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1991年9月20日左右,我来到北京大学师从费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才一周多的时间,先生就带我和邱泽奇学兄赴湖南、湖北、四川三省交界处的武陵山区做苗族和土家族的调査。一上火车,费先生就对我们俩说,今天先给你们上第一节课。先生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给我们讲他对中国社会研究的两篇文章(少数民族和汉族的研究)的基本思路以及此次赴武陵山区的计划和思路。最后他把我们的思路引向苏联和东欧的解体以及美国的种族主义问题,他提到这种民族和宗教的冲突,将会成为20世纪末以及21世纪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际政治的焦点之一。面对这种国际背景,中国又是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先生特别强调人类学将发挥更加重大的作用(非常巧合的是,就在两年以后的1993年,亨廷顿发表了著名的《文明的冲突》)。这一对于全球范围内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关系的思考,其实是费先生的第三篇文章。这第三篇文章,在思考全球范围内民族、宗教等文化因素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又把他原来一直强调的两篇文章,进一步置于全球背景的框架下即全球化的范畴中予以把握。这第三篇文章,我把它归纳为全球化与地方社会。
1999年8月,费先生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大连学术座谈会上提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性的文化世界怎么持续发展下去?费先生指出,这一多元性的文化世界持续下去的基础,就是要端正对异文化的态度,但同时要认清自己的文化,提倡文化自觉。这些问题也是在全球化讨论中人们所关心的焦点。
人类学家已经认识到全球化是在很多领域如文化、经济、政治、环境保护等同时出现的复杂的、多样的过程。
那么,从文化的视角如何来看全球化呢?作为文化批评代表性的研究者、人们所熟知的霍尔(S.Hall),把全球化定义为:“地球上相对分离的诸地域在单一的想象上的‘空间’中,相互进行交流的过程。”
作为对全球化回应的动态的文化相对论的把握,萨林斯提出,我们正在目睹一种大规模的结构转型进程:形成各种文化的世界文化体系、一种多元文化的文化,因为从亚马孙河热带雨林到马来西亚诸岛的人们,在加强与外部世界接触的同时,都在自觉地、认真地展示各自的文化特征。
在现实中,全球化也带来了一种边缘性,边缘层还会不断从自己的角度进一步强化自身的认同和地方性。这一地方性甚至是族群性的认同,常常与文化的生产和再造联系在一起。
在全球化过程中,生产、消费和文化策略已相互纽结为一个整体。作为全球体系中的地域族群,常常在文化上表现出双重的特点,即同质性与异质性的二元特点。在地方社会与全球化的呼应中,特别是在信息社会,在全球体系中出现了信息消费的非均衡现象,以及信息的贫困者。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如何面对信息社会,这成为人类所关心的问题。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同的文明如何共生,特别是作为世界体系的中心和边缘以及边缘中的中心与边缘的对话,越来越成为人类学所关注的领域。而“文明间对话”的基础,是要建立人类共生的“心态秩序”以及“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理念。对于上述问题的关心和认识,应该是费先生人类学思想中又一个重要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