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师范大学涂秀虹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福建刻书与明代通俗文学的发展》（项目批准号为04CZW008），最终成果为专著《福建刻书与明代小说戏曲的发展》。课题组成员有：刘海燕、陈旭东。

该成果主要探讨福建刻书与明代通俗文学发展的关系。福建刻书官刻、私刻（家刻与坊刻）都很兴盛，尤其以建阳坊刻影响最大，建阳在宋元明三代都是全国的刻书中心，我们所探讨的小说戏曲刊本多出于建阳书坊，所以，在福建刻书中我们以建阳书坊为主要考察对象。

福建特别是建阳的刻书业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但是，目前的研究主要从中国古代印刷史的角度，关注福建刻书业在中国印刷史上的地位和贡献。福建刻书与中国古代通俗文学发展的关系则涉及不多。

福建建阳的刻书对古代通俗文学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建阳书坊对推动古代小说的发展有着重要贡献。比如，现存最早的讲史话本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明代初年到明代嘉靖百年间仅存的小说刊本《剪灯新话》、《剪灯余话》都出于建阳书坊。在《三国演义》、《水浒传》之后，建阳熊大木、余邵鱼的小说编撰，标志着长篇小说创作高潮的到来。由建阳书坊编撰和刊行的很多小说都具有开拓新题材、开创新文体的意义，如《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北宋志传》、《列国志传》、《包龙图判百家公案》等小说，开启了说岳、说唐、杨家将、列国志、包公等小说题材的创作。建阳书坊刻书尤以名著版本繁多，现存小说戏曲版本最丰富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厢记》等，都以建阳刻本为最多。其中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建阳刊本都属简本系统。因此，研究古代小说戏曲的版本无法回避对建阳刻本的研究。

建阳刊本小说有着明显的地域特点。在建阳刊本小说中只有讲史小说（包括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神魔小说和公案小说，而在明中叶就兴起的人情小说则几乎没有刻印。这与福建特别的人文环境，尤其是朱熹理学对建阳的影响有关。建阳刊本在印刷版式上有很多创造，如上图下文的版式，上图中评下文三栏的版式，上下双栏传奇小说合刻的版式，上栏刊诗中栏刊图下栏戏文的版式等，版式丰富，有利于通俗文学的普及和推广。如为人们所广知的“英雄谱”，就是把《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合刻，是书坊很特别的刊行创意。此外，建阳书坊集编辑、出版、发行为一体，初具现代出版社的雏形，有利于通俗文学的发展。熊大木、余邵鱼等小说作家出生于书坊世家，邓志谟、吴还初等人长期在建阳编撰小说，专业作家队伍开始形成。

以此可见，研究福建刻书对于研究明代小说、戏曲的创作、版本、传播，揭示小说、戏曲发展的规律，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该成果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勾勒出了福建刻书与明代小说发展关系之大概，将福建刻书置于福建地域文化发展的背景上进行观照，在大量查阅史料的基础上论述了福建刻书的文化背景，对福建刻书兴盛的原因、福建刻书与闽学及朱熹思想的关系、福建刻书与周边文化的关系、福建刻书传播文化的意义等作了全面的探讨。

该成果主要从文献的角度入手，查阅参考数十种原始文献，搜集了大量第一手翔实资料，侧重点在于考证，通过全面、系统地对基础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与解读，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成果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在文献学、校勘学、目录学的基础上进行文学史的研究和文本的分析。在齐裕焜《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以及学界对于明代小说版本、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着眼于建阳书坊刊刻的小说之于明代小说发展的意义。由于刊本繁多，建阳刊本小说构成了明代小说史的主干。明代的讲史小说、神魔小说、公案小说多由建阳书坊组织编撰与刊刻，明代小说发展的面貌与建阳书坊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为此，课题组撰写了“建阳刻书所呈现的小说史”。在此基础上，还从建阳刻书和建阳地域文化的角度探讨了讲史、神魔、公案各文体之所以兴盛的原因。如此，对于福建刻书之于明代小说发展的意义就较为明晰了。从福建刻书的角度观照明代小说的发展，对于小说史的研究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拓展和补充。

在历史面貌的线性描述基础上，成果选择了建阳刊本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些版本进行个案研究，并各有侧重地讨论建阳刊本小说中一些重要问题。

一是建阳刊本《三国志演义》的研究。关于《三国志演义》的研究，国内学者如陈翔华、刘世德，日本学者如金文京、中川谕等作了大量的研究，该成果在此基础上主要关注建阳刊本的传播意义。现存三十多种明刊本《三国志演义》中，建阳刊本多达二十几种。这些建阳刻本，往前勾连着抄本流传阶段的《三国志演义》的“古本”，往后接续着毛氏父子借以修改评点的“俗本”，在《三国志演义》的传播史中有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早在元代建阳刊行的《三国志平话》对于《三国志演义》的成书具有重要影响，其影响不仅在于其“全像”的刻印风格，还在于对《三国志演义》早期刻本文本的影响。另外，建阳刻本最大的特点便是（花）关索故事和“静轩”诗，而围绕这两个方面，建阳刻本与江南刻本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建阳刻本在清初毛评本问世后，逐渐走向式微，亦与小说文体的雅化和建阳刻本的通俗品格相关。

二是建阳刊本《水浒传》的研究。成果选择了双峰堂刊本《水浒志传评林》进行形式和内容的分析，对于繁本简本关系问题提出一些思考，考察《水浒志传评林》作为简本究竟简在何处，讨论这样的简本传播意义何在。

三是熊大木编撰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研究。熊大木此书作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之后较早问世的讲史小说，其编撰和刊刻对明代小说的编撰和刊刻有重要影响，所以历来备受关注。课题组有幸得到《精忠录》复印本，得以对读《精忠录》和《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从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熊大木的编撰情况以及熊大木编撰模式的意义进行再讨论。

四是刘龙田本《西厢记》。明代《西厢记》刊刻大为盛行，建阳亦推出数种《西厢记》版本，现可知的将近十种之多。前期刘氏日新堂刻本《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与现存完整的最古《西厢记》版本弘治岳刻本属于同一系统，现已佚失。后期有记载的建阳《西厢记》诸版本均以精工细腻的江南版本为底本，属于传奇化一类的本子，刘龙田刊本是其中的代表。成果将刘龙田刊本与弘治岳刻本及其他版本进行比较，从体例、文本内容、释义点评、插图版画及附录等方面分析刘龙田刊本的特色和价值，从而总结刘龙田刊本的经营策略，探讨在明传奇盛行的大环境下，建阳书坊主如何根据所设读者群在体制内容、宣传包装等方面进行调整改造，推动《西厢记》优秀版本在中下层读者中的普及，并由此体现了刊刻出版的商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