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陈希副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代诗学范畴》（批准号为04CZW013），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

范畴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范畴的生成、演变构成中国诗学的发展历史。中国诗学范畴研究滥觞于古代文学批评，古代诗学范畴研究导夫先路，取得显著成就。相比而言，中国现代诗学研究大为落后，关于范畴的论文尚不多，专门的范畴著作更是未见。

该成果系首次历史考辨与理论建构结合的中国现代诗学范畴研究。中国现代诗学主要由哪些范畴构成，这些范畴是如何生成的，内涵和特质是什么；中国现代诗学与西方诗学和中国古典诗学存在哪些或隐或显、千丝万缕的“联系”和“通约”，中国古典诗学蕴涵哪些可资创造性转化的现代因子，西方现代诗学输入中国具体有何变异；在寻找和发现“他者”的现代性追求过程中，他乡遇“故知”，中国现代诗学如何唤起了遥远的“自我”，并建构现代本土诗学。本研究试图讨论上述问题，从历史的阐述来完成理论问题的思索。

该成果为引论和五章组成。“引论”论述诗学范畴研究的基本理念和设想。第一章论述中国现代诗学的发生和态势，侧重诗学范畴的“主体间性”问题，第二章至第五章立足于中国现代诗学发生发展的实际过程，提炼和选取意象论、象征观、音乐性、纯诗说、智性化、契合论、颓废风、晦涩论等基本范畴，分别涉及诗歌的本质特征、审美形态、审美方式、审美价值诸方面，采取历史还原的方法，论从史出，探源溯流，阐精发微，从古今中外不同资源和语境深入探讨现代诗学范畴内涵的发生、演变和特征，多维度观照并建构起中国现代诗学的基本体系。

中国现代诗学古今融合，中西会通，是“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该成果对中国现代诗学范畴的讨论，大抵都是以西方的理论为基准的，这是事出有因，基本符合实际。但是，中国现代诗学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先天具有民族本土性，而且尤其重要的是，中国现代诗学首先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以西方诗学为取法和参照对象，但不是奉西方中心主义为圭臬，更不是西方诗学的转述、照搬和模仿。这种“图存求变”源自主体先验的审美需要和内在尺度，立足于现实语境和审美体验，有自己的变异和转化，显示主体特质和创造。中国现代诗学摒弃了西方现代诗学的本体论意义、宗教色彩和超验性，简化和缩小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内涵。同时增益了为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所没有的因素，其表现为中国新诗融进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成分，这使得中国新诗的现代性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的风貌而显示自己的民族性和中国特色。

该成果对中国现代诗学范畴建构的动因，即中国新诗接受西方现代诗学是如何实现的这一核心问题给出自己独立的回答和阐释，认为中国现代诗学范畴形成于接受个性。新诗自身发展的审美需求，东方因子，现实契机等因素构成的接受个性，促成接受的发展变化。

接受个性促成西方文艺“中国化”和传统诗学的现代化。接受个性由多维因素共时构成，具体包含东方因子、现实契机和审美体验三个要素。审美体验考察创作主体，现实契机关系创作客体，东方因子则是探究中国新诗与西方文艺关系的特殊历史背景。

东方因子中国新诗在西方现代主义面前鉴照本民族审美情趣的影子，油然产生一种亲切感；这种亲和性又萌生一种制约作用，中国新诗自觉或不自觉疏离西方现代诗学而向民族审美规范与定势靠近和复归。譬如，在接受现代主义诗歌音乐性问题时，中国诗人都是从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格律声韵意义上来理解象征主义的音乐性追求，把和谐当做音乐性的价值追求，而未能从非理性角度，从音乐反映“未知冲动”和潜意识意义上领悟现代诗歌音乐性的实质。又如，西方现代诗学“契合”论被称为“带来了近代美学的福音”，其突破性之实质在于它在西方首次将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等互相交感产生美感。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以及狄德罗、黑格尔、费肖尔等象征主义之前西方的美感论，都将美感限定在视觉和听觉区域，只承认视觉与听觉能获得美感，而极力否认味觉能引起美感，更谈不上将不同的感觉打通、交融产生新的美。中国古典美学相反，认为视觉、听觉、味觉等都产生美感，譬如“滋味说”将味觉与美感联系起来，不仅不同的感觉互相融合，而且宇宙万事万物相互响应、交融，“万化冥合”。因此，中国现代诗学接受西方“契合”论，实际上唤醒了遥远、沉睡的东方因子，从“他者”面前发现了“自我”。

现实契机是中国现代诗学建构的重要因素，对中国新诗接受西方现代诗学也有双重意义，即提供选择的条件和变异的可能。“五四”时期接受象征主义主要还不是法国的“正宗”派，而多为“被损害民族”的象征文学。中国接受者向往这些民族借助象征主义运动振兴民族文学。因而选择象征主义，呈现功利性取向。这也促成了中国新诗接受象征主义的变异。因现实契机产生象征主义变异的表征有：升潜消长的不稳定，发展形态的不完整。

审美体验，即“以体去验”，审美主体在艺术活动中的全身心投入和绝对在场，最充分高扬和展示创造者或欣赏者主动、自由、自觉的能动意识。在体验的过程中，主客体融为一体，人的外在现实主体化，人的内在精神客体化，由此达成的审美体验，就是尼采式的陶醉，或者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物我两忘，现实的羁绊、历史的阻碍、外在的钳制等全部退隐或搁置。

审美体验是中国现代诗学建构最有影响力的因素，体现了诗歌艺术的自律要求。在艺术创造层面，脱离于审美体验的创造必然是一种虚假的创造；在艺术欣赏层面，脱离于审美体验的欣赏必然是一种隔靴搔痒的伪欣赏。从诗歌理论批评角度来考察，审美体验就是注重具体的审美语境，以诗人的创作实际和中国新诗自身的历史进程为切入点，不以外在的悬空虚妄的诗学概念和内在的静止孤立的语言本体来肢解作品，而是还原复活历史语境，以“进行时”形式来进行诗美阐释和分析，强调建构主体——中国新诗的自律性和特质，不以假想的西方标准为参照（西方实际上也无共同标准）来硬套中国新诗，或者简单把中国新诗看成是西方诗歌的投影；同时避免出现创作上的中体西用和批评上的西体中用的错位，无法真正进入作品，作出切合实际的判断。

从审美体验出发，考察中国现代诗学范畴，可以得出“入乎其内”的了解和“出乎其外”的独到发现。穆旦的诗，生动、而深刻地传达了直面战争与死亡的特定历史情景里中国人的生存际遇和审美体验，在毁灭的火焰中，发现与正视“历史的矛盾”与不断分裂、破碎的自我，从而在审美方式上获得完全的现代意义。穆旦《森林之魅》营造“永恒”的森林、大地，“无名”的昆虫、野花等独特意象，但传达的不是“亲近”和“美丽”，而是“恐惧”这样尖锐的感觉；《防空洞里的抒情诗》描绘了因战争而凸现的一个临时场景，表现了自我的分裂。穆旦的这种“恐惧”和“分裂”显然渗透中国经验，与艾略特或里尔克的绝望和虚无有实质区别。尽管他的诗歌观念和技法，甚至审美形式都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特别是把艾略特的玄想思维和奥登的心理探询结合起来，融会西方现代诗学，但穆旦的现代性不是西方观念的移植，而是源于中国经验，显露自身的审美品格和特征。

中国现代诗学的基础是新诗理论批评。中国新诗的理论和实践开启并一定程度上主导了中国诗学的现代进程，理所当然成为中国现代诗学的重要甚至是核心部分。但是中国现代诗学的构成是多元和复杂的，应该涵盖现代中国的所有从现代观点出发、具有现代诗学意义的诗歌批评和理论研究。中国新诗理论是中国现代诗学的主要构成，但不代表整体。中国现代诗学除了现代的新诗理论批评，还应当包括现代的古典诗词、民间歌谣和外国诗歌批评与理论研究。这部分“现代性”诗学被长期遮蔽和忽视。该成果关注20世纪中国古典诗学批评、理论显示的现代性问题，撩开遮蔽面纱，初步描画出现代诗国的真实面貌和完整版图。

无论是观念拓新，方法运用，还是诗美阐发，学理辨析，抑或史料发掘，该成果皆新见迭出，多有创获，推进中国现代诗学和中西文学关系研究向深层迈进，不仅填补学术空白，具有前沿性和创新性，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关于异质文学交流“和而不同”的论述，对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多元共生也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