的关于简单社会的研究常常把社会结构视为一种静态的组织形式，如果把其置于开放和动态的社会研究中，就会存在许多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亲属制度的研究处于一个非常沉闷的时期。但这并不能说明亲属关系的研究已经进入末途，而是研究对象的转移。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英国社会人类学中心的领域从非洲转向了东南亚、东亚、南美等地，在亲属制度的理论上，“连带理论”非常兴盛，而且不仅仅停留在对于单系继嗣本身，而是对于“继嗣”的理论不断给出具体的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从原有的非洲研究的静态模式中脱离出来，亲属制度主要的研究对象不再仅仅局限在相对封闭的传统社会，而文明社会、工业社会逐渐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开始关注亲属关系的过程、网络结构以及与亲属相关的领域，探讨关于亲属关系与社会组织在不同社会中的内在结构和功能特点以及其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的角色调整与适应。特别是在自然与文化、社会与国家的参照系下，亲属及其相关的婚姻与家庭如何影响人们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等行为，现代亲属关系的关系与创造（如血缘的再建构）等所表现出的特性（特别是在超越固有的血缘、关系概念基础上，以技术、价值、法律等为基础而建立的新型的亲属关系），成为现代人类学对亲属研究的重要思考点。在研究的趋向上，也出现了从结构到过程的转化，从范畴到观念形态的转化。而在人类学领域，主要来自非洲的亲属研究理论特别是关于血缘、世系、继嗣、宗族、祖先祭祀等理论，在东亚如何与之对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