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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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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上、下册)

我想,我们中华民族可不可以说是处在一个民族复兴的情况之下?一个民族复兴和它的文化复兴应该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文化的复兴,特别是儒学的复兴,应该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应该说是和我们的历史分不开的。从中国文化发展的情况来看,儒学,它是源远流长的。因为,从孔子起,儒学或者儒家,就是自觉地继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大家可以看到,孔子教弟子是用什么呢?都是用古代的典籍。比方说《诗经》、《书经》等等。所以,儒家的文化是源远流长的。

那么,一个民族如果要生存、发展,它就必须很好地培育它的文化根基。它不能够或者甚至可以说不可能把它自己文化的根基斩断。如果一个民族把自己的文化根基斩断了,那么,很可能这个民族就要消亡了或者被同化了。

我的一个想法,对不对也不一定,就是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我们国家的发展,由于世界形势的发展,是不是可以说,儒学得到了一个可以复兴的机会?当然真正要复兴,要靠大家的努力,才有可能性。

为什么我们说儒家当前得到一个复兴的机会?我想提出两方面来看:

一个是从我们国家发展的情况看,特别是进入21世纪,我们国家提出来建设和谐社会的这样一个要求。我们看一看,建设和谐社会可不可以说,曾经是儒家的一个理想?可不可以说儒家的思想中间,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一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我们知道,儒家的重要经典《礼记》里有一篇叫做《礼运》,《礼运》篇中提出一个思想,叫做“大同思想”。“礼运”、“大同”,可以说它为在历史上中国人向往的和谐社会提供了一个蓝图。它的要点我们概括起来大概有这样几点:第一,它认为这样的一个和谐社会应该是天下为“公”的,不是为“私”的,应该是选贤能的,就是把贤能的人选举出来为这个社会服务。第二,它认为应该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要对大家都友爱,使得各种人,比方说有残疾的人,没有儿女的老人等等,都能有所养,都能生活得比较好。第三,它认为这个社会应该是和平、安宁的一个社会。

但是,在历史上,虽然有这样的一种理想,可是没有能实现。进入21世纪,我们国家提出来要建设“和谐社会”,就是希望把我们老祖宗没有实现的理想,能够在今后来实现。当然,这不是说21世纪就能实现了,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愿望来实现一种和谐社会总是比较好的。

儒家思想也为和谐社会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思想资源,比方大家都知道的《周易》。《周易》里有一个观念叫做“太和”。整句话是这样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乾道变化”,就是指宇宙的变化。宇宙总是在不断的变化中,自然界总是在不断的变化中。“各正性命”,就是在变化中,所有的事物都能够按照它的本性来发展,不要破坏它的本性。“保合太和”,这样就可以保持太和的状态。“乃利贞”,就是一切都能够顺利。

所以,明朝大思想家王夫之说:“太和,和之至也。”“太和”是“和”发展的最高状态。也就是说,太和应该是一个普遍和谐的状态,就是所有的和谐,不仅是人和人之间的和谐,人和自然也应该和谐,人自己本身也应该是和谐的。那么,像这种观念,我想,对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应该讲,都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论语》讲:“礼之用,和为贵。”礼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礼仪、制度这些东西。礼仪制度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就是要使得社会和谐。“和为贵”,和谐是最重要的。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是最重要的。

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现在,我想这个“和而不同”可以说是为全世界都接受的一个观念,我们国家很多领导人都讲过,其他许多国家的领袖也都讲过这句话。为什么讲“和而不同”呢?因为我们现在的世界处在一个矛盾冲突还非常严重的状况。怎么能够使这种矛盾冲突,甚至于战争得以消解?就是要让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观念,能够和平相处才行。孔子还讲:“小人同而不和。”那小人是怎么样呢?他是非得让你跟他一样,你跟他一样了,还不能和谐。

我想,这些思想观念,可能对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一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这是从我们国家的情况来看的。现在是不是由于提倡和谐社会,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儒家的一些思想,会对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有意义?

另一方面,我从世界文化发展的状况来看。那么,可不可以说,我们现在就文化发展的角度讲,是处在一个新的轴心时代。所谓轴心时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提出一个观念,叫做“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世界各个地方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之间并没有互相影响,但是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他们以后一直影响了人类文化2000多年,而且成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

这些文明是什么呢?他讲:一个是希腊的文化,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大师;一个是像印度的释迦牟尼,佛教的创始者;一个是像当时的犹太教,他们的先知,这个主要是指《圣经》旧约里的部分。从西方看,犹太教,后来有基督教,现代还有伊斯兰教。那么,在中国,他提到老子和孔子等等。

有这样一段话,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说:“人类意志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此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复苏和对轴心期的回忆,或者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力量。对这个开展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就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间,像在中国,或者是印度,或者是西方,它常常是在它跨越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它要回顾它的文化与源头。”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文艺复兴”当时的口号,就是“回到古希腊”。由于有文艺的复兴,西方的社会有了飞速的发展,而影响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这是一个例子。

比如像中国,我们知道佛教是公元1世纪传到中国来的,经过了好几百年到了唐朝的时候,佛教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出现了一些佛教的宗派,比方说禅宗、华严宗等等。这些佛教的变化是什么样的变化?就是它吸收了中国的文化,而使得佛教变成中国化的佛教。到宋朝就出现了宋明理学。也就是说,经过了印度佛教文化的冲击,几百年以后,出现了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要做什么呢?它就是要回到先秦的孔孟。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新儒学,它要回归到先秦的孔孟。这样使得我们国家的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今天,整个世界的形势,可以说又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把它叫做信息的时代,或者全球化的时代。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大变革的格局中,作为轴心期文明的重要一支,就是公元前500多年前重要的一支——孔子的儒家文化。在长达几百年里,主要是近100年,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我们是不是可以预期到它将得以复苏,得以复兴,而贡献于人类社会?应该说有这个可能性。因为从历史上看,它每一次大的变化都是回归源头,找寻力量,从那儿再出发,把人类思想文化推上一个新的阶段。

由于儒学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它是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的,所以,在我国历史上对它就有种种不同的评价,有肯定的,有继承的,有发挥的,也有批评的,批判的,这些都有。特别是在西学进入以后,西方文化近百年进入到中国之后,可以说对儒学的看法更是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看法都有,有褒,有贬。对儒学的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我觉得是正常的,因为它是历史的产物,而今天社会状况有很大的变化。那么,在历史上就对它有不同的看法。当然到今天,仍然会对儒学有不同的看法。

最近,我了解了一下大概有些什么看法呢?有一些学者,他们认为,必须全方位地复兴儒教,就是把儒家的学说当成一种宗教来复兴,以应对西方文明全方位的挑战。因此,主张把儒教立为国教,在我国恢复所谓自古以来的政教合一。当然这是一种看法,人数也不太多,但是开始有一点点影响。当然,这种看法对不对,大家都可以讨论,下面我会讲到它的问题的。

那么,像这种看法,现在有来自两方面的批评:

一个方面,可以说来自自由派的批评。自由派认为,这种儒教救国论是对当代民主政治的反动,是对平等观念的践踏。把儒教立为国教,会使儒教意识形态化,有一定的专制主义。因为儒家在历史上曾经为专制主义服务过。

另外一些学者,比方说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种思潮也有过批判。他们认为,儒教救国的这种想象,实际上是把道德作用自我夸大,也是以“天道,性命,形而上学”来追求所谓“黄道”政治,这样只能重新走进封建专制的陷阱里面去。

从这两种批评里,可以看出他们的想法。

还有一批学者,他们从维护和发扬儒家思想出发,对儒学作了充分的肯定。而且,在努力使儒学走向现代,就是使它怎么实现现代化。例如,现代新儒学有一个想法,就是像中国的这种儒学,所谓“内政治学”,能不能开发出来适应现代民主政治的外王之道,这当然也是一种看法。

还有的学者提出来,认为儒家的孔子学说曾经是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而且在五四运动的时候被否定了,当时提出“打倒孔家店”这样的一个口号。甚至在北京大学也有一个看法,跟这个有关系的。我们曾经说,能不能在北京大学建立一个儒学院。有的同志就提出来,说: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如果我们建立一个儒学院,是不是就要否定“五四精神”?我们并没有否定这种精神。

所有的这种看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是可以讨论的。正因为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大家都把它提出来,而且能够进行公开的讨论,我认为这是社会的进步。各种思想大家都拿来讨论,哪种对,哪种不对,这样才能真正地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而在讨论中间来看儒学到底是什么?它到底能对我们社会起什么作用?正是由于儒学是历史的产物,它又有2000多年的历史,所以,对它有种种不同的看法,我想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应该或者可能怎么样来看待儒学?我认为,也许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儒学,来看儒学:第一个角度,我把它叫做“政统”的儒学,就是政治化的儒学,跟政府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儒学。第二个是“道统”的儒学,就是说儒学都有一个传承的传统。第三个是“学统”的儒学,就是学术传统的儒学。

能不能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考虑儒学,它在当前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

从“政统”的角度来看,我想,从儒学和我们很长时间的专制社会结合起来的这个状况看,可以说,儒学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和中国历代的政治是结合在一起的。它对当时的政治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儒学特别重视道德教化,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社会形态曾经起过稳定的作用。但是,我想,我们长期的社会是夸大了道德教化的作用,因此,中国长期以来可以说是“重人治,轻法治”的一个社会,这样就容易使得政治道德化,而美化了政治统治,又使道德政治化,而使道德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因此,从总体上来讲,儒学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虽然有它对社会的稳定作用一面,但是今天来看,它在这个方面应该说问题是比较多的。这是从“政统”的角度来看的。

从“道统”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成为系统的有历史传统的学术流派,它必定有它的传统,西方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西方有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国有中国的文化传统,儒学有儒学的传统,佛教有佛教的传统,道教有道教的传统,它们都有自己的传统。儒家之所以在中国起那么大的作用,就是它是传承了夏商周三代的文化而延续下来的。而且从一定程度上讲,儒学可以说还有比较大的包容性。儒家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万物并遇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意思是说,各种事物都可以发展,并不一定需要相互残害;各种道是能够并行,而不相互去斗争的。可是一种学说要是成了一个学派的话,也容易发生这种排他性的状况。因此对“道统”过分强调的话,它就容易形成对其他学说的排斥,而形成对异端思想的压制。在历史上,有一些异端思想的出现,常常起着对主流文化的冲击作用,为新思想的发展开辟道路。儒家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也许在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事情。比方说:孟子批评墨子,还有杨朱,批评他们“无束无拘”。这很可能就过分了,不一定合适。当然,孟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儒学大家了,这个没有问题,而且他有非常多的好的思想,可是,有时候他也会发生问题。而韩愈,当然也是一个很大的文学家,也是个思想家,但是他对佛教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问题,他要把佛教的经典烧掉,要把佛教的寺庙都毁掉,要让出家的和尚还俗,这就有点太过分了。如果一个学术派别过分地强调自己的传统,排斥别的传统的话就会发生问题。

我觉得,也许对于儒家的学说,主要应该从学术传统的角度来考虑。看看它的学术思想,哪些能对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一些有利的思想资源,哪些是我们应该把它抛弃掉的。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对不对,大家可以讨论。学术就是要来讨论的,如果给学术定义的话,学术就不能发展了。

既然我们对儒家的学说主要是重视它的学术的传统,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从学术传统的这个方面、这个角度来看儒学?我想,我有这样四点看法:

第一点,一个民族或者任何民族——汉族也是一个民族,中国是一个大的民族——任何一个民族都要有文化上的主体意识。

因为任何一种文化如果失去了文化的主体意识,它生存发展的根就会丧失。任何一种民族的生存发展必须根植于自身文化的土壤之中。只有对自身文化有充分的理解、认识、保护和发扬,它才能适应自身社会合理、健康发展的要求。就是你得保护你自己的文化生长的根基,不仅保护它,而且要发扬它,要更新它,你才能够让这种文化时时发展,让它适应现代的社会需求。而且,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根基的保护、发扬、创新做得好的话,它还有消化和吸收其他文化的能力。你自己的文化根基扎得越牢固,能够让它发展更新,那么你吸收其他文化的能力也就越强。一个没有能力坚持自身文化的、自主性的民族,也就没有能力吸收和消化其他民族的文化,来丰富和发展自身的文化。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就是任何民族,都应该对自己的文化有一个主体的意识。

第二点,就是任何文化要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的话,它必须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在互相交流与对话中间,才能够得到时时的发展和更新。

西方学者罗素有这么一句话,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他说:“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里程碑。”就是每一次文化交流都是文化发展的里程碑。这点在我们历史上可以看得到。我们跟佛教的交流,使得中国文化得到了发展。当然,从20世纪开始,和西方文化的交流,也使得我们的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因为,你必须应对外来的文化。在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文化,可以说有着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比如印度佛教文化的这种宝贵经验,我想我们对这个经验应该很重视。那么,今天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我们面对西方的强势文化,我们应该更加善于吸收和融化西方文化,多少也包括其他国家的文化,使得中华文化更具有世界的意义。

我们可以这样讲,现在的世界文化的格局,跟2500年前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时候互相之间没有太多的影响,现在是在互相影响中间。民族文化,比如中华文化,它不仅仅是要解决自身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世界的问题,它才能够真正得到发展。所以,可以说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它不仅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且要解决整个人类社会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法隔断。在此,文明之间的对话是非常重要的。深圳大学过去组织了一个关于文明对话的讨论,我觉得很有意义。西方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哲学家,叫伽达默尔。他是在2002年去世的,在他去世以前,他提出一个重要的思想。他说:“要把理解提高到广义对话,这样才可以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对话的这种氛围。”我觉得,他这个想法非常重要。在文化交流中,在对话中,过去常常是“我对你怎么理解”,这是单方面,而现在,伽达默尔认为,不仅是单方面的“我对你怎么理解”的问题了,而且要看对方对你对他的理解的看法。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我们是这样的理解,还要看西方人对我们对他们的理解到底是怎么看的。这样的对话是在一个平等的场景下面来进行的。所以,文化对话非常重要。而且罗素讲:“每一次的交流都是文化发展的里程碑。”

第三点,社会虽然是不断发展的,思想文化也是不断更新的,但是我们要看到古代思想家提出的这些问题和他们思考的路子,和他们思想里的智慧之光,并不因为在时间的长河中间就过时了。有些他们思考的问题和他们思考的路径以及他们有些理念,可以说是万古长青,是人类不断思考的问题。

比如说,古希腊柏拉图提到的共相和殊相的问题,到今天西方哲学还是要考虑这样的问题。比方说,理念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的关系到底怎么样,还是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在中国,天和人的关系问题,就是所谓天人合一的关系问题,也是一个不断被讨论下去的问题。

所以,古代人的有些智慧,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思考的路子,对我们今天来讲,仍然是有意义的,而且仍然是我们今天在思考、在解决的问题。因此,不能把过去的,像文化中间的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东西随便地扔掉。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我们曾经犯过错误,“文化大革命”就要把过去的文化抛掉,这是不对的。

第四点,任何历史上的思想体系,也包括现实的、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思想体系,可以说不是完全正确,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

我想介绍两段非常重要的话。

第一段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草稿片段中的一段话。这一段话很少人引用它,但我觉得它非常的重要。恩格斯说:“在黑格尔以后,体系说不可能再有这种无所不包的那种体系,不能再有。十分明显,世界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即有联系的整体。但是,对这个体系的认识,是你对整个自然界和历史的认识为前提的。而这一点是人类永远达不到的。就是自然界是在不断发展的,你今天怎么能认识还没发展到的状况呢?历史也是不断发展的,你怎么能认识以后是怎么样的呢?因而,谁要想建立这种无所不包的体系的话,谁就得用他自己的虚构来填补无数的空白。也就是说,进行不合理的幻想,而成为观念论。”就是说,不要认为哪一部学说就是百分之百的对,而且所有的问题它都解决了,这是没有的,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的,在今后人类历史上也不可能有。这是恩格斯的一个意思,我觉得很重要。

另外,罗素还有一段话,当然不像恩格斯这段话说得那么精彩,但是也很重要,也很有意义。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不能自圆其说的哲学绝对不会完全正确,但是自圆其说的哲学完全可以全盘错误,最富有结果的各派哲学,向来是包含着学者的自相矛盾。但是正为了这个缘故,它才不分正邪。”我觉得这段话非常重要。就是后面的学者对前面的学者,你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就是要看到前面的学者学说里面包含什么矛盾。它包含着矛盾,你才有事可做,你才知道做什么。正因为它是有矛盾的,就说明他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解决得非常圆满。所以,他有部分正确。我想,罗素说的也是对的。但是,不如恩格斯那段话那么精彩。

我认为,这两段话对我们研究思想文化都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任何思想文化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不可能完全解决人类社会今天甚至明天的全部问题,而儒学也是一样的。儒学,更不能认为它能够解决我们今天社会的全部问题,不可能。正因为儒学是在历史中产生的一种学说,我们才有在历史的长河中各种各样的不同诠释和批评。因为,我在编《儒藏》,我现在编一个《儒藏》的总目。中国分部类,是分经史子集,我们北京大学编经部。经部,像儒学的著作,我们现在把它放在我们的总目中,差不多两万种的东西。像北京大学所做的是“四书”的部分,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一部分。这一部分包含在我们的总目录里面,也有一两千部书。它都是有各种不同的诠释,也不见得都对,有很多也不一定是对的东西。在历史上,这些学说都是经过不断的诠释,经过不断的批评的,今后仍然会不断地出现新的诠释的角度,新的发展的方向和新的批评。还会有儒家的学者,对儒学自身存在的内在矛盾的揭示。真正要发展儒学,就要考虑怎么样看见它自身存在的问题,把它揭示出来,然后我们才可以进一步地解决它。

在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时代,不断反思儒学存在的问题,不断给儒学以新的诠释,不断发掘儒学真的精神,我想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应该遵循《老子》中的古训,就是要“日日新,又日新”,对儒学一定要让它更新,要自觉地时时发展和更新自身,才是儒学得以复兴的生命线。儒学将来能够复兴,它必须是自觉地、时时地发展和更新自己。

儒学如果要复兴,我们就必须有问题意识。就是说,复兴它要解决什么问题?如果去复兴它没有目的,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和要求的话,那它发展可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一定要有问题意识。当前,我国社会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呢?当前人类社会又遇到了什么问题呢?我想,这应该是复兴儒学要考虑的问题。到底我们现在存在什么问题,我们国家存在什么问题,整个人类社会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很可能是我们要考虑的。

那么,对问题有了自觉性的思考,对问题要能提出解决的思路,由此而形成的理论才是有真价值的理论。

当前,我国和全世界究竟遇到什么样的重大问题?我想,我们看一看一两百年来的状况。可以说,一两百年来,由于对自然界的无量开发和残酷的掠夺,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全世界是这样的,中国也是这样。由于人们片面的物质利益追求和权力欲望的无限膨胀,造成了人们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甚至引发残酷的战争。在20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没有再发生全面的世界战争,但是这种局部战争是不断的。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种种矛盾和冲突甚至于战争的威胁,有霸权主义的存在,也有人道主义的问题,恐怖主义的问题,等等。所以,除了人和自然的矛盾之外,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然包括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这都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又由于过分地注重金钱和感观享受,以至于身心失调、人格分裂,造成自我身心的扭曲,就是人自我的分裂。

我想,这些问题无疑是人类所面对的当前重大的课题。而所有这些问题的中心是人的问题。无论人和自然的矛盾,人和人的矛盾,还是人和自我身心的矛盾,它的造成,都是由人造成的;它的解决,也必须由人来解决。那么怎么解决?恐怕就需要有一种人文精神,至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人和自然的关系的解决,不能靠自然来解决,要靠人来怎么对待自然。人和人的关系和自己的关系,都是要人自己来解决的。怎么解决?恐怕要有人文精神来对待它。

那么,在儒家的学说中,尽管存在着一些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因为,它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不可能什么问题它都能解决。但是,我们看看儒家思想里面,对解决这些问题,比如人和自然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人自身的一种矛盾,能不能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我想,至少我们可以从儒学中间发掘一些为我们今天所能利用的学说。

首先,看一下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

因为,在儒家的学说中,可以说一直都希望解决天人关系的问题。怎么来解决呢?儒家提出一个所谓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个“天人合一”的思想,应该说在《易经》里面,即《周易》里面有这样的思想。大家都知道,1993年,我们在湖北荆门地区发掘出来一批竹简,这批竹简大体上是公元前300年的材料,这批材料非常宝贵,使我们可以了解早期儒家、原始儒家的一些想法,一些思想。因为在这些材料里面有一条说,易学或者《周易》这个东西是讲什么的呢?所谓“会天道于一体”,要把天道统一起来考虑,要了解它们之间关系的道义。

我们知道,西方哲学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认为主客是二分的。但是《易经》的思想是认为人和自然不能分割。罗素讲西方哲学,有这样的一段话:“笛卡儿哲学完成了或者说接近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过基督教哲学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笛卡儿体系提出,精神界和物质界,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一个,能够不牵扯另外一个。重要的是,就是研究人的精神方面,不可以研究物质的方面,因为两者是分开的。像西方这样的一个传统,这是罗素说的。中国思想恰恰和西方不一样。中国的思想是研究一个,必须研究另外一个。所谓“合一”,不是说这两个一样,而是说这两个东西——天和人,是相即不离的,是不能分开的。你研究其中一个,就必须研究另外一个。朱熹对此有一个解释,我觉得也许是对的。朱熹讲过:“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也;即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所谓“天即人,人即天”,就是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天,它是相即不离的。“人之始生,得之于天也”,人开始是怎么产生的?是由天来产生的。“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意思就是说,一旦产生了人,就要由人来体现天的道理,人就对天有个责任,你不能去随便地破坏天。

所以,儒家思想,在孔子来说,你既要知天命,又要畏天命。意思就是说你要了解天的道理,同时你也要对天有所敬畏。你要是有所敬畏,你就不会去破坏它。所以,这是有它的一定道理的,有它一定可取的地方的。

如果人真的能够对天尽他应该尽的责任——怎么来保护天这样的责任,那么天和人就容易和谐了。你不保护它,无限地破坏它,就造成了天和人的不和谐。所以我觉得《郭店竹简》的这句话非常重要。“会天道、人道”,就是要把天道和人道统一起来考虑,不能只考虑一方面,不考虑另外一方面。

像儒家思想中的这样一些思想,我觉得,它无疑是对我们今天来考虑怎么样解决天和人之间的这种矛盾,有一定的意义。当然,我不是说像儒家的思想能全部解决天和人的关系问题,它只是思想的一个路子,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来思考这个问题。

其次,解决人和人之间的矛盾。

这就更复杂了,它既包含我和你,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又包括人和整个社会的关系,还包括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民族与民族的关系等等所有的这些都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在《郭店竹简》里面也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道始于情”。这个道是指人道,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开始有的呢?是由于感情开始有的,才有人与人感情的开始。

我想,我们常常把孔子的学说叫做“仁学”,仁爱的“仁”。为什么把它叫做“仁学”呢?孔子的弟子樊迟,问孔子什么叫做“仁”?孔子回答说:就是爱人,你要爱人。孔子讲“仁”就是爱人,爱人的品德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有什么根据?在另外一本儒家的经典——《中庸》中引了孔子的一句话,就是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就是说“仁爱”是人自身所具有的,“亲亲”是最重要的,爱你自己的亲人是最根本的。但是,孔子儒家的思想认为,你爱自己的亲人是最根本的,但是不能停留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推己及人,就是要从“亲亲”,爱自己的亲人推广到人民,就是仁爱老百姓。所以,在《郭店竹简》里面有几段话也非常重要,“爱而笃之,爱也;爱父,其继之爱人,仁也。”就是说,你爱自己的亲人爱到了极点,这也只是爱。“爱父”,你爱自己的父亲,“继之以爱人”,然后你再继续爱别人,这才叫做“仁”,这才叫做仁爱的“仁”。那么,这种仁爱的精神从孔子开始,就是要推广到爱别人。

那么孟子,可以说对孔子思想有很大的发挥。因为在《论语》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仁政”两个字,政治的“政”。当然孔子思想里面包含了很多仁政的思想,而在孟子的著作里面很多地方都讲仁政,就是政治的“政”。孟子的仁政思想里最重要的是,“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这意思就是,你要使得老百姓都能够有他自己应该有的那个产业,他有了自己应该有的那个产业,他就会有那种道德观念,礼仪精神都可以有;如果没有“恒产”的话,他就不能有“恒心”。所以孟子讲:“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就是说仁政要从正经界开始。所谓正经界,就是在古代——这当然也是一种理想——把土地划成一个井田的形状,一共九块,八块是由老百姓来种的,中间那块是给国君进贡的。所以,今天提出的《物权法》很重要。你得让老百姓能够保护自己的财产才行,你不能随便去剥夺。孟子仁政,我觉得对一个社会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郭店竹简》的“道始于情”,由它演变出来的仁爱的思想、仁政的思想,这一系列很可能对我们今天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有重要的意义。这也包含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比方说,发达国家这种强权政治,它剥夺别的国家民族的财产。你让人家没有财产了,那怎么能够和谐呢?不可能。所以,《郭店竹简》这一条,我觉得非常重要。

再次,解决人自身的和谐问题。

怎么样来调节自我身心内外的条件?我想儒学里面也能够提供一些思想资源。怎么样使得身心合一?前面也许叫做人我合一,人和我之间能够合一。那么“身心合一”,从儒家看,认为要靠修身。《郭店竹简》中也有一句话,“闻道反己,修身者也。”就是说,你听到合乎道理的话,你就要反省自己,你要问问你自己是不是这样,自己能不能去按照它做。就是说,你知道了怎么样做人的道理,这应该反求诸己,它就叫做修身。

人确实就应该这样,你觉得合乎道理了,你要问问自己,到底自己能不能做到。孔子常讲:“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而不能徙,无善而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的忧虑是什么?“德之不修”,不讲究道德修养。“学之不讲”,学生不讲究学习,不学习就没有能够为社会服务的能力。“闻义而不能徙”,听到合乎正义、合乎道理的话,你不能跟着去做。“无善而不能改”,有了错误不能改。这些是孔子的忧虑。我觉得孔子的话就是做人的道理,做人就应该这样来做。

怎么样来解决人的肉体生命和金钱生命存在的那些矛盾呢?他认为就是要修身,使得你自己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

总的来说,我觉得《郭店竹简》的出土,对我们了解先秦儒家的思想非常重要。就是这三句很重要的话:“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道始于情”;“闻道反己,修身者也”。我想这三句话非常重要。这三句话体现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就是一种人文精神。

当然,这些话,不管原来《论语》的话,《孟子》的话,还是《郭店竹简》的这些话,我们怎么来利用它?我认为,你都必须给它以现代的诠释,揭示它思想中间包含的人文价值。而且,在你的诠释中间,应该考虑到怎么样把它的价值变成大家都能接受的一种普遍现象。这样的影响就会很大。有些话已经成为普遍价值了,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已经有普遍价值了。像儒家的这些思想,像孔子的这些思想,我认为都是人文精神的体现。把这些思想经过我们现代的诠释,让它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这种价值,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我想引用司马迁的一句话。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就是说,我们生活在今天,虽然我们的志向是向往古代的那些道,但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镜子,给我们一些启示。“未必尽同”,未必都是相同的,因为社会的变迁,问题也在发展。因此,要给它一些现代的诠释,让它真正对我们社会发挥作用,对人类社会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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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上、下册)

我想,我们中华民族可不可以说是处在一个民族复兴的情况之下?一个民族复兴和它的文化复兴应该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文化的复兴,特别是儒学的复兴,应该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应该说是和我们的历史分不开的。从中国文化发展的情况来看,儒学,它是源远流长的。因为,从孔子起,儒学或者儒家,就是自觉地继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大家可以看到,孔子教弟子是用什么呢?都是用古代的典籍。比方说《诗经》、《书经》等等。所以,儒家的文化是源远流长的。

那么,一个民族如果要生存、发展,它就必须很好地培育它的文化根基。它不能够或者甚至可以说不可能把它自己文化的根基斩断。如果一个民族把自己的文化根基斩断了,那么,很可能这个民族就要消亡了或者被同化了。

我的一个想法,对不对也不一定,就是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我们国家的发展,由于世界形势的发展,是不是可以说,儒学得到了一个可以复兴的机会?当然真正要复兴,要靠大家的努力,才有可能性。

为什么我们说儒家当前得到一个复兴的机会?我想提出两方面来看:

一个是从我们国家发展的情况看,特别是进入21世纪,我们国家提出来建设和谐社会的这样一个要求。我们看一看,建设和谐社会可不可以说,曾经是儒家的一个理想?可不可以说儒家的思想中间,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一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我们知道,儒家的重要经典《礼记》里有一篇叫做《礼运》,《礼运》篇中提出一个思想,叫做“大同思想”。“礼运”、“大同”,可以说它为在历史上中国人向往的和谐社会提供了一个蓝图。它的要点我们概括起来大概有这样几点:第一,它认为这样的一个和谐社会应该是天下为“公”的,不是为“私”的,应该是选贤能的,就是把贤能的人选举出来为这个社会服务。第二,它认为应该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要对大家都友爱,使得各种人,比方说有残疾的人,没有儿女的老人等等,都能有所养,都能生活得比较好。第三,它认为这个社会应该是和平、安宁的一个社会。

但是,在历史上,虽然有这样的一种理想,可是没有能实现。进入21世纪,我们国家提出来要建设“和谐社会”,就是希望把我们老祖宗没有实现的理想,能够在今后来实现。当然,这不是说21世纪就能实现了,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愿望来实现一种和谐社会总是比较好的。

儒家思想也为和谐社会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思想资源,比方大家都知道的《周易》。《周易》里有一个观念叫做“太和”。整句话是这样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乾道变化”,就是指宇宙的变化。宇宙总是在不断的变化中,自然界总是在不断的变化中。“各正性命”,就是在变化中,所有的事物都能够按照它的本性来发展,不要破坏它的本性。“保合太和”,这样就可以保持太和的状态。“乃利贞”,就是一切都能够顺利。

所以,明朝大思想家王夫之说:“太和,和之至也。”“太和”是“和”发展的最高状态。也就是说,太和应该是一个普遍和谐的状态,就是所有的和谐,不仅是人和人之间的和谐,人和自然也应该和谐,人自己本身也应该是和谐的。那么,像这种观念,我想,对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应该讲,都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论语》讲:“礼之用,和为贵。”礼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礼仪、制度这些东西。礼仪制度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就是要使得社会和谐。“和为贵”,和谐是最重要的。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是最重要的。

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现在,我想这个“和而不同”可以说是为全世界都接受的一个观念,我们国家很多领导人都讲过,其他许多国家的领袖也都讲过这句话。为什么讲“和而不同”呢?因为我们现在的世界处在一个矛盾冲突还非常严重的状况。怎么能够使这种矛盾冲突,甚至于战争得以消解?就是要让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观念,能够和平相处才行。孔子还讲:“小人同而不和。”那小人是怎么样呢?他是非得让你跟他一样,你跟他一样了,还不能和谐。

我想,这些思想观念,可能对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一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这是从我们国家的情况来看的。现在是不是由于提倡和谐社会,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儒家的一些思想,会对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有意义?

另一方面,我从世界文化发展的状况来看。那么,可不可以说,我们现在就文化发展的角度讲,是处在一个新的轴心时代。所谓轴心时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提出一个观念,叫做“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世界各个地方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之间并没有互相影响,但是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他们以后一直影响了人类文化2000多年,而且成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

这些文明是什么呢?他讲:一个是希腊的文化,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大师;一个是像印度的释迦牟尼,佛教的创始者;一个是像当时的犹太教,他们的先知,这个主要是指《圣经》旧约里的部分。从西方看,犹太教,后来有基督教,现代还有伊斯兰教。那么,在中国,他提到老子和孔子等等。

有这样一段话,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说:“人类意志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此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复苏和对轴心期的回忆,或者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力量。对这个开展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就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间,像在中国,或者是印度,或者是西方,它常常是在它跨越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它要回顾它的文化与源头。”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文艺复兴”当时的口号,就是“回到古希腊”。由于有文艺的复兴,西方的社会有了飞速的发展,而影响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这是一个例子。

比如像中国,我们知道佛教是公元1世纪传到中国来的,经过了好几百年到了唐朝的时候,佛教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出现了一些佛教的宗派,比方说禅宗、华严宗等等。这些佛教的变化是什么样的变化?就是它吸收了中国的文化,而使得佛教变成中国化的佛教。到宋朝就出现了宋明理学。也就是说,经过了印度佛教文化的冲击,几百年以后,出现了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要做什么呢?它就是要回到先秦的孔孟。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新儒学,它要回归到先秦的孔孟。这样使得我们国家的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今天,整个世界的形势,可以说又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把它叫做信息的时代,或者全球化的时代。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大变革的格局中,作为轴心期文明的重要一支,就是公元前500多年前重要的一支——孔子的儒家文化。在长达几百年里,主要是近100年,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我们是不是可以预期到它将得以复苏,得以复兴,而贡献于人类社会?应该说有这个可能性。因为从历史上看,它每一次大的变化都是回归源头,找寻力量,从那儿再出发,把人类思想文化推上一个新的阶段。

由于儒学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它是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的,所以,在我国历史上对它就有种种不同的评价,有肯定的,有继承的,有发挥的,也有批评的,批判的,这些都有。特别是在西学进入以后,西方文化近百年进入到中国之后,可以说对儒学的看法更是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看法都有,有褒,有贬。对儒学的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我觉得是正常的,因为它是历史的产物,而今天社会状况有很大的变化。那么,在历史上就对它有不同的看法。当然到今天,仍然会对儒学有不同的看法。

最近,我了解了一下大概有些什么看法呢?有一些学者,他们认为,必须全方位地复兴儒教,就是把儒家的学说当成一种宗教来复兴,以应对西方文明全方位的挑战。因此,主张把儒教立为国教,在我国恢复所谓自古以来的政教合一。当然这是一种看法,人数也不太多,但是开始有一点点影响。当然,这种看法对不对,大家都可以讨论,下面我会讲到它的问题的。

那么,像这种看法,现在有来自两方面的批评:

一个方面,可以说来自自由派的批评。自由派认为,这种儒教救国论是对当代民主政治的反动,是对平等观念的践踏。把儒教立为国教,会使儒教意识形态化,有一定的专制主义。因为儒家在历史上曾经为专制主义服务过。

另外一些学者,比方说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种思潮也有过批判。他们认为,儒教救国的这种想象,实际上是把道德作用自我夸大,也是以“天道,性命,形而上学”来追求所谓“黄道”政治,这样只能重新走进封建专制的陷阱里面去。

从这两种批评里,可以看出他们的想法。

还有一批学者,他们从维护和发扬儒家思想出发,对儒学作了充分的肯定。而且,在努力使儒学走向现代,就是使它怎么实现现代化。例如,现代新儒学有一个想法,就是像中国的这种儒学,所谓“内政治学”,能不能开发出来适应现代民主政治的外王之道,这当然也是一种看法。

还有的学者提出来,认为儒家的孔子学说曾经是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而且在五四运动的时候被否定了,当时提出“打倒孔家店”这样的一个口号。甚至在北京大学也有一个看法,跟这个有关系的。我们曾经说,能不能在北京大学建立一个儒学院。有的同志就提出来,说: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如果我们建立一个儒学院,是不是就要否定“五四精神”?我们并没有否定这种精神。

所有的这种看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是可以讨论的。正因为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大家都把它提出来,而且能够进行公开的讨论,我认为这是社会的进步。各种思想大家都拿来讨论,哪种对,哪种不对,这样才能真正地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而在讨论中间来看儒学到底是什么?它到底能对我们社会起什么作用?正是由于儒学是历史的产物,它又有2000多年的历史,所以,对它有种种不同的看法,我想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应该或者可能怎么样来看待儒学?我认为,也许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儒学,来看儒学:第一个角度,我把它叫做“政统”的儒学,就是政治化的儒学,跟政府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儒学。第二个是“道统”的儒学,就是说儒学都有一个传承的传统。第三个是“学统”的儒学,就是学术传统的儒学。

能不能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考虑儒学,它在当前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

从“政统”的角度来看,我想,从儒学和我们很长时间的专制社会结合起来的这个状况看,可以说,儒学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和中国历代的政治是结合在一起的。它对当时的政治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儒学特别重视道德教化,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社会形态曾经起过稳定的作用。但是,我想,我们长期的社会是夸大了道德教化的作用,因此,中国长期以来可以说是“重人治,轻法治”的一个社会,这样就容易使得政治道德化,而美化了政治统治,又使道德政治化,而使道德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因此,从总体上来讲,儒学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虽然有它对社会的稳定作用一面,但是今天来看,它在这个方面应该说问题是比较多的。这是从“政统”的角度来看的。

从“道统”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成为系统的有历史传统的学术流派,它必定有它的传统,西方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西方有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国有中国的文化传统,儒学有儒学的传统,佛教有佛教的传统,道教有道教的传统,它们都有自己的传统。儒家之所以在中国起那么大的作用,就是它是传承了夏商周三代的文化而延续下来的。而且从一定程度上讲,儒学可以说还有比较大的包容性。儒家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万物并遇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意思是说,各种事物都可以发展,并不一定需要相互残害;各种道是能够并行,而不相互去斗争的。可是一种学说要是成了一个学派的话,也容易发生这种排他性的状况。因此对“道统”过分强调的话,它就容易形成对其他学说的排斥,而形成对异端思想的压制。在历史上,有一些异端思想的出现,常常起着对主流文化的冲击作用,为新思想的发展开辟道路。儒家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也许在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事情。比方说:孟子批评墨子,还有杨朱,批评他们“无束无拘”。这很可能就过分了,不一定合适。当然,孟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儒学大家了,这个没有问题,而且他有非常多的好的思想,可是,有时候他也会发生问题。而韩愈,当然也是一个很大的文学家,也是个思想家,但是他对佛教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问题,他要把佛教的经典烧掉,要把佛教的寺庙都毁掉,要让出家的和尚还俗,这就有点太过分了。如果一个学术派别过分地强调自己的传统,排斥别的传统的话就会发生问题。

我觉得,也许对于儒家的学说,主要应该从学术传统的角度来考虑。看看它的学术思想,哪些能对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一些有利的思想资源,哪些是我们应该把它抛弃掉的。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对不对,大家可以讨论。学术就是要来讨论的,如果给学术定义的话,学术就不能发展了。

既然我们对儒家的学说主要是重视它的学术的传统,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从学术传统的这个方面、这个角度来看儒学?我想,我有这样四点看法:

第一点,一个民族或者任何民族——汉族也是一个民族,中国是一个大的民族——任何一个民族都要有文化上的主体意识。

因为任何一种文化如果失去了文化的主体意识,它生存发展的根就会丧失。任何一种民族的生存发展必须根植于自身文化的土壤之中。只有对自身文化有充分的理解、认识、保护和发扬,它才能适应自身社会合理、健康发展的要求。就是你得保护你自己的文化生长的根基,不仅保护它,而且要发扬它,要更新它,你才能够让这种文化时时发展,让它适应现代的社会需求。而且,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根基的保护、发扬、创新做得好的话,它还有消化和吸收其他文化的能力。你自己的文化根基扎得越牢固,能够让它发展更新,那么你吸收其他文化的能力也就越强。一个没有能力坚持自身文化的、自主性的民族,也就没有能力吸收和消化其他民族的文化,来丰富和发展自身的文化。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就是任何民族,都应该对自己的文化有一个主体的意识。

第二点,就是任何文化要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的话,它必须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在互相交流与对话中间,才能够得到时时的发展和更新。

西方学者罗素有这么一句话,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他说:“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里程碑。”就是每一次文化交流都是文化发展的里程碑。这点在我们历史上可以看得到。我们跟佛教的交流,使得中国文化得到了发展。当然,从20世纪开始,和西方文化的交流,也使得我们的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因为,你必须应对外来的文化。在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文化,可以说有着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比如印度佛教文化的这种宝贵经验,我想我们对这个经验应该很重视。那么,今天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我们面对西方的强势文化,我们应该更加善于吸收和融化西方文化,多少也包括其他国家的文化,使得中华文化更具有世界的意义。

我们可以这样讲,现在的世界文化的格局,跟2500年前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时候互相之间没有太多的影响,现在是在互相影响中间。民族文化,比如中华文化,它不仅仅是要解决自身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世界的问题,它才能够真正得到发展。所以,可以说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它不仅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且要解决整个人类社会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法隔断。在此,文明之间的对话是非常重要的。深圳大学过去组织了一个关于文明对话的讨论,我觉得很有意义。西方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哲学家,叫伽达默尔。他是在2002年去世的,在他去世以前,他提出一个重要的思想。他说:“要把理解提高到广义对话,这样才可以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对话的这种氛围。”我觉得,他这个想法非常重要。在文化交流中,在对话中,过去常常是“我对你怎么理解”,这是单方面,而现在,伽达默尔认为,不仅是单方面的“我对你怎么理解”的问题了,而且要看对方对你对他的理解的看法。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我们是这样的理解,还要看西方人对我们对他们的理解到底是怎么看的。这样的对话是在一个平等的场景下面来进行的。所以,文化对话非常重要。而且罗素讲:“每一次的交流都是文化发展的里程碑。”

第三点,社会虽然是不断发展的,思想文化也是不断更新的,但是我们要看到古代思想家提出的这些问题和他们思考的路子,和他们思想里的智慧之光,并不因为在时间的长河中间就过时了。有些他们思考的问题和他们思考的路径以及他们有些理念,可以说是万古长青,是人类不断思考的问题。

比如说,古希腊柏拉图提到的共相和殊相的问题,到今天西方哲学还是要考虑这样的问题。比方说,理念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的关系到底怎么样,还是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在中国,天和人的关系问题,就是所谓天人合一的关系问题,也是一个不断被讨论下去的问题。

所以,古代人的有些智慧,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思考的路子,对我们今天来讲,仍然是有意义的,而且仍然是我们今天在思考、在解决的问题。因此,不能把过去的,像文化中间的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东西随便地扔掉。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我们曾经犯过错误,“文化大革命”就要把过去的文化抛掉,这是不对的。

第四点,任何历史上的思想体系,也包括现实的、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思想体系,可以说不是完全正确,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

我想介绍两段非常重要的话。

第一段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草稿片段中的一段话。这一段话很少人引用它,但我觉得它非常的重要。恩格斯说:“在黑格尔以后,体系说不可能再有这种无所不包的那种体系,不能再有。十分明显,世界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即有联系的整体。但是,对这个体系的认识,是你对整个自然界和历史的认识为前提的。而这一点是人类永远达不到的。就是自然界是在不断发展的,你今天怎么能认识还没发展到的状况呢?历史也是不断发展的,你怎么能认识以后是怎么样的呢?因而,谁要想建立这种无所不包的体系的话,谁就得用他自己的虚构来填补无数的空白。也就是说,进行不合理的幻想,而成为观念论。”就是说,不要认为哪一部学说就是百分之百的对,而且所有的问题它都解决了,这是没有的,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的,在今后人类历史上也不可能有。这是恩格斯的一个意思,我觉得很重要。

另外,罗素还有一段话,当然不像恩格斯这段话说得那么精彩,但是也很重要,也很有意义。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不能自圆其说的哲学绝对不会完全正确,但是自圆其说的哲学完全可以全盘错误,最富有结果的各派哲学,向来是包含着学者的自相矛盾。但是正为了这个缘故,它才不分正邪。”我觉得这段话非常重要。就是后面的学者对前面的学者,你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就是要看到前面的学者学说里面包含什么矛盾。它包含着矛盾,你才有事可做,你才知道做什么。正因为它是有矛盾的,就说明他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解决得非常圆满。所以,他有部分正确。我想,罗素说的也是对的。但是,不如恩格斯那段话那么精彩。

我认为,这两段话对我们研究思想文化都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任何思想文化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不可能完全解决人类社会今天甚至明天的全部问题,而儒学也是一样的。儒学,更不能认为它能够解决我们今天社会的全部问题,不可能。正因为儒学是在历史中产生的一种学说,我们才有在历史的长河中各种各样的不同诠释和批评。因为,我在编《儒藏》,我现在编一个《儒藏》的总目。中国分部类,是分经史子集,我们北京大学编经部。经部,像儒学的著作,我们现在把它放在我们的总目中,差不多两万种的东西。像北京大学所做的是“四书”的部分,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一部分。这一部分包含在我们的总目录里面,也有一两千部书。它都是有各种不同的诠释,也不见得都对,有很多也不一定是对的东西。在历史上,这些学说都是经过不断的诠释,经过不断的批评的,今后仍然会不断地出现新的诠释的角度,新的发展的方向和新的批评。还会有儒家的学者,对儒学自身存在的内在矛盾的揭示。真正要发展儒学,就要考虑怎么样看见它自身存在的问题,把它揭示出来,然后我们才可以进一步地解决它。

在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时代,不断反思儒学存在的问题,不断给儒学以新的诠释,不断发掘儒学真的精神,我想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应该遵循《老子》中的古训,就是要“日日新,又日新”,对儒学一定要让它更新,要自觉地时时发展和更新自身,才是儒学得以复兴的生命线。儒学将来能够复兴,它必须是自觉地、时时地发展和更新自己。

儒学如果要复兴,我们就必须有问题意识。就是说,复兴它要解决什么问题?如果去复兴它没有目的,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和要求的话,那它发展可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一定要有问题意识。当前,我国社会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呢?当前人类社会又遇到了什么问题呢?我想,这应该是复兴儒学要考虑的问题。到底我们现在存在什么问题,我们国家存在什么问题,整个人类社会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很可能是我们要考虑的。

那么,对问题有了自觉性的思考,对问题要能提出解决的思路,由此而形成的理论才是有真价值的理论。

当前,我国和全世界究竟遇到什么样的重大问题?我想,我们看一看一两百年来的状况。可以说,一两百年来,由于对自然界的无量开发和残酷的掠夺,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全世界是这样的,中国也是这样。由于人们片面的物质利益追求和权力欲望的无限膨胀,造成了人们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甚至引发残酷的战争。在20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没有再发生全面的世界战争,但是这种局部战争是不断的。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种种矛盾和冲突甚至于战争的威胁,有霸权主义的存在,也有人道主义的问题,恐怖主义的问题,等等。所以,除了人和自然的矛盾之外,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然包括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这都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又由于过分地注重金钱和感观享受,以至于身心失调、人格分裂,造成自我身心的扭曲,就是人自我的分裂。

我想,这些问题无疑是人类所面对的当前重大的课题。而所有这些问题的中心是人的问题。无论人和自然的矛盾,人和人的矛盾,还是人和自我身心的矛盾,它的造成,都是由人造成的;它的解决,也必须由人来解决。那么怎么解决?恐怕就需要有一种人文精神,至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人和自然的关系的解决,不能靠自然来解决,要靠人来怎么对待自然。人和人的关系和自己的关系,都是要人自己来解决的。怎么解决?恐怕要有人文精神来对待它。

那么,在儒家的学说中,尽管存在着一些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因为,它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不可能什么问题它都能解决。但是,我们看看儒家思想里面,对解决这些问题,比如人和自然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人自身的一种矛盾,能不能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我想,至少我们可以从儒学中间发掘一些为我们今天所能利用的学说。

首先,看一下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

因为,在儒家的学说中,可以说一直都希望解决天人关系的问题。怎么来解决呢?儒家提出一个所谓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个“天人合一”的思想,应该说在《易经》里面,即《周易》里面有这样的思想。大家都知道,1993年,我们在湖北荆门地区发掘出来一批竹简,这批竹简大体上是公元前300年的材料,这批材料非常宝贵,使我们可以了解早期儒家、原始儒家的一些想法,一些思想。因为在这些材料里面有一条说,易学或者《周易》这个东西是讲什么的呢?所谓“会天道于一体”,要把天道统一起来考虑,要了解它们之间关系的道义。

我们知道,西方哲学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认为主客是二分的。但是《易经》的思想是认为人和自然不能分割。罗素讲西方哲学,有这样的一段话:“笛卡儿哲学完成了或者说接近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过基督教哲学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笛卡儿体系提出,精神界和物质界,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一个,能够不牵扯另外一个。重要的是,就是研究人的精神方面,不可以研究物质的方面,因为两者是分开的。像西方这样的一个传统,这是罗素说的。中国思想恰恰和西方不一样。中国的思想是研究一个,必须研究另外一个。所谓“合一”,不是说这两个一样,而是说这两个东西——天和人,是相即不离的,是不能分开的。你研究其中一个,就必须研究另外一个。朱熹对此有一个解释,我觉得也许是对的。朱熹讲过:“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也;即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所谓“天即人,人即天”,就是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天,它是相即不离的。“人之始生,得之于天也”,人开始是怎么产生的?是由天来产生的。“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意思就是说,一旦产生了人,就要由人来体现天的道理,人就对天有个责任,你不能去随便地破坏天。

所以,儒家思想,在孔子来说,你既要知天命,又要畏天命。意思就是说你要了解天的道理,同时你也要对天有所敬畏。你要是有所敬畏,你就不会去破坏它。所以,这是有它的一定道理的,有它一定可取的地方的。

如果人真的能够对天尽他应该尽的责任——怎么来保护天这样的责任,那么天和人就容易和谐了。你不保护它,无限地破坏它,就造成了天和人的不和谐。所以我觉得《郭店竹简》的这句话非常重要。“会天道、人道”,就是要把天道和人道统一起来考虑,不能只考虑一方面,不考虑另外一方面。

像儒家思想中的这样一些思想,我觉得,它无疑是对我们今天来考虑怎么样解决天和人之间的这种矛盾,有一定的意义。当然,我不是说像儒家的思想能全部解决天和人的关系问题,它只是思想的一个路子,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来思考这个问题。

其次,解决人和人之间的矛盾。

这就更复杂了,它既包含我和你,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又包括人和整个社会的关系,还包括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民族与民族的关系等等所有的这些都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在《郭店竹简》里面也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道始于情”。这个道是指人道,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开始有的呢?是由于感情开始有的,才有人与人感情的开始。

我想,我们常常把孔子的学说叫做“仁学”,仁爱的“仁”。为什么把它叫做“仁学”呢?孔子的弟子樊迟,问孔子什么叫做“仁”?孔子回答说:就是爱人,你要爱人。孔子讲“仁”就是爱人,爱人的品德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有什么根据?在另外一本儒家的经典——《中庸》中引了孔子的一句话,就是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就是说“仁爱”是人自身所具有的,“亲亲”是最重要的,爱你自己的亲人是最根本的。但是,孔子儒家的思想认为,你爱自己的亲人是最根本的,但是不能停留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推己及人,就是要从“亲亲”,爱自己的亲人推广到人民,就是仁爱老百姓。所以,在《郭店竹简》里面有几段话也非常重要,“爱而笃之,爱也;爱父,其继之爱人,仁也。”就是说,你爱自己的亲人爱到了极点,这也只是爱。“爱父”,你爱自己的父亲,“继之以爱人”,然后你再继续爱别人,这才叫做“仁”,这才叫做仁爱的“仁”。那么,这种仁爱的精神从孔子开始,就是要推广到爱别人。

那么孟子,可以说对孔子思想有很大的发挥。因为在《论语》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仁政”两个字,政治的“政”。当然孔子思想里面包含了很多仁政的思想,而在孟子的著作里面很多地方都讲仁政,就是政治的“政”。孟子的仁政思想里最重要的是,“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这意思就是,你要使得老百姓都能够有他自己应该有的那个产业,他有了自己应该有的那个产业,他就会有那种道德观念,礼仪精神都可以有;如果没有“恒产”的话,他就不能有“恒心”。所以孟子讲:“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就是说仁政要从正经界开始。所谓正经界,就是在古代——这当然也是一种理想——把土地划成一个井田的形状,一共九块,八块是由老百姓来种的,中间那块是给国君进贡的。所以,今天提出的《物权法》很重要。你得让老百姓能够保护自己的财产才行,你不能随便去剥夺。孟子仁政,我觉得对一个社会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郭店竹简》的“道始于情”,由它演变出来的仁爱的思想、仁政的思想,这一系列很可能对我们今天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有重要的意义。这也包含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比方说,发达国家这种强权政治,它剥夺别的国家民族的财产。你让人家没有财产了,那怎么能够和谐呢?不可能。所以,《郭店竹简》这一条,我觉得非常重要。

再次,解决人自身的和谐问题。

怎么样来调节自我身心内外的条件?我想儒学里面也能够提供一些思想资源。怎么样使得身心合一?前面也许叫做人我合一,人和我之间能够合一。那么“身心合一”,从儒家看,认为要靠修身。《郭店竹简》中也有一句话,“闻道反己,修身者也。”就是说,你听到合乎道理的话,你就要反省自己,你要问问你自己是不是这样,自己能不能去按照它做。就是说,你知道了怎么样做人的道理,这应该反求诸己,它就叫做修身。

人确实就应该这样,你觉得合乎道理了,你要问问自己,到底自己能不能做到。孔子常讲:“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而不能徙,无善而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的忧虑是什么?“德之不修”,不讲究道德修养。“学之不讲”,学生不讲究学习,不学习就没有能够为社会服务的能力。“闻义而不能徙”,听到合乎正义、合乎道理的话,你不能跟着去做。“无善而不能改”,有了错误不能改。这些是孔子的忧虑。我觉得孔子的话就是做人的道理,做人就应该这样来做。

怎么样来解决人的肉体生命和金钱生命存在的那些矛盾呢?他认为就是要修身,使得你自己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

总的来说,我觉得《郭店竹简》的出土,对我们了解先秦儒家的思想非常重要。就是这三句很重要的话:“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道始于情”;“闻道反己,修身者也”。我想这三句话非常重要。这三句话体现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就是一种人文精神。

当然,这些话,不管原来《论语》的话,《孟子》的话,还是《郭店竹简》的这些话,我们怎么来利用它?我认为,你都必须给它以现代的诠释,揭示它思想中间包含的人文价值。而且,在你的诠释中间,应该考虑到怎么样把它的价值变成大家都能接受的一种普遍现象。这样的影响就会很大。有些话已经成为普遍价值了,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已经有普遍价值了。像儒家的这些思想,像孔子的这些思想,我认为都是人文精神的体现。把这些思想经过我们现代的诠释,让它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这种价值,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我想引用司马迁的一句话。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就是说,我们生活在今天,虽然我们的志向是向往古代的那些道,但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镜子,给我们一些启示。“未必尽同”,未必都是相同的,因为社会的变迁,问题也在发展。因此,要给它一些现代的诠释,让它真正对我们社会发挥作用,对人类社会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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