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深圳文化艺术界同行朋友们，有机会到深圳来向大家学习，是件终生难忘的事情。在我看来，深圳不仅是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社会变革的前沿阵地，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化建设前沿阵地。多少年前，人们曾有过传言，说香港缺乏文化，那么濒临香港的深圳好像也缺乏文化。但是深圳人民用他们创造性的实践向世人证明，深圳生长着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化，深圳的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

我想，连续举办这种大讲堂，是传播文化、文明的一种有效的方式。谁都知道，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它是个多样的文化和各种各样的人会聚的一个城市。像这样一个下午两三个小时的汇报，很难说传授什么系统的知识。但是在两三个小时之内，大家通过会心的交谈，传播信息，调整我们的思维方式，激活我们的思维，那是有可能的。

知识和智慧是两个层面的东西。知识是靠终生学习、日积月累的。知识是关乎社会的。而智慧常常是在一个特定的接受场，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场所、这个环境里面，靠信息的交流、思维的碰撞，而展现出来的火花，我觉得这是高于知识的智慧，智慧是属于个体的，当然个体的智慧结合在一起也便成为民族的智慧。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在这样的场合当中接受新鲜信息，激活自己的思维，获取人生的智慧。

我想，大家今天在一起交流，共同的宗旨就是这一点。你坐在这个地方，我说实在话，大家都想听真话，我也想讲一点真实的感受。我把十年前碰到的一件小事和十年以后姜昆碰到的小事先向大家汇报一下。十年前，大家知道，咱们中国有两个电视节，一个是在上海的，一个是在四川的。我去四川当国际评委。我就挂一个牌，站在锦江大礼堂门口。我生在上海、长在成都，多少年之后，不能说是衣锦还乡，但可以说是回到家乡，有很多人向我要颁奖晚会的票，我很得意。我站在门口，突然间看到十几个中学生，男孩子、女孩子拿着非常漂亮的笔记本围着我。我一辈子没有过如此的殊荣。最前面的一个瞪着大眼睛的十四五岁的小孩，问我：“叔叔，你是国际评委，你知道刘德华在哪？”原来，人家是找刘德华的，不是找我的。我这个人智商又低，一下子反应不过来，我心里有气，就回了一句话：“哪个叫刘德华？”一下子，有十几双眼睛就像“文化大革命”里面抓住阶级敌人一样，质问我说：“你连刘德华都不知道，你还当国际评委？”我一听，心里就特别难受。怎么不认识刘德华就没有资格当评委呢？我很不高兴。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不认识刘德华就不能当国际评委呢？再一打听才知道，刘德华来演出，800块钱的票都已经抢光了，他们都是追星族。我当时心里很悲哀，我一点都不责怪中学生，我觉得他们这些追星族是某些电视媒体造就的，作为一个电视人，我自己也难辞其咎。

我自己有一个感受，有一年参加一次MTV颁奖会。说是张惠妹要唱，还没有出场呢，就有很多人挥舞彩棒、狂叫，张惠妹出场的时候，我都没有听见她唱什么，只看见她扭动自己的身躯。我当时就想，这到底是人类的审美活动，还是人类的宣泄活动？我觉得不能怪我们的下一代，回过头来，我们要想一想这是谁造成的。这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当时我就想，这是不是历史过程中的必然，人文素质是不是慢慢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深化、提高、提炼呢？十几年过去了，又发生了一件事，证明人文素质不会自然而然地得到提升。2006年春节，大家知道，温家宝总理要去郑州，看望艾滋病村的那些弱势群体，中国文联组织了一个慰问团，很多演员都义务去演出。当时很多演员自告奋勇地去了，姜昆、黄宏还有刚刚生了孩子的宋祖英，他们下了飞机之后，看见很多的小孩过来献花，非常高兴。后来发现，这些孩子不是来欢迎他们的，而是来欢迎李宇春的，都奔李宇春那里去了。后来姜昆才知道，那些是“粉丝”，是“玉米的粉丝”。姜昆开玩笑说，我不叫姜昆了，我叫“姜豆”，好有“豆豆粉丝”。

咱们想一想，它关乎我们民族文化生态的现实情况，这是不应该小视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不是说超女不可以研究，超女的运作机制中，符合市场规律的就可以借鉴。但有一条大家要注意，就是超女最后让我们的孩子们都去做“一夜成星”的美梦。这和让下一代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勤奋工作，努力实践，恐怕是背道而驰的。而且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一个艺术人才是要有条件的。这一点，我们的鲁迅先生早就讲清楚了。大家都知道，鲁迅先生的遗嘱里面其中有一条是对许广平讲的，还有一条就是对唯一的儿子周海婴讲的。对许广平讲“忘记我”，意思就是说你的日子还长，你还应该享受你今后的人生，但是许广平始终忠实于自己的老师和丈夫；另外一条就是对他的儿子讲的，孩子长大后千万不要当什么“空头文学家、美术家之类”。看看我们现在的情况，一说艺术院校要招生，北京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广播学院等都站满了人。如果说，播音专业、主持专业今天招20个，可能有8000人报名。一个专业的报名费是100元，进入复试的又是100元，那么这个报考费用该是多少？鲁迅没有想到，他的话，今天人们都不听了。家家都认为我这个独生子女是能当艺术家的，家家都去走捷径，鼓励自己的孩子一夜成星、一夜致富，但不能实现。这里就带来了重大的问题。不能实现之后就带来了一种失望感，就要凝聚成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结，这种情结正好被超女节目现象所利用了。因为有那么多的中学生都有这样的情结，现在的超女节目就抓住了这样的情结，“超女”没有门槛，只要想来都可以来，随便你怎么表现都可以参加。而且选出来的还不是最漂亮、唱的最好的、成绩最好的，它首推不男不女、不好不坏的，于是青少年们都来了。

当今西方的一些学者，著名的大科学家、大艺术家、大哲学家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人类近几百年以来，发生了两次重大的革命：第一次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发生了之后，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实。实际上世界上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情是没有的。发展生产力带来了后患，就是工业革命要消耗资源，资源的大量消耗，造成人类自然环境的破坏。

另一次就是信息革命。由于电子技术的普及，信息革命迅猛发展，人类的生产力得到了又一次的发展。这是它的积极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人们都发现了，它又带来负面的东西。负面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人类的人文生态环境同时受到破坏。上一次是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一次是人与社会、人与人的这种协调关系的破坏。中宣部原常务副部长徐惟成对我说，过去大家都住平房，十家共一大院，洗衣服都在自来水的龙头下，比如说隔壁的大娘、奶奶都在一起，总是说东家、道西家，谁干了什么缺德事一下子就说出去了，这是一种舆论监督。现在大家都住进了大房子、楼房，都在家里见不到面了，没有人管。这种东西是无形的变化。在某些城市里明文规定不许吐痰，但是有人看见没有人就吐，有时候就看看没有熟人就吐了。现在学生写的字是一代不如一代。他有事打电话不写信，不需要练方块字。方块字非常重要。50年代有人提出汉字的简化方案，甚至有人说要废除汉字，要拉丁化、拼音化。但是现在，有语言学家研究发现人类的语言符号里汉字是最高明的、最好的一种。

为什么今天中国人的形象思维能力特别强，特别善于营造意境、创造意向呢？这点和使用汉字有关。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文字是内外结构、上下结构、形声形义等等。哪个字都能说出道理。比如说我今天来讲课要有感染力，要不然大家都走光了。大家都知道，染字是由三点水和九、下面是一个木组成的。因为中国古代染坊里要有水，所以是三点水。第二，染东西要把布拿到染料里面拖，一遍是匀称不了的，要反反复复很多遍，九者，数之吉也，九字代表反反复复在里面浸染很多次。有人如果多加一点写成丸字在上面就不行了，因为没有意义了。为什么在底下加木呢，就是青出自于蓝而胜于蓝，染料是从树木上提炼的。你仔细想一想，中国字的创造是有原因的，从形声、形意和形象发展过来的。一切的切这边是一个刀，如果说这边是一个土字旁，右边有一个刀，这就不对了。这是一个形声字，比如说七刀就是“切”了。

我前几年到日本去，日本NHK对外部的部长接待我。他们日本人对人最高的礼遇就是请你到他们家去吃饭，不去大宾馆，他把你请到家里去就觉得非常尊重你。日本的国家电视台规定，日本的高材生才可进去。他们夫妻两个人都是这样的高材生。一旦结婚之后，女的就回家当主妇。我去这位部长家他妻子拿鲜花、三个孩子站着。他进去就对我说，我们家老大愿意看《红楼梦》，现在正在谈恋爱；老二喜欢《三国》，因为里面有经商之道；老三喜欢《西游记》。他们家都是中国迷。他说我们家都喜欢汉文化，为什么我们家人掌握汉字的能力一代不如一代？他说，我不如我父亲，我的三个儿子不如我。我看见他们家有很大的电视机，我指着它说就是这个怪物造成的，因为日文里面假借了很多的汉字，过去要交流情感、传递信息就要书写。现在谁写啊？打开电脑、发个E-mail就行了，于是对每个方块字都把握不好了。这个事情不是个小事情，这是文化自觉的问题，是一个很高深的问题。

为什么？如果大家有兴趣，你们可以去翻一下《中国科技史》，不是中国人写的，是美国人李约瑟写的。里面记载着发人深省的事例。他说，中国的文化非常好，它是追求意象的。他说，中国人在算术上、推理上的能力是不一样的。他惊奇地发现中国人走在西方人之前，比如上了初中的人都知道，圆周率π值，世界上谁最先算出来？那就是中国人，南北朝的祖冲之。他算出来是3.1415926。为什么中国人运算的能力这么强？今天都可以去查，凡是卫星上天的国家，包括美国，搞计算的科学家里有不少是华裔科学家。东方的文化和东方的文字有很深刻的联系。

但是另一方面说到推理，特别是形式逻辑，情况就相反了。我们大家都学过几何，比如说阿基米德定律，古希腊的时候，已经有了这个定律，我们到了明朝，徐光启著作里才有。我们不善于形式逻辑的推断。这个事情被北京大学的张岱年先生发现了。对当代哲学贡献最大的哲学家之一，就是张先生。他说：中国儒教、孔子的东西传下来了，但是春秋战国还有墨家，墨子的《墨经》没有传下来，没有人深入研究它，结果就失传了，墨子的思维里充满了形式思维逻辑。如果传下来我们就更不得了。但是儒家的学术里充满着和谐的逻辑、辩证逻辑，什么事情都取中庸不走极端。这是孔子的一大功劳。这样我们就从小事跳到民族思维的高度上去想问题，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21世纪是什么世纪？我认为可以用一句话来说：21世纪是科学与艺术结缘的世纪。这是这个世纪很大的特征。就是人类从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各领风骚走到人文主义、科学主义互补这样一个更高文明的世纪。科学是干什么的？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科学是求真的，是把握规律按科学的办法去办，按科学的方法去做。这是科学。现在科学家研究出来，作用于人大脑里左脑的主要是逻辑思维，是智，智商。艺术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艺术思维主要作用于人的右脑，是人的形象思维，是情商。艺术是开启情商的。

现在我们要培养具有创新型的人才，比如说我们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深圳市，最有条件培养具有创新型思维的人才。那是一种什么人才呢？就是右脑、左脑和谐发展的人才。可以这样说，科学是引领人们通向真理的；艺术是为人们通向真理营造氛围、创造精神环境的。现在的科学家进一步发现，所有创新型人物，创造型能力中有多少靠智商？多少靠情商？70%～80%是靠情商，就是右脑，只有20%～30%是靠智商，就是左脑。只有想象力丰富即形象思维发达的人，其智商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这两个东西是怎么算出来的不知道。我当时也很纳闷。他们的解释就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才能有一种内在的驱动力，他的智商才能发挥到最理想的境界。情感丰富的人也就是想象力丰富的人。钱学森作为一个大科学家，他躺在病床上，前不久温总理去向他请教，我们现在国家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你认为培养人才要注意什么？钱老就说“要让科学家懂点艺术”。这是一个真理。

中国的艺术教育和西方的艺术教育有什么差别？在1916年，也就是五四运动前三年，蔡元培先生到北大当校长。大学者，做大学问之谓也，就是靠著名的学者聚集来证明其地位的。蔡元培进去之后，他发现当时的大学要有艺术氛围。大家都知道，胡适从西方回来，他就提出来，中国人像一盘散沙，没有凝聚力。西方有基督教等宗教把大家凝聚起来，所以说胡适提出“宗教救国”，蔡元培先生就反对，他针锋相对地提出，要用美育来替代宗教。什么是美育？美育主要的途径就是艺术教育。所以蔡先生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当时第一流的美术家、画家、音乐家都请到北大来。他在北京大学的校园营造了一种艺术氛围，让大家受到艺术的熏陶，只可惜后来这传统没有延续下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高等艺术教育单科独进，现在的东南大学很早就搞了音乐专业、美术专业。过去很长时间仅仅是由美术专科学校变成美术学院、音乐专科学院变成了音乐学院，特别是电影学院、广播学院搞的就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最多是北京搞一个，上海再弄一个，基本上其他的就没有了。单科独进的结果是什么？好处是有利于培养实践型的人才，对艺术的本体研究非常深入。弊端是近亲繁殖，失去了宏大的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背景的支撑，难于培养高层次的理论思维大才。比如说北大成立了艺术学院，主张招研究生，有人说从本科生中招，要招主持人，还要招音乐专业的，还要搞音乐研究。我说：你培养钢琴师或者小提琴家，你比得过中央音乐学院吗？他们从附小时就培养，你比得过他们吗？但北大如果把中央音乐学院本科的尖子生靠北大的名气把他们招来当研究生，让他们研究音乐，他们又有了一定的实践基础，为中国艺术学科的建设培养了理论人才，就很有优势。

最近，西方有人研究中国的哲学，发现原来2500以前，中国就有一个孔子提出了如此深刻的道理“和而不同”。允许多种多样，但是要有包容性，要和而不同。深圳的优势就在这里，为什么很多的艺术家，很多的文化工作者、艺术工作者愿意到深圳来，深圳这个地方和而不同，它善于包容。这也是蔡元培老校长为什么把北京大学办成著名大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两条：一条就是用美育代替宗教，他高度重视艺术教育，开启学生的性情，把学生右脑的功能调动起来，使这个学校有了人文的传统。当时人文最发达的地方在哪？在北大，你比不过它。一流学者不少都在那里。它就有这样的传统。另外一条，就是蔡校长非常有名的“兼容并包”，就是他要有一种广阔的胸怀接纳各方的学者。最典型的大家都知道，胡适就是西方回来的，他把胡适请来了，最高的薪金是400块大洋。当时请李大钊来当图书馆的馆长薪金是300大洋。陈独秀是新文化的旗手，请来了也是400块大洋，连毛泽东都去了，8个大洋一个月当图书馆的管理员，这都是历史的记载。你胡适来讲西方文化，“言必称希腊”，学生来听；陈独秀和李大钊来讲马克思主义，学生也来听；还有一个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国学研究非常深的懂多门外语的文化守成主义者也来讲，学生也去听。这三种都讲，各种学术思想相互交锋发生了碰撞，碰撞之后就产生了火花，火花就让莘莘学子自然明辨了是非，找到了真理。这样，北京大学就成为中国文化的策源地，甚至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会聚地。大家要比较鉴别。哲学这个东西非常厉害，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这不是我说的，很多的经典作家都讲了，人类智慧最高的就是哲学思维。整个民族思维上的革命和解放，是最本质的解放，是最大的生产力。一旦这个完了，整个民族就不行了。

现在大家都讲文化，文化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文化是化人的？文化是用来养人的。讲文化、建设文化是靠文化把人的素质养高，把这些人的智商、情商提高，把思维搞得更加科学化，然后让素质高的人再去创造物，这就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文化不可以直接变成钱，如果让文化直接变成钱，会出现很多问题。正因为如此，许嘉璐副委员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专门对文化进行了表述，他的演讲非常长，把文化分为三层：第一层是表层的文化，就是我们指的物质文化，主要包括衣、食、住、行，他说吃的东西问题不大，无非是吃麦当劳还是吃我们的麻婆豆腐。他说现在主要是美国的三大片侵入：第一片就是麦当劳的薯片，小朋友都去吃。第二是好莱坞的大片，我们都看。第三片是西方过来的电子芯片。他说“三片”进来之后，我们应当如何应对不是个小事情。

第二是中层的文化制度包括国家艺术。中层的文化往哪里走？这就关乎民族文化的根站得稳还是不稳。失去了文化的根，这个民族就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中层的。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最底层的文化就是哲学问题，就是指哲学文化，也就是根本的价值观、世界观，根本思维上的方法论。比如说有人反对哈佛大学关于文明冲突的理论。学者亨廷顿提出什么冲突理论呢？简而言之，就是美国文化是有优势的、强势的，文化的冲突实际上是要扩张，先进文明与你的落后文明冲突了，我石油没有了，我要抢你的油了，我就可以打你，因为文明冲突、文化冲突。而我们则提出文明和谐论。我们的文化主张是要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应该是和谐文化。而和谐社会的文化形态应该是文化的和谐。过去强调冲突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长期讲对立统一、长期讲一分为二，这是对的。对立统一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看到了事物的两端，比混沌一团要高明得多。当一个政党在夺取政权的时候，它的哲学武器必须是一分为二。为什么？他要分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他要结合被压迫阶级打倒压迫阶级。和平建设时期的执政党不能坚持这种斗争哲学了，必须与时俱进寻找哲学武器，比如说，庞朴先生说，他主张一分为三。仔细想想事情确实是一分为三的。我们经常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没有人说“两人行必有我师”。比如说，你碰到一个新朋友，点头第一句话就是“真乃三生有幸也”，你不会说“二生有幸”吧。什么原因？你再一想，一是奇数，二是偶数，只有三，既含奇数又含偶数。所以说这个不是简单的事情。实际上一分为三之后就叫人们明白了两端，执其两端，又会取法乎中，这就是中庸之道的核心。

中庸之道就是要造成和谐，所以说第三层文化讲得很深。许嘉璐说最重要的就是中层文化和底层文化相互呼应。如果说底层文化是和谐哲学、是一种和谐共处的多元文化，结果你中层文化搞出来的艺术品又是斗争哲学、又是非此即彼的、又是降低人的素质的，那就叫文化断裂，这个社会就要出毛病。

我今天说电视文化。电视文化有没有毛病？实际上电视文化有两大块：一大块是电视新闻，这是传播信息的，咱们不研究它。还有一种就是体育竞赛。那是人类文明的宣泄。这两年的世界杯谁挡得住。最近电视剧的收视率会受影响。大家都要看世界杯。为什么体育题材的电影出了佳作《女篮五号》和《沙鸥》，其他的都不成功？主要是不可预见性。昨天晚上你看的6∶0，今天实况进行了重播，还有什么看的，我都知道6∶0了。昨天不知道阿根廷会踢出6∶0，就会越看越来劲。所以体育题材的艺术创作要直接写竞赛是蠢的，因为你怎么也比不上直播现场的精彩，写运动员球场之外的生活才能感人，比如说球场之外的情感生活、智慧的积累、待人接物，那些东西是人们从现场直播的节目当中看不见的，大家才会有兴趣。大家看我们现在的电视文化，很明显出现了失衡的状态。也可以说，我们的节目里面数量不小的是以营造观众的视听感官的刺激感、快感为目的，包括从中央电视台开始就可以让李咏隔三差五带你打打彩蛋，它满足和培养了人们的一种投机心理。这是真的。对在旁边观看的，也营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投机心态。如果我们要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来，你完全排斥它也不对，但是你把它抬到很高的地位就出问题了，比如说“超女”，这里面有很多你也不能说全部不对。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况，有的才艺展示很低级，看了很无聊。我曾经看到超女初选里面有一个女生打扮得非常花枝招展。她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别人都说我很风骚，但是我很温柔，别人都不敢靠近我，我很苦恼啊！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就下去了。这也是“才艺”？

现在要提这个问题了，人类的电视艺术节目是不是只给观众视听感官上的快感就达到了目的？人为什么要艺术啊？刚才已经说清楚了，人就是一种高级形态的理性情感动物，他区别于其他的动物，他是有理性的，之所以要艺术，就在于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除政治、艺术、哲学、历史、宗教等方式外，审美的、也就是艺术的把握也不可或缺，为什么？地球上只有人有独特的精神家园需要坚守。人是通过艺术审美去把握世界、去净化和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去陶冶人的情感、提高人的境界的。艺术本来的目的就是这个。不是只获取快感就完了。所以我们要进一步提出，只有快感不是真艺术。真正的艺术要打动受众的心灵，由快感升为美感，这才是艺术。

讲一个实在的例子，比如我们看《家风》。看这个干什么？看完了，你就会从这位离退休的老干部一身正气里陶冶一下自己的情操，然后从他身上感悟到一种崇高的美，一种精神的美。这是艺术的目的。如果你仅达到一种刺激就完了，那是不行的。比如说有一部电影《手机》，看起来很现代，写了我们信息年代出现了手机这个玩意，但是这部电影看完了之后，很多妇联的同志都说，引起了夫妻之间的猜忌。艺术品不为和谐家庭做贡献是不行的。比如说培养美学研究生的教授，张国立扮演的角色，到了最后在房间搞约会；比如说葛优扮演的制片人，在外头大搞“媒外恋”。不是说不能撰写这些现象，而是说，艺术家对婚外恋没有必要的审美批判，而是带着一种欣赏的眼光呈现它，缺乏正确的是非判断。我胆子大，金鸡奖评选的时候，我说了意见，很多评委都没有选这部电影，北京的一家报纸强烈要求评委会主任向导演赔礼道歉。这是正常的文艺批评。我说错了，你可以批评我，况且至今我不认账，我没有错。因为我们的电影，包括我们的贺岁片，不要让大家只知道笑，而不知道为什么笑。日本人贺岁片选了写海尔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谁都知道，《首席执行官》是写中国的民族企业走向世界，艰苦创业。日本人回去之后，满街打了一个广告，上面写着：“看中国人怎样崛起？”这证明，他们在新的一年里，还想着他们的周边安全，至少那些参拜靖国神社的人是这样想的。我们的人却在傻笑，贺岁的时候就不能看一些美感的东西，为什么年年贺岁就等着看一两位导演这样的片子？这几年都是这样的片子。这样的艺术生态是不是失衡了？同样的道理，我前一段时间说，韩流成风了，从中央到地方到处播韩剧，我也赞成播一点，韩剧也有韩剧的长处。韩国电视剧从文化内涵上，我敢负责任地说一句：是中国的儒家文化出口转内销，是中国的儒家文化传到韩国去，它结合了他们的国情、结合了高丽民族的感情。他们拍出来的电视剧，多写妯娌之间、姑嫂之间争风吃醋，看一点也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能铺天盖地地放。我们自己也不是没有这类作品。90年代初的《渴望》，不就是这类东西吗？《空镜子》，不就是这类东西吗？《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也是这类东西。比如说深圳的《家风》，还高明一点。剧作家王朝柱告诉我，韩国的首尔在播放他写的《长征》，什么原因？韩国人是聪明的。他知道不要片面地吸取中国的儒家文化，拿了厚德载物还不够，还要把《长征》毛泽东的自强不息一下子引进来，这样外来文化的滋养才全面。实际上家长里短的东西不能没有，都像我们“文化大革命”里面八亿人民八个戏，那是极“左”，不能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但是天天看姑嫂、妯娌之间的家长里短的话，也是不行的。鲁迅批评当年的“鸳鸯蝴蝶派”说：不要总是咀嚼个人身边的小悲欢，并把小悲欢当大世界，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有出息。

我们确实需要很冷静地审视，特别是在我们最具活力的深圳市的文化建设上，要有清醒的文化自觉。中国的电影大奖一个是金鸡奖，是专家评的，一个是华表奖，是政府评的，再一个是百花奖，是观众评的，连续三年评最佳男演员，就是表演的美学达到最高顶点的一位演员。第一年冯巩凭借一部电影得了最佳男演员奖，冯巩在相声上是有贡献的。但是最近几年来生活积累、情感积累不足，有一种故作幽默。有时候他和牛群两个人就是你说我，我说你，互相说不够了，就把倪萍拉出来说。这和侯宝林的相声是不一样的。我们过去听侯宝林的《关公战秦琼》，非常激动。后来又选了赵本山，赵本山在小品的艺术上是有贡献的，就像冯巩在相声上有贡献一样。而且我们的电影也应该向小品艺术和相声艺术吸取营养，但是吸取营养是丰富自身、发展自身，而不是取代自身。如果一个泱泱大国电影表演艺术的顶峰被小品艺术取而代之，肯定不是这个国家电影艺术的幸事，而是悲哀。事不过三，到第三年又选出来了。大家知道是谁吗？潘长江。到广西发奖的时候，谁给潘长江发奖呢？大家最后研究请赵本山给他发。最后赵本山去发了，这些都是老百姓喜欢的。结果赵本山上去就说了一句话：谁说艺术有雅俗之分？我坐在第一排，我马上就站起来要走，旁观的人拉住我说你干什么？怎么能说艺术没有雅俗之分呢？这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说的。但是我们不能把雅的和俗的对立起来，京剧开始不俗吗？黄梅戏不俗吗？但是慢慢发展起来了，这是不能不承认的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片面地、过度地强调视听感官的快感和刺激感，而忽略了美感的追求、美学理想的导引，形成了一个民族审美能力的滑坡，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我们发现，当受众在过度地满足视听感官的刺激时，往往是精神痛感在衰减、思考能力在衰减，这是成反比的。所以我可以明确地说，我不赞成当前一种错误的美学理论，认为视听艺术最重要的就是“营造视听奇观”，这是不对的。你营造的结果如果失度，那就造成了民族精神思考能力的退化。大家来欣赏艺术，是为了坚守精神的家园，他当然要获得愉悦，但不仅止于此，他更要获得认识的启迪和精神的美感。如果在高科技的条件下，不惜重金只为获得感官的刺激感的话，那就背离了人类艺术的初衷。

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我们有些先辈们的话是非常有道理的。柳宗元说过一句话，他将美的产生辩证地总结出八个字，我认为这比我们争论了几十年的结论都高明。大家知道，在美学理论上有美在客观派，是蔡仪先生坚持的，另外高尔泰先生认为是美在主观，“美是自由的象征”。然后第三派也出来了，就是李泽厚主张“美在主客观的统一”，统一于客体。而朱光潜先生也主张“美在主客观的统一”，但统一于主体。柳宗元的“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可以说集中了这四派所长。山东大学的教授周来祥说了一句话：美是和谐。这是对的。我们去北京上景山公园看，就能看到中国文化的特征。你看到天安门和地安门、左安门和右安门是对称的，一下子就看到了和谐之美。你站在那里看就觉得中国的美是神奇的。柳宗元说的八个字是“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美”这个东西自己美不起来，是因为欣赏它的人才得到彰显。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说“五四”到现在的文化建设经验可以归结为四个字“文化自觉”。就是说，一个民族文化主管部门的领导和文化工作者，包括我等在内必须要文化自觉。如果盲目去建文化，那建出来的文化就害人不浅。如果领导文化的人陷入文化盲目，那么就将造成灾难。他这个想法是很深刻的，像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他们都是大家，全部都通历史、通艺术、通哲学，都是通家。比如说王国维讲哲学、讲美学、讲《红楼梦》艺术，你比不过他们这些大家，章太炎也是大家。他们处于晚清的后期，晚清政治腐败。他们认为文化再不来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国家就没有救了。但是他们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那时还没有诞生，所以他们的命运是悲剧性的。王国维最后自杀了。章太炎，鲁迅非常尊敬他，鲁迅晚年给了他八个字，就是“既离民众，渐入颓唐”。但是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传统留给了后来的知识分子。之后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比如说陈独秀、鲁迅、胡适、李大钊等都或是他们的学生，或读过他们的书。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就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比如说鲁迅、陈独秀。他们要完成启蒙任务，这一批人学问非常深厚。

我想我为什么就学不到他们的学问呢？我一天到晚要看电视剧，因为工作就是这样。我一天看10个小时，违背了劳动法。飞天奖刚刚看完，金鸡奖又来了。这个奖那个奖都要看，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电视荧屏前了。好的电视剧看了之后有启发，大量平庸的电视剧看得越多，智商越低，情商有时候会提高，因为太多的三角恋、四角恋、婚外恋，看着看着胆子慢慢地就变大了。先贤们在图书馆经历历史筛选的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浸泡，而我除了看这些电视剧外，还要参加一些行政会议。这些会议开得越多，学术的思维越愚钝。还有，我不像彭名燕在那写小说、写剧本，我整天在修理八股文。所以，在文化的积累上根本不能够与前贤相比。你看看，鲁迅他们这一代之后，比如说朱自清、闻一多他们是搞文学的，费孝通进入社会学领域，贺麟搞哲学，顾颉刚进入了历史学领域。他们进入了某一个学科领域，这样一来，成功地造就了中国30年代、40年代学术史上的辉煌。但是这些人就不像鲁迅、陈独秀他们整体上把握社会的变革，要求整个民族的文化启蒙。这三代知识分子，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反思。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周扬、曹禺他们接受马列主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但是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他们的才干发挥受到了制约。这一代人，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惨遭迫害。新时期成就了举旗的人，比如陈荒煤、冯牧等。他们就是第一代，他们承前启后，感受到上一代的优秀传统、优秀文化相对要多一些，但是由于十年内乱耽误了这一代人的学术青春，他们最好的时光被耽误了。

再往后是我们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有优势了。党和人民给他们创造了好的条件，高学位、高学历、出国留洋。现在的年轻人有了很好的条件，视野开阔，但是这一代人最大的短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甚浅。费孝通先生反复地讲文化自觉，尤其是文化人要自觉。首先自觉的第一个层面就是对自身的文化主体结构要有自觉的、清醒的认识。现在就出笑话了，比如有一个名校的大学教授，把章子怡和孔子联系在一起。不管是不是他自己讲的话，我觉得那是娱乐媒体炒作了，这是不行的。集大成者的孔子和一个初出茅庐在电影上有一点成就的青年演员怎么可以相比？费孝通先生用了16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其实最深奥的理论，不是讲出来谁都听不懂。比如巴金讲形式、讲创作的技巧最有名的一句话大家非常熟悉：“最高的技巧就是无技巧”。谁一听都能听懂。

我觉得，在创造和鉴赏艺术的时候，恐怕要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因素。王元化先生说有四个因素是不能变的，就是：第一，中国人的创造特征和特点不能变。以虚代实，追求意境——中国人在审美方面的特征、特点不能丢，丢了你这个民族的根就不在了，这不是你中国人干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国画和西方的画不一样呢？我们讲高远、讲平远，我们讲似与不似之间，古典的西方画是画得越真越好。齐白石就公开说太像了就不是艺术了，要在似与不似之间，要有中国人的特征。

第二，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要是把欣赏素质，包括鉴赏心理、习惯完全颠覆掉，恐怕是不能赢得受众的。

第三，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不能变。他讲得很深刻。

第四，是中国的价值系统当中的核心概念不能变。价值系统的核心都变了是不行的。比如说中国对男女的爱情推崇一夫一妻，你要是推崇一夫多妻就不对了，根本性的东西是不能变的。变了的话，是要出问题的，所以要注重中层文化和底层文化的问题。

熊十力先生讲得精辟：知识之败，在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在慕虚荣而不甘枯淡。归根到底，我要说在文化自觉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携手、互勉，在同一个战壕里保持自觉的、清醒的意识，用我们创作的作品去提升民族的精神境界，去凝聚民族的奋进精神。这样的话，我们才会迎来真正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想我说错了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