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学作为一种现象产生，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20世纪80年代；但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是在底层文学的背景下，与精英作家的底层书写的合法性之争中发生的。它不但与底层文学一样，反对纯文学的狭隘的个人化写作，呼吁关注更广泛的底层民众的写作，而且也反对底层书写的精英作家高高在上，充满优越感的写作姿态。对作家底层身份的强调，使打工文学具备了稀缺性价值，同时它与“和谐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相遇，产生了极大的社会效应。但另一方面，正是来自社会与政治的过于强大的声音，掩盖了打工文学的文学性。艺术形式上的革命在社会新闻话语的覆盖下难以进行，美学合法性地位无法确立。打工文学回溯到左翼文学的传统1909363，与“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学形成对峙，延续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工具论与艺术论二元对立的线索。这种非左即右、非审美即政治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使打工文学失去了可能存在的丰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