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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文艺理论对中国现代文艺学的影响——《近代日本作为输入西方文艺理论的‘中间人’对中国现代文艺学、美学的影响之研究》成果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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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民族大学彭修银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日本作为输入西方文艺理论的‘中间人’对中国现代文艺学、美学的影响之研究》(批准号为02BZW017),最终成果为专著《中国现代文艺学的西方—日本—中国模式》。课题组成员有:李颖、李超、李娟、皮俊珺、潘云。

中日文化包括各种艺术理论的交流最为密切。在古代,日本主要向中国学习,以中国为师,对此中日学术界多有论述。但近代以来,日本作为输入西方艺术理论的“中间人”对中国文艺学科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而产生的重大影响,我国学术界却很少有人研究,该成果填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该成果分为上、中、下三篇。

上篇从传统与现代这一大的文化语境中探讨了日本作为输入西方文艺理论、美学的“中间人”对中国现代文艺学、美学学科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促成影响发生的主要因素。从对影响的结构性倾向的阐释入手,经过分析论证,认为有这样三个因素的存在促成了近现代日本文艺学美学能够对中国现代形态文艺学美学产生影响,它们是:从施加影响的一方看,近代日本文艺学、美学学科发展壮大,使得日本具备了向外输出学术资源的能力;从接受影响的一方看,中国传统文艺学、美学实现现代转型的现实需要,是促成影响发生的必要条件;从双方文化结构的关系来看,中日文化既有共同性,又不可避免地存在微小差异,这是影响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

(2)影响的主要特征。近现代中国受日本影响而实现文艺学、美学现代转化的过程,体现出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从属于从思想意识的重建入手来解决中国民族危机的时代主题,文艺学和美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也是进行思想启蒙的一个主要阵地;二是“西方——日本——中国”的运行轨迹和影响模式,新兴的文艺学、美学知识、思想先由日本从欧美学来,中国基于诸多便利条件的考虑,更多地从日本将其转贩过来,成为构筑现代形态文艺学、美学的重要学术资源;三是尽管现代形态的中国文艺学美学的初步确立主要得力于域外学术资源的影响,但同时也是在中国传统文论和美学思想的前结构中脱胎而来,这就难免造成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和冲突。

(3)学科的奠基。在学科奠基方面:一是概念、范畴、术语的输入。论证了中国现代文艺学、美学学科构成的基石——概念、范畴、术语等都源自日本。这些日译新词所承载的西方新的文艺理论、美学思想使中国的文体为之遽变,新文体获得了真正的现代性品格。二是文艺观、审美观的形成。以小说观念的变革、“人的文学”观的确立、“革命文学”观的形成为例论证从晚清文学变革、五四文学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三个阶段的现代转换进程,都是在日本和从日本中转而来的西方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参照系中完成的。

(4)基本理论体系的建构。论证从中国古典文论和美学形态中,不可能自发生长出现代形态的中国文艺学、美学基本理论体系,而必须借助于国外现代文艺理论和美学中具有现代性的理论体系,吸收其新鲜血液,借鉴整合之而完成。在中国文艺学和美学体系的建构过程中,由日本中转而来的西方理论体系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篇主要是对日本作为输入西方文艺理论的“中间人”对王国维、梁启超文艺思想和美学话语影响的专门性考察。

王国维是中国美学现代转型最富代表性和学术成果的学者,其美学思想虽然深受德国美学家康德、叔本华等人的影响。但日本中介因素在他的美学思想形成过程中也起到的历史性的桥梁作用。

该成果从王国维身处的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情境和日本确立其学术中介地位的时代背景入手,通过由日籍教师影响致力于西方哲学、美学思想研究的缘起,到王国维从语言层面对日源新语的倡导、应用、转化,再到与日本学术观照及与日本学者思想的内在精神关联这样一个层进关系,以及日本中介因素与王国维哲学、美学思想形成在思想文脉上的潜在呼应和积极向度。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于中西文化结合的态度上升到了心智层面,从而启示中国现代性转换的思路,呼吁多元异质文化会通化合的学术观念和东西方哲学的批判反思深度。二是借鉴西方学术资源并转化应用到自己理论实践中去,进一步明确自身学术构建的逻辑框架、范畴体系和整体精神气质。三是超越器物和制度层面,从哲学思辨高度引入哲学、美学,优化了中国近代西学东渐之思想结构和中国自身哲学、美学现代结构,直指中国现代新学术体系宏观建构之深层内涵。四是日本中介因素以“他者”的身份影响了王国维新的学术视阈的展开和现代学术观念的生成,并作用于王国维建构中国现代形态哲学、美学理论体系的实践活动中。在中国近代特定的历史时态之下,以知识为坐标轴,日本的“他者”身份和思想资源为我国学界重识“自性”、进行自身文化形态的转换提供了一座沟通借鉴的中介桥梁。

该成果对梁启超因日本的影响而提出的“新民”思想的政治话语和“小说界革命”的美学话语的产生和关系作了系统阐述。一是分析阐述了福泽谕吉、中村正直等日本明治思想家及其著作对梁启超的影响。二是从“小说界革命”入手,分析阐述了梁启超美学思想萌芽期的美学话语是以政治话语为前提和背景产生的,其美学话语是其政治话语的副产品,反过来又有力加强了政治话语。三是分析阐述了中国由“政治小说”而产生的美学话语“中国的政治小说”和“日本的政治小说”的异同:政治小说开启民智、改良社会这一点在中日是相同的,但是在具体启蒙的思想内容上却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日本政治小说是在明治维新已经获得成功、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条件下产生的,日本的政治小说作者都是活跃于政坛的政治活动家,他们以政治小说来表现其政治理想。日本政治小说作为自由民权运动的组成部分,以开设国会、推进自由民权为目标。而中国的政治小说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产生的,当时的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在这样的国难当头之时,个人的权利、个性的张扬只能退居其次,“救亡图存”的民族要求是最重要的。因此,改良群治、改造国民性、自强独立、抵御外辱成为中国政治小说的基本主题。

下篇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分别对日本近代几位有影响的艺术理论家、美学家西周、冈崎义惠等如何致力于东西文艺理论、东西美学内在品质的化合,即近代精神与传统神髓结合的艰辛历程进行了追述。二是对中日近代“美学”、“美术”、“文艺学”、“文艺美学”等一些重要概念形成过程进行了梳理。对“美学”美术作为中日近现代文艺学、美学、美术学的一个规范学术话语和一个学科名称,进行了考证。三是考察了日本的中介因素对中国艺术史写作模式的影响,即进化论与“新史学”的影响、日本与德国美术史写作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影响、疑古思潮与新生考古学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

该成果无论从学术史意义,还是从建立现代形态的中国文艺学和美学体系都有较大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从学术史意义来讲,通过对近代日本作为输入西方文艺理论“中间人”对中国现代形态文艺学、美学学科影响的史迹追述,为我们在绘制中国现代文艺学、美学史发展构图中,在“中国”与“西方”之间增添了“日本”这个板块。从当前中国文艺学、美学理论形态的建构这一角度来讲,现代性在新世纪仍然是一个难以准确把握和操作的问题。而日本在中国文艺学、美学现代性品格生成过程中有着特殊重要性,对其进行深入考察,是学科研究和建设本身的需要,也是正确认识中日文艺学、美学关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另外,近现代中日文化包括文艺学科在内的一切变革,都是在西方文化的介入之下发生的,中西问题是20世纪中国文艺学建构的一个重要问题,它直接关系到21世纪中国文艺学的发展。该成果通过对近现代中日引入西方文艺理论、刺激中日文艺理论家由古典形态转化为现代形态面临的问题分析,以及对中日一些重要文艺理论家、美学家如何致力于东西文艺理论、东西美学内在品质的化合,即现代精神与传统神髓结合的艰辛历程的追述,为21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家、美学家如何重建当代形态的文艺学、美学体系走中西结合的道路,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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