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葛焕礼副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学的转型：唐代中叶至北宋末年的“新〈春秋〉学”》（项目批准号为07CZS022），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范学辉、郝虹副、谭景玉、陈晓莹。

“新《春秋》学”是指从中唐啖助、赵匡和陆淳等人起始的一个新的《春秋》学流派，它因应着中唐以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状况，源远流传，成为宋、元、明等朝《春秋》学的主流。与传统《春秋》学相比，“新《春秋》学”有其独具特点的为学方法和学说风格，有学者甚至视其“似乎是继《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之后陆续涌现出的第四种春秋传”。

对于这样一个流传久远、特色鲜明的学术流派，此前学界一直未给予应有重视。该成果参照“个案”研究和传统的“学案”研究的方法，在理清唐代中叶至北宋末年《春秋》学发展状况和脉络关系的基础上，重点论析了“新《春秋》学”家中最具代表性的啖助、赵匡、陆淳、孙复、刘敞、孙觉、苏辙和崔子方等人的《春秋》学；又在以上研究基础上，对此时期内的“新《春秋》学”与传统《春秋》学的异同作了总结，并分析了其产生原因和影响，以期较为全面地展现这一时期内《春秋》学的发展状况和“新《春秋》学”的内涵、主体风格及内部发展的多样性特点，进而为深入认识“汉”、“宋”学的转变和“宋学”的内涵、性质提供一个可靠的视点。该成果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如下。

该成果除“绪论”、“结语”部分外，共分为七章，分别为“唐代中叶至北宋末年《春秋》学的发展概况（第一章）”、“啖助、赵匡和陆淳的《春秋》学（第二章）”、“孙复的《春秋》学（第三章）”、“刘敞的《春秋》学（第四章）”、“孙觉的《春秋》学（第五章）”、“苏氏父子的《春秋》学（第六章）”、“崔子方的《春秋》学（第七章）”。

唐代中叶至北宋末年《春秋》学的发展，呈现出“新《春秋》学”与传统的《春秋左传》学此消彼长的态势：唐代中叶，由啖助、赵匡和陆淳倡兴，再加韩愈、柳宗元等士望人物的称助，“新《春秋》学”渐成潮流，在唐代后期的《春秋》学界占据了相当的地位；五代时期，战乱纷仍，因无相应的社会基础，“新《春秋》学”在这一时期内便中断了，孱微的《春秋》学萎缩在了对《春秋》、《左传》的字、音及名号等的识辨上；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社会稳定，再加朝廷敦励，经学渐振，但此时期内的《春秋》学仍还继依着五代传统的《春秋左传》学；在仁宗、英宗二朝，由于朝廷科举政策的影响，再加范仲淹、欧阳修等士望人物的倡扬，“新《春秋》学”在仁宗庆历前复生而渐盛，呈现出风格近似而又众家并进之势，俨然占据此时期《春秋》学界之主导地位；在神宗、哲宗、徽宗三朝，由于王安石对《春秋》的诋斥和罢《春秋》于学官，“新《春秋》学”在这一时期内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一时出现了“章分句析之学胜”的局面，尽管如此，“新《春秋》学”在当时的《春秋》学界依然有着巨大影响，其地位并不亚于《春秋左传》学。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期“新《春秋》学”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呈现出多家竟逞己说的局面。

啖助、赵匡和陆淳在《春秋》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他们的学术活动及其著作是一代《春秋》学转变的标志。陆淳以啖助为师，以赵匡为师友，而赵匡和啖助有着一晤之交。在《春秋》学方面，啖助与赵匡“深话经意，事多响合”，陆淳持重师说，他们的著作亦前后承继，可谓三位一体。啖、赵、陆三人对《春秋》宗旨的认识稍有不同，但对《春秋》性质的认识却基本一致：在认同“《春秋》承旧史”的基础上，极大地彰显了《春秋》经中孔子所立之大义，却否定了公羊家所倡说的“微言”。他们《春秋》学说的主要特点为：一、兼采三传，以意去取，成一家之言；二、以纪实书法原则训解经文；三、重以义例解《春秋》；四、重讥贬之义。其学说中的时代精神主要表现为：尊崇君王，亦惩戒之；责正诸侯、臣僚非分之举；提出“天下无生而贵者”的观点。

孙复是振起“宋学”的重要人物，为著名的“宋初三先生”之一，其《春秋》学说对有宋一代《春秋》学影响深远。他虽然承认《春秋》多处还留有原先鲁史痕迹，但更加强调了《春秋》所寓孔子之深意微旨，即尊王攘夷。孙复《春秋》学说的内在基本结构为：以其反复重申的周室陵迟、王纲不振之义为认识和立说基础，进而认为《春秋》有贬无褒，从而举扬“王法”以绳之，因此从根本上彰显了尊王之义，甚至于言攘夷亦主于尊王。其治经的主要特点为：依经废传，而又兼取三传；意为断制以成例。

刘敞经术“自负独步，虎视一时”，而尤长于《春秋》。其《春秋》学对啖、赵、陆学派之学术多有所宗。他对《春秋》性质的认识依源于孟子，其论说又是在综合诸家学说的基础上形成的：鉴取左氏家说，认为孔子据鲁史而作《春秋》，于“岁时之次、日月之序”等处录自旧史；除此之外，又在最大限度上认为《春秋》经文含有孔子深意，而这又类于公、穀二家。他认为《春秋》的宗旨是：明王道，拨乱世，反诸正。刘敞《春秋》学说的主要特点为：一、尊经衡传，而又兼采三传；二、重比事、据礼以成例；三、重尊王而淡化夷夏之别；四、政治学说与道德学说相结合；五、学说中含合着明显的时政见议。

孙觉生前“以文章经术显于朝廷”，亦以《春秋》学见长。他师事胡瑗，其《春秋》学出自“泰山学派”。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存世著作《春秋经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一、二卷内容竟然全部冒用了孙复《春秋尊王发微》第一、二卷的内容。孙觉为学“以《穀梁》为本”，既反对左氏家“徒因其记注、即用旧史”之说，又不取公羊家“微言”，而属意于从“讥贬”的角度对具体经文作大义阐说。其学说的主要特点和思想为：一、“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解经原则；二、论说平通而详明；三、重比事以成例，重视“变例”；四、突出尊王之义；五、以“利害”说《春秋》。

苏洵、苏轼和苏辙父子擅《春秋》学，其学受到欧阳修的影响。苏辙自称其“为《春秋集传》，乃平生事业”，他是苏氏蜀学中《春秋》学派的代表人物。苏辙反对当时盛行的孙复式《春秋》学风，主张为《春秋》学“事必以丘明为本”，但他又反对“昔之儒者各信其学，是己而非人”的《春秋》专门学风，主张“理之所至”、“要之于通”。因此，苏辙的《春秋》学虽以《左传》为本，其实也大量参用了众家之说，表现出显明的重为义说的时代特色，所以仍属于“新《春秋》学”。其《春秋》学说的主要特点和思想为：一、迁经以就传；二、重即事以显义，不专为例；三、尊王而又是霸；四、决然对立却又渐进“楚”的夷夏观。

崔子方，北宋苏氏蜀学派的重要人物，善《春秋》学，“自成一家”，乃“一时名儒”。其《春秋》著作中以“喜怒”为说、“依经驳传”、夷夏观、“利害”说，显然分别受到苏轼、欧阳修、苏辙、孙觉等人影响。但与他们相比，其学说也有着鲜明的特点：一、尊经排传，发明诸种表义、解读方法，力图直接从经而不借助于传来探知《春秋》大义；二、特重日月时例，将其作为经解褒贬论说的根本准则；三、明确表达了冀望霸主（齐桓公）于周末衰世代周王而“兴起”的主张——这种鲜明的“革命”观点，当是先代倡言“三世”说的《公羊》学寂灭数百年后的一个历史遗响，在当时众多“新《春秋》学”家中可谓独树一帜。

结语部分是在前七章研究内容基础上，对唐代中叶至北宋末年的“新《春秋》学”与传统《春秋》学的异同、其产生原因及影响做出的归纳和论析。

该成果所研究的“新《春秋》学”是唐代中叶至北宋末年中国经学思想史上的一个具有“学术转型”意义的重要经学流派。变先前《春秋》三传专门之学，而以意去取、杂糅三传，甚至弃传谈经，是“新《春秋》学”的主要特点；其在理念层面更有着丰富的变革内容，如义理依据由传统的阴阳学说、天人感应论转向了社会生活中的伦理准则，经对“王”、“王纲”及夷夏关系等学说思想的阐扬，重建了《春秋》学的经世学统。

该成果的学术价值有以下几点：第一，“新《春秋》学”的产生与“宋学”的源起密切相关，研究这一学派的产生和发展，对于深入认识“宋学”的起源和“汉”、“宋”学间的转承关系等重大学术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二，相对于此前学界对宋代理学中“内圣”层面研究的侧重，研究“新《春秋》学”，对于加强宋代理学“外王”思想的研究、深化认识其“外王”思想的内涵，乃至全面理解宋代理学来说，也都有着重要意义。第三，能够有效深化此前学术界对“宋学”的研究：作为“宋学”根基的“经学”部分，一直是该领域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而“新《春秋》学”是“宋学”中的一大主力，在“宋学”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之为研究对象，显然是从经学角度来研究和认识“宋学”的一个较佳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