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能够通过对中国崛起的一些思考、一些定位，在此基础上，在学理上和普遍问题上谈谈对中国人自我认知的看法。

如果我们不了解历史，不知道现在的我们是如何从过去的我们那条道路上走过来的，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同时，如果我们不了解世界，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其他人是怎么看我们的，或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怎么样，那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何以是我们自己？何以做一个中国人？我们跟其他国家的人有什么区别？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能够为世界文明做什么贡献？要回答中国人的自我认同问题，我们就必须把问题放到历史发展规律的大背景下，放到世界格局的大背景下来看。

谈到世界格局，大家都会说，这10年来中国的崛起就是世界格局的最大变化！我们自己叫作和平崛起，因为我们的文化中没有侵略别人的基因，但是西方国家总会说，是不是和平崛起有待观察，不能你说和平崛起就是和平崛起。这当然可以理解，孔夫子说过：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确实，我们和平崛起的意愿需要我们用切实的行动来证明。另外，西方人有很多侵略别人的历史，他们难免产生这种推己及人的想法，他们也难免产生别人强大以后，反过来侵略他们的念头，威胁他们本身，这是很正常的。

我们在看待西方人评价我们的时候，要牢记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西方判断中国崛起是否有利，绝不是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利益为评价标准的，而是以是否有利于西方的利益为评断标准，以西方人的利益和价值观为评价标准，那么崛起的中国该怎么办呢？我想西方的意见确实可以作为参考，但是绝不能偏信和盲从，这是我们今天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个基本原则。

如果我们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今天我们强大了，我们可以欺负别人了，我们要把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强加我们的一切不平等全都报复回来，我们要展示我们的肌肉，甚至有一些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一些大汉族主义的思想露头，这就好了吗？我想也不见得，因为大家都知道，极度自大本质上是极度自卑的一种表现。

实际上，自己认识自己很容易夹在两种话语体系中间，一种就是西方的话语，另外一种就是民族主义的话语，尤其是极端民族主义的话语。西方的话语权非常强大，但不会站在我们的立场上，不会同情地理解我们。加强我们自己的话语权很有必要。但是我们对自己的理解，有时候可能缺乏反思、可能偏颇，也有可能被各种各样的激动和冲动困扰，所以我们的认知被夹在中间的时候，要保持中立、平和的态度不太容易。

更深入下去，这其实是历史观问题，就是要回答在历史的发展中什么样的力量是进步的？什么样的力量是后退的？传统教条的、书本上的历史观认为，共产主义就是进步，资本主义就是落后。改革开放之后，这个历史观越来越受到质疑，至少很多人认为太过粗糙，我们应该有一些深入的发展和再认识。

反过来，与之相对的比较西方的历史观认为，符合西方主流价值观的东西，比如自由民主、市场经济、议会选举就是进步，与之相对的就是倒退。这也是一套历史观，但是这套历史观好像也有问题，比如中国这几十年取得的成就，好像跟西方主导的主流价值观没有那么大的关联，起码没有直接的关联。而那些主动或者被动地去迎合西方价值观的一些国家，比如印度、菲律宾、伊拉克、乌克兰，它们好像不是过得更好了，而是更糟了。

在我看来，我们之前的自我认知处在第一种困境，其实是更深层历史观的困境的表达，这个历史观的困境就是我们被夹在传统的、教条的历史观和西方浅薄的、至少是过于站在西方自己的历史观即自由民主历史观中间，而且这两种历史观都在失去解释力，它们两个都有问题。

我们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该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恐怕还是继续加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继续加深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我想，西方世界、中国民族主义这种两分法过时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种两分法可能也过时了，民主国家、专制国家这样的两分法恐怕还是过时了，这些历史观、价值观今天不适合用来理解中国问题。我们要做的是，超越这些过去的历史观，在更深入了解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对中国的处境有一个更客观、更清晰的定位。下面我与大家分享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中国的崛起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历史上，有些国家的崛起能够整体上重塑国际政治秩序，比如1648年的法国，1756年的英国，独立战争后的美国，19世纪后期的俄国。有些国家的崛起能够极大地冲击现有的国际政治秩序，比如1648年的荷兰，19世纪下半叶统一的德国尤其是一战和二战前期的德国，还有20世纪初的日本。有些国家的崛起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现存国际政治秩序，比如开明专制时期的奥地利，19世纪末统一的意大利。中国的崛起属于哪一种呢？我的初步思考是，它可能是我们有生之年能够看到的唯一可能从整体上重塑现存国际秩序的大国崛起。当然目前来说，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这个任务还远远没有到完成的阶段。

如果这种可能性存在，我们首先要了解现存国际秩序的实质是什么。我把它称为美国主导下的自由主义阵营的差序格局。美国主导好理解。自由主义阵营就是你的政体、你的国家组织形式符合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标准，你就是我们的人，我们就可以在一起玩，否则你就不是我们的人，咱们就不能一起玩。差序格局就是等级制度，国家之间不是平等的，而是处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秩序当中。符合自由民主标准的国家组成了一个富人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有钱、有权、有媒体、有枪，剥削穷人后还要教育穷人怎么生活。这个富人俱乐部不是我杜撰的，它明明白白地写在1949年的《北大西洋公约》第二条里，就是你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必须跟我们高度认同，北约组织才能够接纳你，如果你不是我们自己人，我有权力采取任何我认为可以采取的手段来处理你。

如果你想加入富人俱乐部，如果你想实行自由民主制度，首先你要付出成本和代价，要买得起它才能够享受它。大家如果参观一次西方议会怎么运作、各个党派之间的议员怎么就某些问题的细节去讨论、去吵架，你对这个问题就会有深刻的感受，因为每个问题都可能吵上几天甚至几个月，这些议员都是职业政治家，等于老百姓纳税付钱让他们吵架。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有一个口号：无代表不纳税。反过来就是不纳税就没有代表，你付了钱才会有人替你说话，为这个民主制度埋单，这个民主制度才会保护你的权益，这中间不是价值观问题，或者不完全是价值观问题，首先是实实在在的经济问题。我必须承认，这个制度让西方老百姓好像活得比较舒服一些、比较有尊严，个人的权利能够有保障，但前提是它的成本很高，一分钱一分货。

进一步思考今天西方国家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就会看到它背后的逻辑都是经济逻辑、资本逻辑。如果你不是在基层选举，比如你选举国会议员，老百姓基本没有认识这个议员的机会，你不知道他是个怎么样的人。媒体怎么包装他？他怎么化妆？穿什么牌子的衣服？在摄像机前抱着小女孩如何煽情？在今天选举政治特别发达的西方社会，已经有一套商业标准来量身定做。你不花这么多钱，实际上你很难享受到这样的民主。

再举一个例子。你得到不公平的对待，你不可能自己去打官司，因为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太过完善了，它的法律体系庞大而复杂，必须通过专业人士你才能理解他们的复杂语言，你必须专门雇律师，那么，好的律师每个小时的收入换算成人民币可以到三四千元，而且西方国家的法官、律师占人口的比重是我们的十几倍。我们这边打官司比较难，律师工作压力比较大。其实这背后都有非常简单的经济学道理。这些人从事的行业叫服务业，不直接创造价值，如果你是健康的经济体系，你的实体制造业必须高度发达，才能养得起这么庞大的不直接创造价值的服务业从业人员。从本质上来讲，西方自由民主的富人俱乐部实际上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等级制的基础之上的，说白了，这些国家有了钱，他们会研究怎么让自己的人民过得好一点。

他们是怎么有钱的呢？早期他们靠的是殖民、圈地运动，靠的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欧洲国家从美洲殖民地获得了大量白银。16世纪中期，为了反抗西班牙派去荷兰的被称为“地狱使者”、“恐怖代名词”的阿尔发公爵对荷兰人民残酷的剥削和迫害，荷兰人推举奥兰治亲王威廉为领导者并宣布独立，开启了荷兰反抗西班牙统治的三十年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奠定了欧洲的格局，也基本上影响了今天欧洲国家的主要运作形式。

为什么资本过剩跟战争的关系这么密切呢？原因很简单。第一，大家都有钱了，有钱就可以多造武器，多招募雇佣军帮国王、资本家去攫取更多的利益；第二，有资本聚集的地方就会有剩余，有剩余的地方就会有匮乏，一部分人一夜暴富，另一部分陷入贫困状态，当你的内部矛盾加重的时候，最方便的方式当然是向外转移；第三，当时的世界认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新教改革运动，激发了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因此欧洲富人俱乐部成立之初确实像马克思说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今天有些人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那么激烈，是因为他生活在19世纪，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劳动人民没有保护的法律，工人特别悲惨，到了20世纪，他可能不那么说。

这些人对于马克思历史哲学是有误解的，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有一些内在的悖论，不是某个历史阶段的特色而是一种历史规律性的东西，资本主义来到世间的时候在很多地方会制造贫富矛盾、社会问题、阶级和阶级之间的仇恨等。但是当时的欧洲人有殖民地，这些贫富矛盾、社会仇恨、阶级和阶级之间的矛盾都可以通过殖民地来得到缓解。

我举个例子。18世纪，英国人黑斯廷斯的爸爸是贫农，妈妈生下他就去世了。他后来在一个基层教会学校当牧师。他的人生转折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去东印度公司工作开始。他在印度当了一名随军牧师，发了大财。后来他回国参选国会议员，在英国政治史上起到了很大作用。

100年之后，有一位叫罗德斯的英国人，也出身贫农家庭，只有初中文化，生活艰难，只好跑到南非挖矿卖冰激凌，最后他也成了大资本家、大金融家、大政治家。他的公司有一句广告语，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叫做：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就是当时的英国梦，一个贫苦家庭出身的孩子跑到殖民地转一圈，利用当地富裕的矿产资源发了大财，不然他留在本土可能除了背砖之外没有太好的选择。

经济研究告诉我们，二战之后各个殖民地虽然独立了，但是它们对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依赖程度反而加深了。换句话说，帝国主义从前靠枪炮来完成的剥削，现在靠不平等的国际贸易来完成。它们现在只靠国际资本市场、只靠华尔街的运作就可以把廉价的原材料从前殖民地国家运走，再把工业制成品卖给前殖民地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能够从这种贸易中受益，但是一旦发达国家自己的经济出现问题，那么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这些依赖特别强的发展中国家，马上就会爆发危机。

“突尼斯革命”之火就是一个卖苹果的小贩点起来的。当地很多人专职当导游，兼职卖苹果，这当然是人力资源的错位配置。当他们卖不了苹果、赚不了小费的时候，当他们无法从依附性经济中受益的时候，他们开始上街闹革命了。

埃及爆发“革命”的原因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包括粮食。埃及曾经是罗马帝国的粮仓，但是它处于这样的一个依附体系中，它的粮食不能自给，老百姓吃不起饭，他们能不造反吗？

为什么说中国是唯一有可能重新塑造现存国际秩序的国家？有三个理由。

第一，从新中国成立起我们就独立自主地建立起了一套工业体系，二战以后这样的国家非常少。

第二，我们的经济体量大。小国和大国崛起的意义在今天来说不一样，二战以后欧洲有各种各样的复兴、亚洲也有“四小龙”，但是这些小国或地区在国际格局中哪里去了？只有大国才能够改变国际格局。我们13亿人这样一个市场，它的影响力不一样。

第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走的是一条中间道路，既没完全否定美国主导的富人俱乐部，也没有像后来的某些东欧国家一样直接倒向西方阵营，我们走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有些人觉得这有点投机取巧，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智慧。如果你完全走苏联的道路，你不允许市场经济存在，人都要饿死了。如果你完全走资本主义道路，你不具备自主独立的生产能力，外国的商品进来之后你的企业不就被冲垮了？

前段时间乌克兰闹街头革命，有人采访乌克兰当地的企业主，说你们愿意加入欧盟吗？他说，我不愿意啊。为什么呢？因为加入欧盟，我们的产品马上要遵守它的标准，马上要与欧盟的一些资本特别强大、技术特别发达的公司去竞争，我们竞争不过它。记者就问，你为什么不表达你们的诉求呢？你们不是有街头运动吗？他说，我要开工厂啊，我哪有时间上街？能够上街的不都是一些没有工作的小青年吗？所以我们有必要从三个角度重新看待中国的革命史、建设史，重新形成更加正确的一种历史观。

以前说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选择，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吗？我当时还有点疑问。后来我仔细读民国史、早期的革命史，发现这个说法好像没有错。

我觉得在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共产党精英有一个优点，绝对不会去依附别人，绝对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斯大林曾经建议共产党与国民党划江而治，对此毛主席绝对不接受。后来我们就独立自主地造出了导弹、原子弹，我们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起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到70年代，我们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搞改革开放，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这是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成就和转向。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一批熟练的技术工人。其实以前我们传承了苏联的很多先进经验，我们并不是从零开始，所以后来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能发展得这么快。比如后来崛起的技术性比较强的民营企业创立者，像联想的柳传志是国防科工委的人，三一重工的梁稳根来自兵器工业部，华为的任正非就不用说了，这些人都在当时的体制中长大，改革开放把他们积攒的技术优势激活了，他们才能够走向成功。

韩国人统计，2011年在全球出口市场上占有率排第一的产品中，中国产品有1431种，居第一；德国产品有777种，居第二；美国产品有589种，居第三。中国出口的产品结构已经远远超出了所谓的袜子换飞机的阶段，最大的机电产业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57.6%。在美国进口的机械设备中，中国产品所占的份额从2000年的6.5%提升到2011年的25.7%。日本进口的中国机电产品占到全部份额的42.7%。反过来，2012年前十个月，上海从美国进口的集成电路下降了34.4%，而进口的美国初级原材料产品居然挤进了前十名，等于是我们卖高级制成品给美国，美国卖初级原材料给我们。这种转变对于现存的国际秩序来说确实冲击巨大。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的目标，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目标很难实现。为什么？欧洲人口出生率一直没有提上来；美国人可能在最尖端的科技上特别强，但在阅读、数学、科学方面的平均指标落后于其他先进工业国，当然比我们还是要强一些。但制约因素很多，比如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南欧国家年轻人的失业率在某些地方最高的已经达到了50%，这么多年轻人没有工作，没法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他们有未来吗？

反过来讲，中国的人口红利确实在消失，但是中国在高技术领域追赶得非常快。我有个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过的朋友说，为什么发达国家的产业特别快地能够转移到中国，而中国的产业不会那么快地转移到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原因有几个：第一，中国政府一直在修路，工业制成品进出口太方便了；第二，中国有大量熟练的技术工人，像苹果批量化的产品订单，我们几天时间就可以组织起几千名工程师来接这个活，这个能力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具备的；第三，有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依附性太强了，根本没有想过在这个问题上提升自己。

我刚才从历史的角度、也从世界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是怎么走到今天的，这段历史很大一部分可以说可歌可泣，我们不要妄自菲薄；但同时我们不要自大，未来的路可能很难走，而且可能更难走，因为我们注定不可能加入西方的富人俱乐部。原因有两个：第一，我们的文化、价值观跟他们太不相容，他们很难接受不信基督教的世俗文化，我们也无法接受宗教氛围那么浓的文明；第二，我们的体量太大，远远超过了西方富人俱乐部能够接受的范围。我们不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我们注定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但是我们不能做世界格局的挑战者，像以前的德国和日本，那样我们的代价实在太大，我们该怎么办呢？

有几个原则需要我们思考和注意，比如说我们不可能加入富人俱乐部；我们还是要走实业强国道路，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而不是跟发达国家在一起；我们还要走比较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改革道路，当然这是决策者更多考虑的事情。今天站在普通人的角度，不能说这些问题完全是执政者的问题。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能够自觉地、群策群力地加入对重大问题的思考中来，对于国家、民族的未来还是有益的。

我的思考成果就是，第一，我们绝对不能丢掉我们的主体意识，不要妄图去依赖别人的力量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前车之鉴太多了，印度人的国家意识可以说很淡薄，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拍得很好，从电影里你可以清晰地看到，所谓印度梦就是读机械制造或者计算机专业，最后为美国人工作。当然必须承认，少数的印度精英还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印度本土又是什么样子呢？至少还有30%的人口也就是3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且种姓制度一直没有实际废除。举我们自己的例子，李鸿章试图依赖世界大国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解决成功了吗，好像没有。

第二，如果今天有一批人自视为精英，不管他是执政者还是企业家，这些人绝对不能丢掉人民，绝对要跟人民站在一起。现在有些专家片面地说跟西方接轨，问题是资本主义体系搞了几百年，我们刚刚脱贫，而且人家搞这些东西已经搞得贫富差距很严重了，我们还要跟它接轨，搞什么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产业化，哪个发达国家敢这样全盘产业化呢？我觉得这不像是跟西方接轨，像是在跟人民脱轨。

第三，我们绝对不能对自己在政治上的一些问题视而不见，我们必须得承认，今天的改革必须通过更强有力的手段去进一步推动。有些人觉得，如果我们的政治体制有问题，我们国家怎么还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呢？19世纪，大家都觉得普鲁士的制度有问题，但是普鲁士把德国统一了，普鲁士的威廉皇帝说，我能统一，说明我们这个制度是好制度，不用改。后果是什么？一战战败，这个制度马上完了，所以矛盾不能回避，总有一天要去解决。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改革有一个提法，改革的重点就是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个提法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承认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不是一个现代化的体制，但是我们也不能说西方的制度就是现代化的唯一出路。是不是现代化制度，关键在于你有没有能力解决问题！现代化的制度有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你要取信于民。但是我不认为一定是西方那种自由选举的民主制度才能取信于民。因为今天在西方，真正参与选举的人其实越来越少，反而他们上街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呢？西方人自己也感觉到，选举制度里面的政治家在做秀，不解决实际问题。

究竟应该怎么取信于民呢？大事交给法治，小事交给民主。为什么说小事交给民主？西方对民主的理解就是选票政治，一人一票，得到选票认可，你的政策就有了合法性，背后好像有一个意思说，人民群众才是国家大事的最终决策者。是这样的吗？

但不等于民主没有价值。比如我住的小区五公里之外要修一个垃圾场，老百姓的意见在决策过程中到底能不能起到作用，这个可以民主，而且一定要民主。英国思想家密尔说：“人民的智力和教育水平也许不足以理解这个世界上的大事，但是他们明白，他身边息息相关的利益有没有受到损害？”我们的利益到底在哪里，我们自己最有权利评价。

我坚持认为，我们的未来在于协商民主、不在于西方民主，当然应该是一个真正协商的民主。与之相对应的是，我认为大事应该交给一个严密的、科学的法律程序，我们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应该是合法的，不应该是非法的，大政方针的决策要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办。

第四，我们还要继续加强对这个世界的学习和理解。美国老百姓可能对这个世界不太了解，但是它的精英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恐怕远远超过我们，他们对于中亚、阿拉伯、北非非常了解，他们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举办各种会议的强度和密度远远超过我们，全世界最好的中亚研究院在美国！全世界最好的阿拉伯地区研究机构还是在欧美国家，现在伊拉克地区某些组织闹得这么大，我们有多少真正的专家敢说，我懂当地的各种语言，十分明白这些组织的来龙去脉，能做到的人还是少数。所以，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永远不过时、永远是必要的。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自己应该堂堂正正做人，我们这个民族才能堂堂正正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你是怎样的，你的国家也是怎样的，还有你面对的这个世界就是怎样的，这是我提“不卑不亢”四个字的用意。如果你是好人，你自己能够做到将心比心地去理解别人，别人才能反过来理解你，你才能够被世界上的其他人所接受。

这里我想讲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跟传统文化有关。有人说西方文化讲物竞天择、弱肉强食，这当然是一方面，但他们也讲理性，讲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讲社会团队之间的互相帮助。匈牙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波兰尼写了一本书叫作《大转型》，这本书讲了一个道理，在任何地方，当资本力量兴起的时候，它会对传统社会产生一个撕裂和破坏的力量，把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温情，那种不计算利益的关系全部给物质化了，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巨大的社会问题。一些欧洲国家之所以成功，原因主要是，他们的传统中好的东西比如宗教、传统社团的力量把资本的力量抵御住了，两者之间达到了一个平衡，我们才能够看到他们的人民安居乐业。

你到欧洲许多古老的城镇去看一看，几百年前的老市政厅、老市场还在，他们从太爷爷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都在那里祈祷。这种生活状态跟我们比起来，好像他们更有资格称得上是文明古国，当然这些力量今天也在逐渐地消亡，随着大众媒体、电视和互联网的兴起，西方社会内在的这些抵御资本的力量在逐渐消亡，道理很简单，都去看电视了，人们面对面的接触少了，传统的人和人之间的纽带断绝了。我们今天发微信朋友圈，这种联系能够代替大家坐下来喝茶吗？我觉得不太可能。

我们的传统文化本来可以成为这样一种力量，但是很可惜，几十年来我们的文化断裂非常厉害，今天的传统文化非常微弱，教人向上的力量非常微弱。在诱惑非常多的当前，有多少人能够记住君子慎独这种修养和告诫；利益当前，有多少人能够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强权在位，有多少人能够有“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样一种勇气。

很不幸的是，当我们的传统文化被破坏得最厉害的时候，我们的传统文化最微弱的时候，恰恰是资本力量进入我们社会的时候，所以几十年来，既看到我们的经济在飞速地发展，又看到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充斥着我们社会的每个角落。我们既看到身边的每个人都在激发自己的最大活力、绞尽脑汁地在社会竞争里面创造财富，也看到许多人没有节制地在追求自己的欲望。我们既看到为了生存残酷地进行着惨烈斗争，也能看到在激烈竞争和生活重负这些双重压迫之下，我们的人性中仍然剩余着一些、残存着一些美好的东西。

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说：“这是最好的年代，这是最坏的年代；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昧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绝望之冬；我们的前途拥有一切，我们的前途一无所有；我们正走向天堂，我们也直下地狱。”狄更斯写作小说的时候恰逢维多利亚时代，这个时代也是英国人历史上最迷茫的时代，英国人觉得自己的帝国在出问题、自己的社会在出问题、自己的制度在出问题、自己的信仰在出问题。但是站在今天回首过去，那个时代恰恰是英帝国最辉煌的年代，因为他们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并且试图回答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想，今天这个年代如果每一个人能够站出来思考这个问题，并且给出自己的回答，也许在饱受各种力量的煎熬和折磨，但是又没有失却初心的我们这些人里，有可能创造世界美好的未来，有可能成就一个伟大的时代。这就是我今天的全部演讲内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