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单单靠定量的研究很难把握家庭以及家族研究的整体性。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把家族结构的社会研究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如何把家族研究与其所处的区域社会以及全球化的关怀联系在一起，理性把握超越家族的族群和民族所出现的文化的生产和再造现象、跨国网络等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自人类学、社会学恢复以来，中国的家族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社会学对家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功能、家庭问题等方面，这个家庭是一具体的生活单位。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中国5城市家庭调查、跨省农村调查中的农村家庭与农民生活方式研究以及改革以来农村婚姻家庭的变化等。这个时期对于家庭的研究，是以问卷调查和统计资料为基础的相对宏观的研究为主。

然而，随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包括社会学者自身在具体的调查研究中，深深感到中国的家庭作为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单靠定量的研究很难把握家庭以及家族研究的整体性。因此，定性研究、田野调查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微观的社区研究的田野调查展现了大量关于不同民族、不同区域家庭、家族的传统的延续和再造。具体的社区研究成为这两个学科相结合的绝好对接平台。对于社区研究起推动作用的应为费孝通先生对江村有关家庭变迁的半个世纪的追踪调查，费孝通先生通过对江村以及中国家庭结构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中国家庭“反馈模式”理论。这种思考促使研究者开始关注家的文化内涵及其在中国社会中的意义，特别是家的观念对家庭结构及生育观念的影响。费孝通先生曾强调文化的继承性问题，而能延续此种继承性的要素kinship（亲属制度）是非常关键的。在中国社会人类学中的亲属关系，主要通过家的文化观念和其社会性的结构和功能体现出来，即家直到今天仍然是认识中国社会的关键词。

围绕着这一问题，很多研究者也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如社会思想史、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角度，发表了相关的研究成果。由于家族研究所涉学科较多，很难以某一学科的问题意识来予以把握，笔者结合自己固有的研究——从人类学的角度来把握中国的家族研究，拟推出文化、民族与跨国网络的视角，来与大家共享家族本身的文化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