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尚永亮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批准号为01BZW018），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洪迎华、刘磊。

中唐元和时期大家辈出，诗派纷纭，创作极为繁盛，是唐诗史乃至中国诗史上极堪注意的一个重要时期。清人叶燮将此一时期视为古今百代之“中”，为中国文化史、文学史最重要的转折点。近人陈衍进一步提出诗史“三元”之说：“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沈曾植亦有“三关”之论：“诗有元祐、元和、元嘉三关。”这里，无论是“三关”，还是“三元”，元和均在其中，起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这是本课题选择此一时期诗歌为研究对象的远因。

元和诗歌之所以如此重要，首先在于它是唐诗之第二高峰，亦为唐诗之大变期；其次，元和诗歌的部分新变已颇具宋调，开启了宋诗某些重要特征之先河；再次，元和诗人的内部交往颇为频繁，形成了较为明确、自觉的流派意识，从而使其创作特点获得了较个体诗人更为突出的集团放大效应。概略言之，元和诗人可分为三个群体：一是韩孟诗派，二是元白诗派，三是以刘禹锡、柳宗元为代表的贬谪诗人。整体来看，20世纪百年中对这些诗派和诗人的研究已出现大量成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诸多不足，如研究对象多为单个诗人，而非群体；多关注作者、作品，而忽略了读者；研究时段多为分散状态，而缺乏系统性、连贯性；研究方法主要是传统的考据法或历史文化分析法，而较少新方法的运用。这是本课题选择此一时期诗人群体及其传播接受史为研究对象的近因。

该成果借助接受美学理论对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进行全方位考察，在以下几方面具有较突出的学术价值：其一，改变了传统研究只重视作者、作品的格局，引入读者即接受者并将之放在重要地位，使得研究从一维走向多维，从平面走向立体，尝试为中国古代文学接受史的研究建立范式。其二，改变此前只重个别作家的现象，选择重要历史时段中的重要文学现象、文学群体进行考察，在更长的时间段和广阔范围内研究其作品流传及声名得以形成的过程，将文学史研究进一步细化、深化和动态化。其三，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特别是比较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使研究更为精确，更为科学，更易于彰显特点，由此形成对传统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辅助和补充。

该成果由中晚唐五代、两宋、金元、明清之传播接受史及选本分析五编十五章构成，前有导论，交代研究之缘起及研究思路、目的；后有附录6篇，是对20世纪百年间关于元和诗歌研究的系统总结和评说。

在研究思路和内容上，以整个元和诗人群为对象，而将韩愈、孟郊、贾岛、李贺、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刘禹锡、柳宗元十大诗人置于突出位置，按韩孟诗派、元白诗派及刘柳两大诗人这三大版块安排布局，抓住紧要方面，或总或分，或点或面，依次考察其政治行为、诗歌创作、艺术特点、诗学观点及流派构成等在后世的传播接受情形，揭示传播接受史的某些特点和规律。而在中晚唐、两宋、金元、明清、近现代诸大时段中，更着力于两宋和明清时期的重要接受者，对制约其接受心理的个体生存状态及社会文化背景予以考察，由此将此项研究导向深入。

就接受史发展时段而言，宋代在元和诗歌接受史中意义重大，是本课题花费笔墨最多的一个时代。对于唐诗接受史来说，宋代有其特殊意义。一方面，宋人在唐诗高峰之后为了独树面目，必须在诗歌领域中开疆拓土，在题材、手法、意境各方面力辟新路；而创新的前提是继承，所以另一方面，宋人又在唐诗的文本整理、评点诠释、理论阐发、创作继承等方面，都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引领和奠基作用。如韩愈的以文为诗、笔补造化、雄奇险怪等鲜明的创新特征，都备受宋人关注。从欧阳修、梅尧臣开始，王安石、王令、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都是韩诗的重要接受者。李贺在宋代大部分时间里虽受冷遇，但南宋后期渐被发现，开元代崇贺风潮的先声。贾岛在宋代初期和末期先后为晚唐体、四灵、江湖诗派等诗人群体趋摹，也是对宋代诗坛具有重要影响的诗人。白居易的平易诗风为宋初王禹偁等人效法，形成白体；苏轼则全面继承了白居易的生活理念而又有新的发展和超越，形成独特的人生范式。至于刘禹锡、柳宗元，更在宋代形成道德与文学的双重接受，大致规范了后人的接受方向。至于明清两代，乃是中国诗学的集大成时期，评论资料、诗歌选本汗牛充栋，而在理论上也更为系统、更为深入。本课题对明清时期的重要接受者、重要接受现象及争论的焦点问题，细加剖判，对明清人之于前代接受方向的遵从或背离，以及由此导致的接受主流的变化详加分析，凸显其于元和诗歌接受史上的理性眼光和凝定功用，并揭示其对元和诗歌之近现代接受史的启示和影响。

就接受者而言，本课题尽力突出每个时代重点读者的地位和意义，尤其重视在接受史中有重要意义的“第一读者”。如韩诗接受史中的欧阳修，李贺接受史中的杜牧，白居易接受史中的王禹偁、苏轼，张籍接受史中的王安石，柳宗元接受史中的范仲淹、苏轼等，都在前人基础上有独到的发明和创新，他们的阅读经验和诠释观点则被后代读者继承并进一步充实、发展，影响极为深远。此外，在“第一读者”之后出现的能够摆脱陈言、自出新见的“第二读者”（所谓“第二读者”系从“第一读者”的概念引申而来，是指那些能突破“第一读者”诠释见解的影响和约束、转换接受角度，并同样可以引导接受方向的读者），也是本课题关注的重要对象。如元好问对柳宗元与谢灵运诗歌特点相似性关联的发明，便在苏轼指出的柳与陶的关联点之外，另辟新境；叶燮对韩诗之诗史意义的系统阐发，便摆脱了自司空图、欧阳修以来仅就以文为诗、雄奇恣肆等表现手法、艺术风貌评骘韩诗的路线，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第二读者”增加了接受的广度、深度，开拓了视角，其价值、意义在元和诗歌接受史上是不容忽视的。

与接受紧相关联的是传播。作品创作出来，要进入到接受者的视野中，传播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传播方式和手段的多样化会扩大作品的影响范围，使接受者增多，作品影响变大。因此，本课题对元和诗歌的传播方式、媒介特别是作家别集的整理校注，诗歌选本入选量的多寡及其影响力的大小，都做出了做系统的考察和分析，而对“元和体”的传播时间、形式、受众特点、传播效果等的考察用力尤夥，获得了不少新的结论。

研究方法并不外在于研究内容，适宜的方法运用往往可以导致研究视角的转换。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古籍文献已经大批量数字化、电子化，网络文史资源也不断丰富，这使得我们有可能借助计算机的功能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计量方法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来（所谓计量分析，重在通过对数据之数量特征﹑数量关系与数量变化的分析，考察研究对象之内部构成、所占比重、时空分布、发展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明晰的论断，揭示和描述文学现象之性质、特点及其相互作用、演进趋势、整体规律等）。通过这种分析，能够克服文学研究的主观性与武断性，使一些笼统的、印象式的东西准确化、清晰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历史文化研究的不足。因此，本课题根据研究对象的差异，适当地引入计量分析，将元和诗歌在各历史时期被评论界关注的程度、在选本中选录作品的状况，以及选本、版本流传等方面的情况数字化，制成表格，进行分析，对元和重要诗人在不同历史时期接受视野中的分合变化、升降起伏做出较系统的勾勒和描述，并遴选出最具影响力的诗人和作品。

接受美学的理论虽然为接受史研究提供了不小的帮助，但在实际操作中，要搞清元和诗歌在后代的传播接受何以褒贬不一、起伏不定，同一接受者何以重此轻彼，不同接受者何以所见略同，同一时期的接受者何以观点迥异，不同时期的接受者何以后先接武，除了要考察被接受对象的思想内涵、艺术特点，考察接受者自身的心性特质、身世遭际、诗美追求外，还需要对不同时代相类或相异的文化精神进行考察，揭示蕴涵于传播接受过程中的深层的原因。有鉴于此，本课题力求辩证地、联系地、多方位地关照接受对象，在把握不同历史时期接受重点与特点的同时，动态地考察深隐于其后的政治文化因素，不同时期时代精神的变异，从而努力使接受史研究在进行传统的实证分析等方法的同时，发挥文本分析、心理分析、比较分析、文化分析、计量分析等方法的优长，对元和诗歌与当时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做出多方位的观照，对不同时段接受状况的总体倾向和线索做出尽可能准确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