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邢福义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汉语句法语义的“普-方”比较研究》 （项目批准号为01AYY003），最终成果为专著《汉语语法普方较视》。课题组成员有：汪国胜、张邱林。

该研究采用具有自己特色的语法研究路数：一是基本主张：“研究植根于汉语泥土，理论生发于汉语事实”；二是基本理论：“小句中枢说”；三是基本视角：“句管控”；四是基本方法：“两个三角”（“表—里—值”小三角＋“普—方—古”大三角）。

全书共分四章。

第一章“理论方法及其应用”，共分十一节，主要内容包括：汉语小句中枢语法系统说略；汉语语法研究的基本流向；小句中枢说的方言实证；语法事实的“句管控”；语法研究中“两个三角”的验证；“起去”的普方古检视，“起去”的语法化与相关问题，《西游记》中的“起去”与相关问题思辨；汉语语法教学与测试的若干问题；新世纪方言语法研究之走势。这样的章节安排，反映了本书的基本学术理念，鲜明地显示了本书在理论方法上的自我创新特色。

该研究另一方面追求论与实的有效结合。具体来说，就是力求处理好理论与事实、深度与广度、“普—方”与“方—普”、前人成果与自我创新等方面的关系。研究认为，汉语语法的“普—方”研究，既需要从理论方法切入，更需要选择好研究的角度，选择好研究的方言点，然后从各个方面提出问题，一个一个地进行专题探究。成果坚持一条准则：不管是讨论词类归属、结构性质、历史演变、普方比较还是其他方面的问题，都需要以事实为依据，进行令人信服的求证；所写的书文，必须多考虑读者“读得懂、信得过、用得上”的需求。因此，在“理论方法及其应用”一章之后，安排了“个案剖析”三章，即：第二章的“普—方”个案剖析，第三第四章的“方—普”个案剖析。

第二章的“普-方”个案剖析，是“以普通话为基点之较视”。主要内容包括：关于海南黄流话的“一、二、三”；关于“您们”；关于“重”和“沉”；关于“兄弟”和“弟兄”；关于“先生”与女性学人；关于“很淑女”之类说法；关于否定形式和语境规约；关于“有没有VP”句式；关于述谓项前移现象；关于南味“好”字句；关于源方言的潜性影响；关于方言学者笔下的双宾语；关于“测估词语＋反义AA”。

第三章的“方—普”个案剖析，是“以湖北大冶方言为基点之较视”。主要内容包括：关于语缀；关于状态形容词；关于物量词；关于“很”类程度副词；关于程度副词“闷”；关于代词；关于人称代词的变调；关于“在”和“在里”；关于“的”、“个”和“的个”；关于情意变调；关于双宾句；关于“把”字句；关于比较句；关于“倒”字句；关于表示可能的“得”字句。

第四章的“方—普”个案剖析，是“以河南陕县方言为基点之较视”。主要内容包括：关于儿化形容词；关于形容词的类型学考察；关于单音形容词重叠式；关于形容词Aa重叠式；关于远指代词的面指和背指；关于面指背指的思考；关于程度副词“统”；关于语气助词“囔”、“哩”；关于用“呀”祈使句；关于用“哩”选择问句；关于用“曼”选择问句。

不管是“普—方”较视还是“方—普”较视，成果根据大量的语言事实，通过“两个三角”的深入验证，力求深入细致地揭示相关的规律。问题讨论中，有时涉及某种方言，有时涉及多种方言，有时还涉及了少数民族语言。为了进行“方—普”个案剖析，该研究选择了两个方言点，即湖北大冶方言和河南陕县方言。湖北省境内有赣语、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三大方言，鄂南的大冶方言属赣语；陕县位于豫晋秦三省交界地带，河南陕县方言属于中原官话汾河片。

此外，该研究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提及的就是，以对语法规范的更为全面的认识为前提。成果最前边有个题为“语法规范和方言语法研究”的导言。其中指出：“现当代重要白话文著作里的一般用例，是符合普通话，即现代汉语共同语的语法规范的说法。这一界定，有两个方面的侧重点。第一，就书文作者说，‘一般用例’是具有共同性的用例。某种说法，如果在众多作者的书文中都有使用，这种说法便成为具有共同性的说法，便属于符合现代汉语共同语语法规范的说法。第二，就适用范围说，‘一般用例’是具有通行性的说法。某种说法，如果适用于说现代汉语共同语的全国‘东、西、南、北、中’各个地方，为现代汉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接受，这种说法便成为具有通行性的说法，便属于符合现代汉语语法规范的说法。”跟前人的界定和论说相比较，这一界定和论说有所前进，有所深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富于新意的。

汉语语法是一个整体，要获得对汉语语法的全面认识，需要加强“普—方”的比较，不应忽视方言语法的研究。过去的汉语语法研究，往往重视共同语语法，对方言语法则关注不够；现代汉语教材，一般以讲解现代汉语共同语为内容，语法部分介绍的只是共同语的语法。该成果以“普-方”比较为基本定位，运用“小句中枢-句管控-两个三角”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通过方方面面的专题研究，在较视中考察汉语的语法问题，反映了较为成熟的研究观念。

成果对于深化人们对汉语语法的认识，推动“整体汉语”和汉语发展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促进比较语言学的建设，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