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喜欢考试的国家。考试的历史，算起来，也有五千年之久。考试的类别，古代有两大类。一类是国家即政府举行的考试，一类是学校举行的考试。国家考试的目的，是选拔人才，主要是官才。学校考试的目的，是培养人才。现代，则有三大类。国家学校之外，各行各业也运用考试录用员工，可统称社会考试。今天所论专指适用于人才选拔制度的国家考试，主要是科举考试。

考试，今天读如一个词或可看做一件事。实际上，最初，考与试大体上是相分离的。考是考，试是试。考，核实，通过调查，核实德行。试，试用，通过上岗，试用才干。一般程序是先考后试，不考不试。由隋唐开始，书面考试代替了先考后试的一般程序，一考定终身，考上可任用，考与试方合二为一，考就是试，试就是考，考试就是考量测试。

原始选人，以推举为前提，考与试分别为后续。《史记·五帝本纪》说众人推举虞舜，唐尧先考其行状，后“吾其试哉”，妻其二女试其品德，宾于四方试其社交，使入山林川泽试其神通。

周代选官，以世袭为主，以考、试选拔为辅。周制，地方负有为朝廷进贡人才的义务。进贡对象主要是各级学校的学生，《诗经》所谓“青青子矜，悠悠我心”者（学校内部的考试即发端于周代）。地方官“考（核）其德行，察（审）其道艺”（《周礼·地官》），推荐给朝廷，谓之贡士。尔后，天子试其文武数艺，试之以射宫（武试），试之以礼乐（文试），试而后用。这就不同于过去的以任用为试，初步具有进考场答考题的意味。但依然考是考，试是试。考是试的前提。

战国，天下大乱，礼乐制度废，考试制度也废。人才选拔，是一种自荐式招募。所谓食客三千、鸡鸣狗盗、楚材晋用、毛遂自荐等等成语，就是见证。自荐是要见面的，第一次见面，其实可以看做一种特别的面试，面试口才。如苏秦张仪之“两说穷舌端，五车摧笔锋”（南朝·鲍照《拟古》）。被看中的人，按其才能的高低，给予不同的待遇。冯谖因此有“长铗归来兮食无鱼”、“长铗归来兮出无车”的牢骚。

汉代立察举制。察是考察，举是推荐。主持察举的如同周代是地方官员，考察的对象也如同周代是各级学校的学生。不同的是，被举者要进京接受朝廷复核，即策试，策是竹简，将题目写在竹简上，由应试人做书面回答，称作策问和对策。策试是专场书面考试，考政治谋略和文章功夫。开了古代推荐官员需要加试文考的例牌，也开了古代选人重文的传统。现在的干部笔试，就类似于策试。策试的上家是推举，推举的上家是考察。东周后期，考察推举沦为宦官权贵的黑幕。民间嬉笑怒骂：“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黾。”（《后汉书》恒灵时童谣）

魏晋行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是汉代察举的延续和变易。人才分九等，各地设中正。中正，官职，专司选人，根据望族名流的清议品评，所谓乡议，确定人才等级。清议的标准，全凭清议者的评语和中正的个人判断。不过，授官前，还是要考试。应该是笔试。《晋书·刘卞传》说刘卞“入太学，试经为台四品吏”。但这种试似乎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试的基础，乡议和中正考评。起初，还重才学，后来，则重门第。《晋书·刘毅传》：“务依党利，务随爱憎。”党利，豪门之利；爱憎，权贵爱憎。清人赵翼《二十二史劄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高门华阀，有世袭之荣；庶族寒人，无寸进之路。”

推倒九品中正，取消地方察举，将考与试合为书面考试，凭借书面考试选拔人才，是南北朝之后的科举制度。科举，面向社会，公开招考，设科开考，以考量才，择优录取。这一制度，发端于隋代，确立于唐代，沿流于宋、明，废止于晚清，风行1300多年。

特别要说的是唐代。唐代气象万千，唐代科举最重要的进士科，选人重素质，重才华，考试重文采，考诗赋，以诗取士。这样的考试，既是诗人赶考，又是文人考诗，吟咏载途，诗意满堂，空前而绝后。两宋积贫积弱，选人重时务，重实用，考试学汉代考策论，以策取士。明清专制保守，选人重经学，重理学，考试考经义，考八股，以八股取士。每况而愈下。今日念之，令人有生不逢唐的感叹。

唐代文人或者说唐代诗人高唱诗歌走上仕途，高唱诗歌飞黄腾达，高唱诗歌失意科场，高唱诗歌潦倒终生。何等风流蕴藉，何其悲凉慷慨。品味这些诗歌，可以回到唐朝，看看科举的荣耀和辛酸，看看政治的开明与浑浊，看看世风的敦厚与刻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