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夫·贝尔提出了美学假说“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他认为艺术的基本性质是“有意味的形式”，其美学理论将形式从艺术作品中抽象出来并加以强调，为以塞尚为代表的后印象派、以毕加索为代表的立体主义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和理论依据。虽然整个理论论证过程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但是其认为艺术不是对现实生活的模仿和再现，应该超越生活情感追求终极审美情感的理论核心，却为现代艺术创作带来了巨大的革新力量。贝尔的“形式与意味”理论对中国传统书法也有着很大的理论适用性，使得贝尔的美学观点不仅在艺术理论承接与转向上富有创造性意义，而且在与艺术创作实际的结合过程中显示出一些超越时空、东西方的普遍性价值，这对当今艺术理论的发展和艺术创造依然具有巨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