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关于中国文化形象的重塑问题。说到文化形象，我想在座的每个人对这一概念都会有自己的大致的理解。所谓形象，一开始只是个视觉的印记而已，比如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形象，每个国家大概也有一个形象，每个文化当然也同样有它的形象。但我今天要讲的中国文化的形象问题，可能是在这层意思之上，内涵可能会更深一些。历史上，或者说近代这一百多年间，我们是怎样来理解中国文化的？中国文化在世人的心目当中、在我们每个人的眼里，它是怎样的一个印记？这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一方面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怎样来看待我们的文化？另一方面就是外人——我们之外的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他们是怎样理解我们中国文化的？在他们的眼里中国文化是个怎样的形象？这大概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形象”的含义。围绕这个话题，我想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

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人近代以来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的。我想借用一个词来描绘，就是“洗心革面”。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年纪稍大一点的人都一定还有印象，当时的大批判风潮一浪接着一浪，很多人常常说这样的一句话：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我想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文化，它的自我更新和不断改造的情形，就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一个洗心革面的过程。所谓洗心革面，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势打击之下，中华文明可以说是遭遇到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挑战。在这样的挑战之下，中国文化经历了一个艰难困苦、曲折发展的过程，或者说是经历了一个剧烈转型的过程。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凭借着军事上、经济上的强势，长驱直入，几乎到了如入无人之境的地步，而中国文化在西方的攻击之下，应该说处在绝对的下风，甚至可以说是节节败退，以至于几乎丧失掉抵御的能力。所以我们看一百多年来国际的格局、各种文明和区域文化的大势，中国基本上是以小学生的身份和姿态，全面地以西为师，全盘地向西方学习，这就使得原有的中国文化处在一个不断地被解构和不断地被稀释的过程之中。就像是做化学实验，原来有一个内核，但发生了裂变，转化过程当中不断地被稀释掉。中国文化本有的东西也就处在一种飘散化的状态，难以再凝聚起来。中国文化的原有形象也由此变得日渐遥远，甚至成为一个历史的记忆，成为一种比较模糊的东西。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或者在一般的民众心里，它的形象的确是非常模糊的，还有几分混杂。

到底中国文化是个什么样的形象？美国加州大学已故汉学家、著名学者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形象地比喻说，从五四之后中国文化的旧有形态已经博物馆化了。所谓的博物馆化，就是它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记忆，就像古代的巴比伦文明、古代的埃及文明，已经是历史的遗迹，而不再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东西，所以他用了博物馆化这个词来形容。还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把中国文化的近代化历史看做是断裂的，它在当代已经成为潜隐性的“游魂”，或者只是储藏于民间社会的一种“心灵的积习”。所谓心灵的积习，就是它没有一种明确的认识，也缺乏明晰的面貌，模模糊糊，若有若无。这样一个形象，只是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在老百姓的心灵深处，时不时地迸现出一些中国文化的固有特点或者带有一些自性化的色彩。而在现代性的话语陈述当中、在各种现代化的创造舞台上，中国文化在总体上却是处在一个“缺场”的状态，或者叫自我身份的迷失。

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丧失和自我身份的消解，当然经历过一个痛苦的过程。我们大家对中国近代史都非常熟悉，这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所走过的道路艰难曲折，面对西方列强的不断欺凌，才开始一步步地走上接受西方文化的路子。

鸦片战争之后，洋务派人物意识到光靠中国的文化已经不能抵御西方的坚船利炮，而呼唤富强之术，这样的意识在当时慢慢地成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对西方抵御的心态在当时当然也有，但很快就变得比较边缘化了。我们追溯那段历史，能举出来的洋务派人物非常多，都大名鼎鼎，甚至像恭亲王奕 这些人，他们向往的也都是富强之术。而反对走这条路的人物在当时是极少的，有一个人是咸、同年间的倭仁，他是大学士，也是当时的理学名臣，他既反对西技和修建铁路，也反对设接引西学的同文馆，反对把西方的东西都拿进来，基本的态度就是抵御西方。但这种情形大家都看得很明白，显然是行不通的，所以后来倭仁这种人就成为被历史嘲笑的对象，是极端保守的典型。在当时，敌强我弱，大势所趋，可以说是不变也得变。魏源所描述的“师夷之长技以治夷”的策略被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

随着晚清各种新式思想的确立、洋务派“中体西用”观的建构，西术（西方的富强之术）、西学（西方的知识系统）慢慢就成为社会所公认的正面价值，它们的积极意义也逐渐地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这样，西方文化就不再被视为一种“异端”，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在用一种比较开放的心态来对待西方的一切。所以说，在鸦片战争之后，逐渐地吸纳和转化西方的文化就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主调，我们近代这一百多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也就是在中西不断地交融、碰撞和不断地借鉴、吸收的过程中走过来的。这样，近代以来，中国的学术也就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向，我们一般所讲的中国传统学术到19世纪中期以后，应该说就慢慢地终结了，而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西学的时代或叫新学的时代，这和以前的中国传统学术是大不一样的一个面貌了。

这个新学的时代，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学术逐渐地适应时代的变化要求而做出的内部调整与自我更新，这是在结构上的根本调整；另一方面它也同时接纳和融合了大量的西学的成分，然后再创造出一个新的形态来。这就是我们一百多年来整个学术的总体面貌。这个形态，从它的本质上来讲，骨子里就包含着对传统的强烈的批判性。因为在这样一个大的转型过程当中，它的反叛性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植入其根部，它就是要和过去的历史划清界限。在这样的形态里面，对过去传统的厌恶情绪或失落感可以说是油然而生、时时地迸发出来，而对于西方文化就自然地有着某种崇拜的情绪贯注在里面。这也可以说是对西方文化普遍比较仰慕，而对中国传统的东西则大多比较失望，乃至逐渐地疏离化的根由所在。

这是我对这个大的时代背景的一个理解和判断，然后我们再来具体地看看，在当时，尤其是到了20世纪的初叶，中国的这些知识人，他们是怎样来看待自己的传统的？怎么来对待所谓新学这样一个形态的？

我想举几个人物，第一个是邓实。我们都知道康有为是近代中国思想界屈指可数的重要人物，康有为的老师是朱九江，朱的门下实际上有两大弟子：一个是康有为，还有一个可以说名气不大，但其实很重要，这就是简朝亮。简朝亮的门下也出了两个重要人物，一位是黄节，另一位便是邓实。康有为教了梁启超，康、梁成为中国近代思想界的主流人物，而简朝亮一系则名气不大。但简朝亮的弟子邓实当时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成立国学保存会、办《国粹学报》，这是在1905年前后，也就是清末废科举的那个时候。这个《国粹学报》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国学”的源头，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国学热”的一个先声。如果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国学”就是从《国粹学报》开始的。那么，国粹派最著名的代表就是简朝亮门下的这两个人物，再加上另一位中国近代的著名学者章太炎，他们这帮人在当时掀起了一个国学的热潮，以示和西学的区别。但是，这个国学在当时并不是守旧的，更不顽固保守，今天有一些学者认为国学的出现是和西学对着干的，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情况。在20世纪初的时候，邓实他们实际上思想观念很清楚，就是面对西方文化如此强势的进攻，要找到能够给中国的传统学术保留一点立足之地的东西，后来找来找去就用了“国学”这么一个名称。“国学”概念的提出是以承认西学的存在为前提的，所以说国学和西学并不截然对立，只是一个补充。当时他有一个描述：“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的人一说到西方的时候，就对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视若上帝，有一种信仰和崇拜的情绪；只要是西方介绍来的典籍、知识，就认为是千真万确的、百分之百的正确，视为神圣。可见当时这样的风气已经是非常流行了，在这种西风炽烈的情况下，邓实并不想抵挡，也不想对这个东西完全地排斥，而是想怎么调和我们中国传统优秀的内容和西学，把它和西化的强势有所结合，就是形成西化和国粹并行不悖的局面。这是当时所谓国粹派邓实他们的想法，他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即认为国粹对西化、欧化并不构成威胁和阻力，如果对国粹处理得好的话，反而会有助于西化。

第二个人物，也是后来被历史定位为比较保守的刘师培。刘师培早年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晚年到北京大学当教授，办《国故月刊》，批判新文化活动，等于是和《新青年》这一派打起来了，所以在五四时代他是一个很保守的人物。但这个人物的一生也是充满了矛盾，或者说他对于西方文化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并不是完全排斥、只有守旧的一面。他对西方的东西有很多是认同的，对西学的某些普遍价值是非常肯定的。这在他的著作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论述，基本上认为西方的东西有它很好的价值，我们要把这些价值接受过来，融入传统的文化里面，才能延续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包括和刘师培在学术上很相近的章太炎，也是这样的一个情景。因为经学的今古文之分，古文一系，晚清有两大代表人物，就是章太炎和刘师培，章太炎是浙学的一个后起之秀，可以说是古文经学的殿军。而刘师培家传左氏之学——《春秋左传》，在古文经学方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两个人可以说是晚清经学转折的代表性人物，在他们的思想意识和学术形态里面，他们并不是固守传统的，而是具有很强的开放性。所以这一批大师，可以说是一身兼有二任：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学术形态的终结者，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新学术的开山人物。

第三个人物是陈寅恪。陈寅恪在1990年代的国学热当中，被视为保持中国传统的象征性人物，也是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的一个典范。但陈寅恪的思想里面，并不是排斥西方的东西，在这样大的时代风潮之下，他对于西方的东西实际上是非常认同的。陈先生晚年有一本书，就是《论再生缘》，在这本书里他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过去受到西化的影响，不敢肯定中国文化的长处，“不敢就吾国文体之高妙发为议论”，直到晚年，才能一吐为快。余英时对此有个评论，说：以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尚且疑虑重重，不敢直言，更不要说其他人了。这种情况，在20世纪的中国学人当中是极为普遍的，陈寅恪尚属于少数觉悟的人，而浑然不觉者，又不知有多少呢！我们大多数人，还没有陈先生这种文化自觉意识。

刚才我举的这些例子，就是想说明仰慕西方、追求西方的价值成为这一百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普遍的心态，是一个时代的基本趋势。这是就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而言。我们再反过来看看我们对中国文化自身的一个态度，我借用另一个词就是“狂轰滥炸”。这个“狂轰滥炸”，首先是由另外的一批人来打先锋的，这就是晚清接受所谓自由主义理念的那批知识分子，像严复。严复在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里面是首屈一指的人物，是非常重要的向西方全面学习的思想家。我们看看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严复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大力译介西方的典籍，他是介绍西方学术和知识进入中国的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另一方面，严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主张要大力改造，改学制、废八股。他有一篇文章对八股文和科举制作了强有力的控诉，可以说前所未有。他说八股大害有三：第一个就是“坏心术”，第二个是“滋游手”，第三个是“锢民智”。他说不但八股要废除，宋学、汉学这些中国主流的传统学术，乃至中国传统的诗词歌赋，都要把它们废弃掉。他甚至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没有什么不对的。作为近代自由主义的先驱人物，严复实际上是开了反传统和批判儒家的先河。随后的自由主义者始终都是站在批判传统的前列，胡适是这样，殷海光是这样，今天的李敖也是这样。

如果说晚清的反传统现象还只是个别的、还不太系统，只是一种零散的状况；那么到了辛亥革命前后，情况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当时受到西化思潮的影响，像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就发出了非常激烈的声音，类似于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早在辛亥革命的前后，在一些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的人物写的文章里面就已经有了，比五四时代的口号还要早。这种情形，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日渐加重，所谓的文化激进主义的思潮就逐渐兴起了。这种思潮，到了民国初年，就慢慢地形成了一个高潮。这个时候，涌现了像陈独秀、吴虞、鲁迅、胡适这样一大批代表人物，他们大力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把西化的主张推向极点。但是我们要看到，当时的这些批孔人物，他们有一个共识，就是针对民国初年混乱的政治局面和帝制复辟的各种闹剧。因为当时袁世凯等军阀打尊孔牌，好像孔教成了抵御革新的武器，所以要推进社会的进步和改革，就必须要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孔教。所以，新文化运动对意识形态化的孔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陈独秀他们在很多文章里面严厉批孔，在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接受，但这种对尊孔派的打击，我认为是有一个历史背景的，就是在民国初年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常态的东西来看，要有一个时代的背景，有比较理性的分析，才能认识到他们为什么要那样说。

后来胡适有一个总结，认为新文化运动就是解放思想，当日批判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主张民主和自由，就是为了打破封闭的门户、解放禁锢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这个话说得很好，就是批孔不是仅仅为了批孔，而是要通过对当时局面的打破，提倡一种真实的精神。这种真实的精神就是对中国思想的解放和民智的开启，这个才是五四的真精神。但是这种真精神在以后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回响和落实，反倒是一些皮毛被抓住不放，特别是把五四和反传统画上了等号，并且无限地夸大和利用。好像你要革命、你要进步，就一定要反传统，这成为无形中的一个逻辑。在这样的逻辑下，变成了什么样的结局呢？就是一反到底、愈反愈烈。到了三四十年代就出现了全盘西化的思潮，再加上到了六七十年代出现的大批判的声浪，这样就把中国传统文化推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中国的传统也日渐远离了我们的生活。

这是我对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的境遇或者近代化的历史过程所做的一个描述。然后我们再看，这种长时间的闭门思过和自我反省，加上无休止的批判，当然使得传统文化一落千丈，使得原有的历史光辉黯然失色。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再保持光辉形象呢？反过来，谁都可以将这个传统文化作为撒气的对象，不如意的时候就骂这个传统、骂老祖宗，这个时候传统文化成了受气包。现实的东西不行，都归罪于传统，认为是传统所致，这当然就成了受气包。明明是自己的问题，也要往老祖宗的头上栽，这个时候我们的传统文化又成了最无辜的替罪羊。在这种情况下，有谁还会对传统文化抱一点敬意？有谁还会对传统渐渐远离的身影怀有一丝惆怅呢？所以我用洗心革面这个概念，就是这意思，就等于是把传统形象彻底地打落下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这个传统就慢慢变得一钱不值，丢得差不多了。这种普遍状态使得我们这个社会到处弥漫着虚无主义、功利主义的气氛，中国人已逐渐地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我想三四十年代的全盘西化和六七十年代的批儒反孔中，有很多对传统文化恶毒侮蔑的说辞，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但50岁以上的人一定都记忆犹新，当时把传统文化批判得一塌糊涂，简直是面目全非。这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形象的自我矮化和不断的妖魔化的过程，这种情形之下，中国文化的形象就越来越不可敬、越来越不可爱，变得日渐遥远和模糊，和我们现实生活的距离也就越拉越大了。所以对一般人来讲，中国文化的形象当然就慢慢变得陌生、空洞化了，甚至“一无所有”了。

上面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对我们中国一百多年来文化历程的反思，由此来看为什么会出现中国文化形象的失落、虚化和空洞化。然后我们再从西方来看，因为刚才我强调，一百多年来，中国的任何问题都是和西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理解、认识中国的问题时，一定是离不开西方这个背景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看看西方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一种态度。我用一句话概括：在他们的眼中，中国文化是在浪漫化和妖魔化之间。所谓浪漫化就是一个美丽的想象的异邦，所谓的妖魔化就是极尽丑化之能事。

当然，中国文化在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输出型的文明，它在世界文明的格局当中，扮演着不仅照亮自身，同时也在不断向周边地区输出影响的角色，它的强大辐射力曾经光芒万丈。但这种情形，在这一百多年是没有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处在不断收缩的状态，和大唐盛世或者和历史上灿烂辉煌的时段相比，对外的影响力在逐渐地萎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化日渐边缘化和陌生化，在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但外国人不了解中国文化，就连我们中国人自己也远离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以至于学问中人每每言必称希腊、语必举西学，英、美、德、法，如数家珍，但是对自己的东西却常常是知之甚少，用数典忘祖来形容也不为过。很多知识分子可能对西方的东西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对中国的东西却了解得很少。就民间社会而言，是“百姓日用而不知”。从上到下，我们的话语模式是被一些脸谱化和简约化的口号式的知识所笼罩，当代的中国人离自己的传统文化是那么的遥远！在这种状况下，可以说自顾不暇，怎么可能还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呢？所以我们在今天要反省一下，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批判自己的文化、不断自我反省，其中有非常深刻的东西。但是在这个时代，它并没有有效地传承和发扬中国优良的东西，也没能把这些东西光大到世界各个地方去。可以说这是20世纪几代中国人的悲哀。在这100年，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很少，我们并没有把它宣传出去，所以这是一个悲哀。

在西方人的眼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的过程。随着中国在近代的衰落，中国文化的形象在西方人的眼里，总是起伏多变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过程。

最早在17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些代表性人物，像德国的莱布尼茨，法国的伏尔泰、重农学派，还有百科全书派的一些人物，他们对中国文化还是很有敬意的。他们通过传教士的介绍了解中国文化，在明末清初的时候，传教士通过他们的观察和文字，把大量的有关中国情况的知识见闻带到欧洲，让这些启蒙运动的早期人物眼前一亮，让他们看到除了西方社会之外，还有那么一些精彩的东西，所以他们非常感兴趣。像莱布尼茨这些人，在他们的笔下，把中国的文化现状描写得非常好，他们写了不少东西来表扬中国的文化，对中国从政治制度到各种文化的形式，尤其是对儒家的德行伦理充满敬意。他们认为欧洲人应该向中国学习，应该以中国为榜样，借鉴中国文化来批判欧洲的旧制度。这些正面的评价和形象，在今天已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在17世纪、18世纪初，中华文明影响了欧洲的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社会风尚。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当时的中国在许多方面实际上是超过欧洲的。莱布尼茨是近代西方科学的泰斗，一直到晚年，还让传教士教他汉语。他和在华传教士的通信有200多封，这200多封书信里面表现了他对中华文明的无限向往。今天看他的书信，我们都会有一点感动，甚至到他晚年的时候，还计划要写一部《康熙传》。

但这种情况在18世纪后期就发生了变化，也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逆转。这个时候的欧洲人重新回到他们自己的文化里寻根，激起了对希腊古典文化的蓬勃热情，把文艺复兴时出现的新观念和新精神，全面地推向对世俗世界的改造。尤其是随着18世纪科学的发展，其进步更是一日千里。在这种情况下，工业革命蓬勃兴起，欧洲的力量日渐强大，欧洲的自信心、它对自己文化志满意得的神情就慢慢地表现出来了。相反，原来认为的中国文化里很多不错的东西，这个时候便在他们的眼中黯然失色、不值一提了，中国的形象开始变得滑稽可笑起来。所以从18世纪后期开始，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和笔下所描写的形象往往是不佳的，很多带有些许嘲笑和嘲弄，甚至把这些东西无限地夸大了。这样，中国文化的形象跟早期的可爱、可敬就慢慢地告别了、远离了。

为什么17世纪他们对中国文化那么感兴趣，中国文化在欧洲的形象是那么美好，突然间在18世纪的后期出现了这样的逆转？原因很多，我想着重从三点来分析。

第一点和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传教有关。像利玛窦这些人，他们到中国来传播基督教，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好感和敬意。在利玛窦写的书里面，有很多对中国文化的肯定和赞誉。这些传教士的态度，当然直接影响到欧洲本土，他们把这些资料带回去或者是通过各种渠道把这些信息告诉欧洲人，欧洲人从他们这样一种正面、肯定、赞扬的口吻、语句里面，自然也就对中华文化生出一点好感，有了一番敬意。明末清初的传教过程，处于一个非常复杂的背景，后来就出现了礼仪之争。西方的基督教的确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不能相通、相容之处，像早期利玛窦他们还是取比较柔性的姿态，尽量把基督教和儒家相抵触的东西压下来、藏起来。但后来情形就出现了变化，后起的教派认为这样不对，然后罗马教皇也支持了这些强硬的传教士，对中国文化采取一种直接对抗的态度，这就出现了冲突，引起所谓礼仪之争。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王权独大的文化形态，神权或教权只有屈从于王权时，才能有它的立足之地，而欧洲当时则是神权至上，在这种神权和王权的较量过程当中，当然是谁的力量大谁说了算。在中国当然是皇帝说了算，所以在康熙、雍正时期就发生了禁教，当时康熙皇帝和罗马教皇之间发生了一些冲突、矛盾，这样的话，就把传教士赶出去了，在客观上也就堵上了中欧之间交流的大门。罗马教皇在1715年发布“禁约”教谕，康熙帝还以颜色，不能容忍教皇把他们的意志、律法强加给中国，所以就采取了禁教的行动。这样，客观上对中国文化有好感或者能把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去的传教士这一中介、这一桥梁就断掉了。对欧洲人来讲，这样一个渠道的阻断可以说是影响非常之大，在讯息断绝之后，他们过去谈论很热烈的中华帝国慢慢就变得陌生起来，有很多情况就不知道了，不了解了，也无法再继续深入地去研究了。这样久而久之，对中国文化的很多东西他们就变得不理解了，就有了很多的隔膜。所以像伏尔泰这些启蒙思想家大力赞美过的东西，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就想：这是说的哪里呀？那是什么东西啊？也就是对他们自己以前的说法也持有一种嘲笑的态度。

第二点就是欧洲文化内部的改变，特别是社会风尚和审美情趣的变化，由此导致了对中国之趣味的减弱，以至于消失。在启蒙运动早期，中国趣味在欧洲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东西，尤其是在欧洲的宫廷文化里面是非常时髦的东西。像当时法国的路易王朝，宫廷里面到处弥漫着对中国文化崇尚的气息，就像我们今天对西方很时髦的东西非常感兴趣、趋之若鹜一样。当时宫廷的贵族对来自中国的东西非常喜爱，以拥有中国的物品、拥有中国的色调情趣为美、为时尚，作为一种骄傲的资本。在17、18世纪的法国，这种“中国风”可以说是劲吹不衰，中国式的园林建筑、小桥流水、假山奇石，不知迷倒了多少达官贵人。伏尔泰——当时欧洲思想界的领袖人物，他对中国文化痴迷到了什么地步？他翻译介绍中国的文学作品，像《中国孤儿》，也就是《赵氏孤儿》，他叫《中国孤儿》，把它介绍给法国人。这个戏在巴黎连演数月不衰，伏尔泰本人甚至也粉墨登场，上台亮相。可见当时的欧洲人对中国文化是很痴迷的，非常有兴趣。在欧洲早期的绘画当中，像法国画家布歇，他模仿中国的山水画，把中国画的技法融入他的画作里面，他早期的画就很有中国的味道。所以，对中国风格的模仿，或者说对中国的建筑、绘画、园林以及各式各样中国物品的痴迷，在当时的欧洲和洛可可的艺术风尚形成了一种呼应，洛可可风格在当时是欧洲艺术的主流，正好和东方的小桥流水、曲径通幽这种不规则的审美情趣两相结合，这在当时成为欧洲文化的一大景观。这种情况，到了18世纪的后期，就开始有所转变。一方面对东方所谓的异国情调，从开始的新奇慢慢地变得熟悉，不像一开始时那么痴迷；另一方面，随着欧洲艺术本身的转向，洛可可风格渐渐地衰落了。这种审美趣味的转向，也使得中国的艺术慢慢被淡化到了边缘地带，由此，对于中国的模仿也可以说是“城门失火，殃及鱼池”。本来是非常喜欢，渐渐被认为不符合他们的文化规则，逐渐被排斥。所以，中国趣味变得边缘化，成为角落里的东西，中国形象也因之受损。

第三点是随着中欧交往的不断加强、深化，特别是以国家为主体的经贸关系的开展，帝国之间的矛盾逐渐地被推到了前台。我前面讲的基本上是宗教、艺术的一些交流活动，它是非功利的，带有某种审美性、趣味性的交往。到后来这种文化交流慢慢地深入到经贸活动、商业活动中。那么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欧洲商人的兴趣是在利益和金钱上，他们对中国文化已经没有了先前传教士所谓宗教的趣味，或者是艺术审美、艺术欣赏的趣味，他们的眼光不一样了。这样在他们的笔下就把中国一些现实的，很多和他们的行为、习惯不合拍的东西拿来大加批评。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在1793年，当时英国派了一个庞大的使团，由马嘎尔尼率领，以给乾隆祝寿为名来到中国，实际上他带领的代表团里面有很多都是商人。马嘎尔尼来华之后，就经历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现中国当时的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社会形态等，和他们的欧洲已经没有办法打交道了，可以说有点格格不入，对很多东西的想法都不一样，根本没有办法达成一些实质性的交流。当然，对马嘎尔尼事件的解释，以前一般都是从礼仪之争，就是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讲，譬如说马嘎尔尼来华之后，就面临着怎么样见皇帝、用什么形式来拜会、有哪些礼仪性的东西要遵守等等，而马嘎尔尼不接受，就引起了冲突。所以是用文化的方式来解释，把它称为文化的冲突。但是最近有一个新的观点，美国有一个汉学家叫何伟亚，他写了一本书《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这是美国近年来汉学研究著作中一本影响比较大的书，这本书里面强调它不是一个文化的冲突，而是两大帝国形态建构之间的冲突。过去的解释，实际上是把这个历史事件简单化了，何伟亚强调要从更深的、现实的层面来揭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事件。不管怎么去理解，像马嘎尔尼使团来华的经历，这在当时的确可以看做是一种象征。使团的成员回去之后，写了大量他们在中国的遭遇，大谈他们的感受。在他们笔下，中国就非常不可爱、非常落后，甚至没有办法与欧洲沟通，没有办法打交道。那么这种描述，一经在欧洲传播、一流行开，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当然就和早期的形象完全不一样了。

正是上面的这些原因，使得中国的形象在欧洲可以说是一路下滑，中国的形象在欧洲就越来越糟糕了。这样，中国文化在欧洲人的眼中，就由原来的白天鹅变成了后来的丑小鸭。当然，中国的形象在欧洲的逆转，这样的变化，有中国自身落伍的原因，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乾隆后期，中国这老大帝国实际上已经表露出了衰落的迹象，有很多东西和世界先进的文明已经有了一定的距离。但更重要的是，这也是欧洲所发生的变化导致的结果。因为随着欧洲的崛起和欧洲人殖民扩张活动的大规模展开，他们慢慢有了一种感觉，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所以其他的那些古老文明已经不在他们的眼里。这种自我中心极度地膨胀，就出现了随后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者叫西方中心主义，这样一个心态从18世纪的后期就慢慢地膨胀起来了，并且日甚一日。他们觉得，只有欧洲的民族才是人类使命的承担者，只有西方文化才代表了人类的普遍价值。除了欧洲文明以外，其他的文化和民族都是停滞不前的，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进步可言。这在18世纪后期，渐渐成为欧洲的主流观念，在这种自大心态的支配之下，当然他们对中国的文化只能采取一个贬低的态度。这样，中国文化的形象在近代欧洲的大起大落，说明话语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欧洲人的手里，所谓中国形象的塑造，并不是一个平等的过程。

最后，我要从历史的追溯和描述回到我们的当下，回到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显然已经不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历史上的中国，或者是五四时期我们自己眼中的中国，也不是欧洲早期殖民主义时代他们眼中的那个中国。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变，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

当然这个根本的改变，如果从全球背景来讲，就是二战结束以后，随着世界范围内殖民体系的瓦解和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的开展，非西方文化的声音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西方文化的普遍价值开始受到质疑和挑战，欧洲中心主义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抵制。中华民族结束了近百年被动挨打、俯首称臣的屈辱史，获得了彻底的独立和解放，新中国的成就也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声望和地位，这都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和冷战时代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使得中国大陆和世界的交往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甚至一度陷入闭关锁国的困境。中国文化不被世界所了解，和外部世界形成了长久的隔膜，外国人知道中国文化的很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新走向了世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度和广度，把自己和外部的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和长期隔绝的西方世界也有了真正的深入的互动关系。同时，由于内部所发生的这样一个巨大的变化，中国逐渐地从反传统的迷雾当中清醒了过来，开始大力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且主动地把自己的文化介绍给世界。在短短的20多年间，中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我们中国的文化也被世界更多的人所了解，中国的形象也理所当然地慢慢开始变得高大起来。

当然，中国形象的改观是多种因素合力而为的结果，但最为重要的，显然是因为中国重新融入了世界，并且凭借着发展的大趋势和经济快速增长的力量，获得了世界部分的认可。也就是说，我们还不能说中国已经是主导型的国家，它只是部分地获得了平等对话的权利，同时也有了把中国文化向世界去介绍、向世界去推广的可能性。单是这个机遇，在以前就可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中国的崛起，除了政治意义、经济意义、国际关系意义之外，是不是还有文化的意义？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和处理，就直接关系到中国文化在今天的形象，也直接支配着未来形象的塑造。世人就是要看一看：中国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形象？显然我们不能落入简单的逻辑套套里面，就是你打了我一下，我一定要打你一下，过去你欺负我，我现在强大了也要去欺负你，这不是中国文化。以前我们了解的西方的强势规则，或者叫强人规则，它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个原则，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谁有本事谁就强。如果中国文化简单套用这个逻辑的话，那么中国文化就不是中国文化了，中国文化就变成了西方文化，等于你把西方的东西学来，却把你自己的东西丢掉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循着西方的强人规则亦步亦趋地走下去，如果中国的崛起带给世界的是另外一个西方式的强国，那么它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极为有限的，这是很多有识之士的观点。所以，中国文化或者中国对于世界的贡献，应该有它自己的特色，应该是另辟新径、别有他途。也就是说，要体现出你所具有的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历史、与西方不同的那些独特价值，能把这些价值推展到全世界去，然后让世人刮目相看，令世界肃然起敬，这才真了不起，这才应该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所愿。

要这样做的话，当然是很难的，不是说想这么做马上就能做到，这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一方面，我们现在还处在熟悉和掌握既有的由西方主导的游戏规则这样一个国际场景当中，我们还在不断地学习，这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要有雄心把中华文明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东西凸显出来，把那个东西贡献出来。这个过程，可能是充满各种记忆的复兴，也可能是创造性的诠释，更可能是在生机勃勃的社会活动和文明新元素的蕴聚当中突然地迸发出来。当然，这肯定是一种创造性的运动，必然要有新的思维方式、新的话语模式，甚至要敢于超越西方的智慧，这个挑战就更大。

我今天所讲的重点，偏重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里面去寻找宝藏，就是因为我觉得中华文化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形态，在它所孕育的民族智慧中，应该能够找到一些和我们这一百多年来比较熟悉的西方那些套路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我们再来看这种东西能不能对世界产生一种影响，对世界文化创造贡献一种独特的智慧？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资源能否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为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难题贡献点力量？为使这个力量浮现，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找出路，都可以去想办法，我只是从两个层面来探讨这个问题：一个是对外部而言，一个是就内部来说。对外部来讲，我们现在是处在全球化的时代，全球性的互动结构之中，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往往纠缠不清。中国要想进一步地发展、要更健康地崛起，只能以一个和平的方式，这也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传统，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特点。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和周边的左邻右舍和睦相处，为更好地发展赢得时间和机遇，也赢得更大的空间。对内而言，就是所谓和谐文化的弘扬，或者是今天所讲的和谐社会的构建，这个应该也和我们中国传统的思路有关系，同时，这对于中国文化形象的树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中国文化，尤其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形态，它强调的是以和为美、以和为真、以和为善、以和为贵，它把和谐的人伦关系、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思考社会、思考人类、思考世界、思考宇宙的基点。所以树立和谐意识、弘扬和谐文化、发展和谐精神，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

中国文化形象的重塑，既不能没有历史渊源，也不能没有现实感，变成纸上谈兵。我们要把它放到近代历史之中，从中国文化的时代转变、它的发展和变化过程，来认识这个问题。然后又要放到我们当代中国文化世纪性转折的大背景中来眺望它的未来，期待和想象这个形象的塑造，我们充满信心，也充满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西方人再看我们中国文化的时候，就不是瞧不起，而是觉得中国文化是了不起的、是伟大的。我们中国人要普遍地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充满信心，迎接那美好形象重新矗立于世的那个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