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标准概念上看，集体协商是区别于劳动者个人与雇主之间的利益谈判，是通过工会这种工人团体组织形式，与资方确定就业条件和待遇的交涉过程。集体协商制度最重要的支点在于工会的组织形态，不同的组织形态会形成不同的集体协商类型和制度设计。西方工会组织形态的不同体现在集体谈判的层次上，分为全国级集体谈判、产业级集体谈判和企业级集体谈判，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谈判力量是集中还是分散。工会力量越强大，工会密度较高的国家大多采用全国级集体谈判或产业级集体谈判，而工会力量相对弱势、工会密度不高的国家大多采用企业级集体谈判。但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的集体谈判，西方工会都以鲜明的组织性为基础，会员规模和会员参与是工会力量的核心来源。

但中国工会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组织特征和组织形态。作为中国工人群体唯一的法定代表性组织，虽然中国工会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会员人数，但其真正的力量来源并不是会员规模，而是其与政治中心的距离。因此，中国工会的组织形态呈现明显的“上强下弱”的特征，与党中央保持紧密联系的全总实力最强，在体制内具有非常高的地位，其领导人也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可以从政治中心源源不断地获取资源和手段。但随着政治距离加大，工会力量会逐渐减弱，尤其到了基层企业工会，则呈现软弱无力的状态。只有认识到这个特征，我们才能排除集体协商制度建设过程中的两种不良倾向，一种倾向是“万能论”，认为中国工会的政治地位高，通过推动集体协商的高层次国家立法以及借用行政力量，就可以迫使雇主行使集体协商的法定的义务；另一种倾向是“无用论”，认为基层工会形同虚设，从而无法开展实质的集体协商，也根本不可能带来工人权益的改善，进而否定中国工会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