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钱国祥研究员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魏洛阳故城灵台、明堂、辟雍和太学遗址196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项目批准号为05AKG001），最终成果为考古报告《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196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课题组成员有：段鹏琦、肖淮雁、郭晓涛。

在中国的封建帝国时代，祭祀天地先祖的礼制活动，是帝王们统治天下的一件大事，是天子与天地神灵相通的一种表现形式，也为中国古代所特有。明堂、灵台、辟雍和太学，都是都城礼制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一组性质功用比较相近的建筑。其中，明堂是帝王告朔行令、祭天享祖的场所；灵台主要是观天象、望云气、察祥瑞、兴祭祀和执掌四时节气的场所；辟雍则是帝王行礼乐、宣德化、释奠孔子的场所。它们均与中国古代帝王的祭祀活动有关，而且之间关系也很密切，还被称为“三雍”或“三宫”，地位显然非常重要。而太学作为当时国家的最高学府，是教授儒家经典、温习礼仪制度的重要场所，也和礼制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汉魏洛阳城的灵台、明堂、辟雍和太学等礼制建筑遗址，皆位于该城的南郊古洛河北岸，距故城南墙遗址约一千米（南墙已被洛河改道冲毁）。几个遗址由西向东有序排列：灵台位居最西面，东面隔平城门外大道是明堂，明堂又隔开阳门外大道与东面的辟雍为邻，辟雍的东北面是太学。对这些遗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进行了详细勘探。随后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和90年代，又分别多次考古发掘，获得了这些建筑基址建造时代和相对完整的平面布局资料。

对汉魏洛阳城南郊礼制建筑最早进行考古发掘的是辟雍遗址，开始于1972年。关于这座遗址，20世纪30年代曾发现过西晋咸宁四年（278年）所立“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跋”之碑，20世纪60年代在此勘探时又发现了碑座。此次发掘则进一步确定了碑座在遗址中心建筑台基南边的位置，这对辟雍遗址的定名极为重要。

随着辟雍遗址的发掘与位置确定，1973年又在辟雍遗址东北面开始对太学遗址勘察发掘。这里以往曾经大量出土过汉魏时期的石经，太学遗址的位置也由此基本得以确定。太学遗址的发掘工作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1981年才基本告一段落。主要包括晚期太学的院落遗址、太学西侧遗址和太学南侧遗址三部分。

1974～1975年，开始对灵台遗址进行发掘，首先发掘了高台基址西侧的2间内室建筑，随后又对整个高台基址全面发掘。1978～1979年，又对高台基址外围的建筑遗迹进行发掘，以补充相关平面资料。

1978～1979年，又对明堂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主要清理了明堂中心建筑基址的全部，并对明堂院落的南门基址做了部分试掘。

经过上述考古勘探和发掘，获取了这些礼制建筑遗址大致的建造与沿用时代、基址平面形制和布局资料。

灵台遗址的考古勘察显示，遗址四周除北面外，东、南、西三面均发现有夯土院墙遗迹。残存的院落平面略呈方形，南北残长230米，东西宽232米。院落中间为灵台中心高台建筑基址，平面整体为正方形，以最外侧散水为界限约为49.5米见方，是一座需要依附中间方形土台的四面修筑有两层房舍的高台建筑。高台残高8.2～8.4米，残存的高台顶部台面大致平整，不见其他建筑遗迹。高台四面坡下有两层建筑平台，高差1.86米，中间有坡道或踏步相通。每层平台上均保存有当时的殿堂或廊房建筑础石或柱槽、砌砖地面等遗迹。通过对遗址出土遗物整理并结合文献资料研究，该灵台高台建筑始建不晚于东汉，魏晋时仍然沿用，北魏时期则遭到废弃而改做寺院。

考古勘察的明堂遗址外围也有夯土院墙遗迹，除北面外其余三面均有残存。院落平面也略呈方形，东西长415米，南北残长400米。院落中部的大型夯土殿基平面为圆形，显然是明堂的中心主体建筑。该圆形殿基夯土地基厚2.2～2.5米，包含镶包石条的地上台基直径62.8米，台基镶包石条可复原3层，高约0.6米。在圆形台基上还残存有一些大小不等的柱槽、沙坑和石片铺垫的地面等遗迹，勘察显示这些都是北魏重修明堂时留下的建筑遗迹。残存的柱槽和沙坑数量虽多，排列也错综复杂，但由于是极有规律的呈内方外圆的形状排列在圆形台基外围，由此推测圆形台基的中部原来是边长大于37米方形高台。如此，这座北魏时期的明堂中心建筑，在整体平面上应该是“内方外圆”的形制。这也正与《明堂大道录》引《淮南子·十二纪》注“青阳者，明堂也。中方外圆，通达四出。”等记载相符合。至于该明堂台基外缘直径62.8米，中心方形高台边长超过37米，则又与《大戴礼记·盛德》、蔡邕《明堂论》和《三辅黄图》等记载的明堂制度尺度比较接近。即明堂“堂方百四十四尺”、“屋圜径二百一十六尺”，按照北魏1尺约等于今米制27.9～29.6厘米，取中间尺度即分别为大约41米和62米。考古发现的遗迹与文献记载可以大致相符。此外，据对明堂中心夯土殿基和周边的地面进行解剖，北魏时期的夯土台基和地面下面，还残存着东汉和魏晋时期修筑的夯土基址和地面遗迹。显然，北魏明堂是沿用了东汉和魏晋时期明堂的建筑旧基。

考古勘察的辟雍遗址，坐北朝南，范围约165米见方。其东、西、南、北四面皆置双阙与门屏建筑，各阙大小相若，单阙各长19～22米，宽11～12米，二阙之间相距13～14米。每对阙的内侧，除北面较特殊外，皆有一长条形的门屏式夯土基址，各长41～45米，宽3～8米，距双阙11～12米。遗址的中心偏北处，正当贯通南、北双阙的轴线上，有一座大型夯土建筑殿基，显然是辟雍建筑群的中心殿址。此殿址平面长方形，东西长46米，南北宽32～33米。在整个辟雍建筑群之外，还勘探试掘发现有环水沟槽遗迹。环水的水源来自北面，其南北向引水干道残长180米，宽4～5米，北端为今洛河冲毁，南端在中心殿基北面约156米处转而向东、西两个方向分流，各流出180余米后，又折而向南约400米，然后踪迹难寻。东、西分流后的沟槽宽3～4米，个别地段不到2米。虽然无法查明其全部长度和源自何处，但仅此已可确认此辟雍遗址的环水不是“水圆如璧”，与传统的建筑形制有所不同。据对辟雍遗址考古勘察，该遗址的建筑时代主要为东汉和魏晋时期，北魏时期未进行重修或改建活动。

考古勘察的太学遗址中，较为清楚的是魏晋以降的太学。其院落为南北长方形，东西156米，南北220米。该晚期太学遗址的四面墙垣断续残存，其中在西、北、东三面墙垣中段各自发现有院门，南墙由于夯土遗迹保存较差，门址无法探寻。在院落内外，还勘探发现一些东西向和南北向主干道路，还有大量的排房和殿堂基址。考古勘察还显示，上述建筑基址中可能还包含着较早的东汉太学遗迹。但由于东汉太学的范围太大，因勘察工作所限，目前尚没有找到它的准确范围。此外，在晚期太学遗址西侧和南侧也进行了一些勘察。太学西侧遗址位于晚期太学遗址以西三百多米处，即辟雍遗址的正北面，也曾发现有一些排房式的建筑房址等遗迹，或许它是另一处学校或早期太学的地点。太学南侧遗址位于晚期太学遗址南侧一百米处，为一处大型院落与殿堂建筑，时代主要为东汉，可能沿用到魏晋时期。目前尚无法确定它的定名，它也可能是一座与上述礼制建筑有关的官府建筑。

通过对汉魏洛阳城南郊的灵台、明堂、辟雍和太学等礼制建筑遗址考古勘察发掘与研究，不仅对这个时期礼制建筑的布局特点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而且也对它们的建造与重修沿用时代有了与文献记载基本符合的大致判定。概括来说：东汉洛阳城南郊的灵台、明堂、辟雍和太学，是同时存在并且各自分立的，它们显然都是作为各自一个单体建筑在都城的礼制建筑群中出现的；而魏晋时期，这四组建筑则可能都有沿用而得到重修，尤其西晋时还在太学基础上又新立国子学，形成了二学并立的局面；北魏时期则只恢复了明堂和太学，汉晋时期的辟雍旧基则未能得到修复，灵台则遭到废弃改做他用。上述这些，都是有别于其他城址所发现的同类礼制建筑的做法，代表着礼制建筑制度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变化阶段。

汉魏时期已经发掘的礼制建筑遗址，在时代上彼此互补而且不互相重复；在建筑形制上各具特点，极富有时代意义。汉魏洛阳城的灵台、辟雍和明堂遗址，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居于承上启下的位置，对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礼制建筑以及有关礼仪制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东汉是我国古代天象观测成就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之一。灵台遗址，不仅是现已发现的我国封建社会中年代最早的天象观测遗址，而且同东汉著名的天文学家张衡的科学实践活动有着密切关系。太学遗址，在我国目前来说还是仅见的一处汉魏时期国家级学校的遗迹，其学术价值之高不言而喻。其中，东汉太学是当时的国家最高学府，生员来自全国各地，最多时超过三万人。该太学遗址上发现的汉魏石经残石，便是研究当时太学教授儒家经典所用经本的重要实物证据。这些成果对宣扬我国古代的伟大科技成就和传统文化教育都将十分有益。

正是由于这一时期的礼制建筑形制布局与变化特点极为重要，它在中国古代礼制建筑的发展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一个环节，其重要意义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