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大学刘锟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宗教乌托邦思想》（项目批准号为05CWW003），最终成果为专著《圣灵之约——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宗教乌托邦思想》。课题组成员：李志强。

作为20世纪之初俄国的“新基督教精神运动”的领袖之一，梅列日科夫斯基在俄国文化领域具有巨大影响力。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宗教观点始于他的象征主义文学精神探索。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其作为俄国象征主义宣言的文章《论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及其若干新流派》（1893）中，对俄罗斯文坛现状、俄罗斯文学创作艺术所面临的问题，俄罗斯文学中的传统与现代文学的关系等作了深入分析，指出真正有生命力的新的艺术应该具备的基本要素，尤其在其中谈到象征的本质，从世界文学的广度上考察了象征之于一种真正的文学生命力的重要性。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应该用新的眼光看待旧的价值观念，所以他把神秘主义作为扩大艺术想象力和感受力的手段，同时推崇可以获得另一种全新的世界面目的象征。梅列日科夫斯基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世界双重性直觉探索一种全人类思想，人类存在的另一个深渊——潜意识是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兴趣所在，由此在艺术上创立了一种全新的理性象征诗学。

在宗教哲学思想的形成方面，梅列日科夫斯基基于世界的现实危机对一些教会经典理论提出了质疑。许多研究者认为，在对待基督教的态度上梅列日科夫斯基同时受到尼采和索洛维约夫的影响，一方面，他倾向于尼采式的企图进行文化的创造的超人理想，另一方面他把自己的创作活动归结为神的启示——他在二者之间摇摆不定，正如他的《基督和反基督》三部曲中一系列主人公的精神状态、行为和人格、思想等都是充满矛盾性的一样。在索洛维约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下梅列日科夫斯基更加关注人的个性，想在人的意识深处揭开人性的秘密，并确证人在与绝对存在者上帝相遇时的创造力——因为人作为个体，他的创造活动常常是伴随着寻找绝对价值的目的。

从自己对世界的象征主义神秘感受开始，基于对于一种宗教神秘主义乌托邦理想的信念，梅列日科夫斯基创作了大量的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文学批评、精神散文、文化随笔、人物传记以及政论和哲学研究文章，他的每一种创作和论述对于该种体裁来说都是独特的，体现为对这种体裁范式的超越，这是由其中所包含的对于最高精神真理的探索所决定的。尽管我们不否认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文学像是布道的文学，即创作的宗旨体现了其新基督教意识，但是如果看到他的宗教思想散文随笔的风格特征，我们难免会对先前的印象产生怀疑：即作为一个思想大家，一个谜一样的人物，他的创作立足点到底是文学还是宗教哲学？经过对其人其作的分析，我们似乎还是会倾向于认为，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宗教乌托邦思想是一种文学思想，我们这样认为主要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是因为这种主张的虚构性更像是出自文学思维，如同但丁的《神曲》，是对一系列原有的基督教理念的解构和颠覆；二是他的一系列历史小说创作实际上完成了从自己的宗教理念出发对人类文化和人类历史的重新阐释，或者也可以说是“价值重估”。从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小说体裁的独创性特征来看，他在文学方面的价值和意义更大一些，他的诗学主张和创作思想中既有对19世纪经典文学的继承也有所创新，因而对后来俄国诗歌和小说诗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梅氏的历史小说诞生于象征主义的土壤，体现了现代主义小说形式的发展方向，同时具有本土和欧洲小说的传统。这种风格在后来的索洛古勃、别雷以及列米佐夫那里得到发展，为象征主义小说的奠定了宏大叙事原则的基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下，梅列日科夫斯基世界观中渐渐形成了一种存在主义因素，他的小说创作也在诸多方面体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首先，他的小说中不同的人物都会用作者的声音说话，这也表明作者的历史观不是作为现成的真理，而是和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始终处于一种努力获得精神真理的痛苦过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小说中也得到了另一种独特的体现；其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格分裂和二律背反成了白银时代文学创作思想的共同源泉，因为许多人的创作思想都是基于一种宗教精神探索，包括梅列日科夫斯基。再次，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象征主义小说创作虽然也是以非写实的艺术手法为主要特征，但与此同时也折射出俄罗斯现实主义经典文学的光辉，例如其中体现出某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幻想现实主义”因素；另外陀思妥耶夫斯基风格和创作观念对梅列日科夫斯基受影响还体现在小说中大量有诸多配角参与的戏剧性场景的交代上，等等。遗憾的是过多的注重考古研究和史料真实性，以及过多的引经据典限制了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创作想象力，不过他的小说尤其是第一个三部曲在艺术手法的独特性上仍是可圈可点的。

象征主义是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一种思维方式。在诗歌方面他不同于勃留索夫和勃洛克等人，他更富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宗教性和神秘主义因素；另一点不同在于梅列日科夫斯基的立场中包含着民粹主义、市民主题以及某种特殊形式的宗教性。19世纪末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创作中渐渐出现了新基督教主题，而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意义的评论成为他重新思考传统基督教价值的一个里程碑，也奠定了他在俄罗斯经典文学传统中的地位，其中他的历史题材小说的一系列体裁和诗学特征在这种传统的确立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俄罗斯20世纪初的艺术中“新神话主义”盛行，这要归功于白银时代作家们的创作探索，包括梅列日科夫斯基。白银时代艺术在分析时代的特性时从二律背反的角度认清了两种相互对立精神根源，即“狄奥尼索斯”和“阿波罗”精神。这使得创作本体性和历史性紧密联系起来，也成为现代派文学的基本特征。人类历史在白银时代艺术家们的笔下得以复活，而不是像В.罗扎诺夫在谈到当时的“颓废派”的创作时所说的历史保持沉默。许多年轻一代象征主义者以历史作为自己创作的题材，把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作为自己的主人公，如В.勃留索夫、А.别雷等都把历史纳入自己的创作视野，但其中规模最为庞大，态度最为严肃的当属Д.梅列日科夫斯基。他的创作理念不单单是从根本上影响到了那个时代的同类现代主义作品，而是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创作经验几乎对于所有用俄语写历史小说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形成了重要的影响。而对于后来的20世纪作家的影响可以从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中看到最典型的体现，在这部小说中无论是其对耶稣基督形象的创造性再现及哲学思考、非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历史时空观、情节以结构及结局的启示录色彩等等诸多方面都可以看到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影子。

梅列日科夫斯基是时代氛围的产物，他对人类精神价值和道路的思考是一种终极的人文关怀，体现出永恒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义。本研究成果着眼于梅列日科夫斯基创作思想的宗教乌托邦本质，但没有局限于对其宗教观点的介绍，而是深入到其大量的文学文本内部，从对他的《基督和反基督》三部曲、野兽王国三部曲和埃两部曲从思想内容、其中的象征体系到体裁风格的诗学特征的综合分析，生动而具体地分析和展现了这种意识在其艺术创作中的融注。指出他的宗教乌托邦思想其实是一种文学精神，在此基础上呈现出其创作体系重大的人文价值和现实意义；另外本成果的社会意义还在于它能够从我们时代的现实出发，吸收梅列日科夫斯基艺术探索和哲学思想中的合理精华，着力呈现这位思想家对人类文化历史的创造性哲学思考中能够给我们的启示、他全新的艺术探索和精湛手法等精神财富，并在分析过程中提出自己的观点；本成果立足于梅列日科夫斯基独特的文学建树，对其创作思想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和哲学思想进行综合研究，相信这种宏观和微观相结合、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方法和视角将会为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作出一点实际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