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上、下册）

陆天明：在深圳有这么一个讲堂，我觉得非常荣幸！在座一定有很多人是有知青经历的。我觉得所有当过知青的人、插过队的人，都会把这段生活，这一段生命历程视作自己最难忘、最刻骨铭心的一段经历。我们这一拨人经常有一句话叫“青春无悔”，用张贤亮的话说，就是“在火里面煮过三遍，在碱水里泡过三遍的”。这一段生活对我来说是印象最深的。说起关注现实来，我的作品一直是关注现实的。我的创作严格来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像一大批作家一样，从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寻找自我，发展创作的个性，在我自己的纯文学创作阶段，我搞了10年，写了三部长篇小说，找到了自己。第二阶段，我自己放在什么位置呢？光是“我”就够了吗？我发现还是不够，找到自我以后一定要问清楚这个自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自我，这个自我和人民、和时代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在第二个10年，我创作了《大雪无痕》、《苍天在上》、《省委书记》，以及其他一些电视剧、小说，这个10年我试图把我的创作和时代、和大众结合起来，力求我写的东西让大众喜欢，能够直接传达到大众中间去，人民中间去。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把两个阶段结合起来，纯文学的陆天明和大众文学的陆天明结合起来，要搞一种非常大众、非常好看、非常通俗，最大多数人很喜欢的东西，但是它又非常文学、非常深刻、有独立思考，有相对久远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这就是我的文学创作的三个阶段。

我接受了这个任务来写《深圳三十年》，从去年5月份开始我就参与了这个活动。开始说让我来写《深圳三十年》，我非常激动、非常兴奋，因为从理智上、从理性上、从理论上，我觉得写《深圳三十年》绝对是一个大事件，因为中国30年影响了整个世界，甚至改变了世界，那么影响中国、改变中国的是谁？是深圳。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我觉得是深圳让我得到了一种解放。我每次来都有这样一种感觉，怎么解释这种感觉，我也一直在琢磨，我想我要把这个总感觉，写进我将来的作品中去。原来你们在网上看到我的演讲题目是“和谐社会与人文精神重建的关系”，这个题目很好，我今天也是要围绕这个和谐的问题，但是我后来觉得，因为我是到深圳来讲这一课，谈一些我的想法，我觉得应该更切合我们深圳眼前的一些事情，所以我把题目改成“深圳突围和人文精神的重建”。

中国30年，深圳30年，我最近看了一本书《中国改变世界》，这是一个法国人写的书，这句话非常到位的点透了我们中国人，在这30年——严格地说是28年当中，为世界的进步，为世界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我到深圳，经常很多人告诉我，说我们曾经有过“逃港事件”，最近我给深圳的有关领导写过一封信，我说我写《深圳三十年》一定要允许我写“逃港事件”，因为过去我们的文艺作品不敢接触那种深层次的痛楚和血淋淋的事实，但是既然要我写，就要允许我写“逃港事件”，因为“逃港事件”非常真实地、生动地表明曾经在某一个历史阶段，中国人、广东人、深圳人所经历过的背井离乡的无奈和痛苦，和当时造成的惨烈的、壮烈的场面。那个事件充分证明了中国人不能再那样活下去了，中国必须有所改变，中国人必须有所改变。这个事件非常典型地说明了改革开放不是人为的，中国这30年的真正变化，不是有人故意要这样做，这是历史的必然，不这么做就活不下去了，简单地说，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所以，我说你要允许我写“逃港”，允许我写边防的枪声，允许我写海面上漂浮的尸体，允许我写掩埋这些尸首、寡妇村，要允许我写我们广东宝安的这些淳朴的乡亲们背井离乡的历史悲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反衬出我们今天的深圳，我们今天的中国。

深圳的作用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变化，是由于特区，特区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进入21世纪，我们也有过一个低潮。现在从市委到1200万老百姓都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当特区所享受的所有特惠条件不再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特区，我们这个前沿阵地如何继续发挥在中国的领头羊作用？要不要再发挥这样的作用？深圳富裕了，深圳人在香港人面前昂起头来了。我们中国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上起到了政治上、经济上应该起的作用。深圳人过的日子，是中国所有副省级以上的城市少有的富裕生活。深圳对国家经济的贡献也是超出了一般城市的水平，深圳在几个方面都是居全国第一的。短短30年，深圳就在很多方面超过了北京、上海，可以满足了，这在世界上是一个奇迹。28年以前是一个小渔村，两三万人，忽然弹指一挥间，1200万人，飞机从深圳上空掠过要飞上一段时间呢。我最早去美国曾经感慨纽约之大，飞机晚上从纽约上空飞过，感觉灯火老是不灭，要飞很长时间，现在晚上到深圳也有同样的感觉。但是纽约多少年？北京多少年？上海多少年？东京多少年？我们深圳才多少年？20多年就是光盖房子，不干别的事情，都够盖的了！可是我们不仅仅是盖了那么多房子。所以，总体来说，我们可以满足了。

但是，现在问题是，我们还要不要起领头羊的作用，还能不能起领头羊的作用？这是很严峻的。当然，现在市委的回答是，一定要起领头羊的作用。有一个说法是要继续来保持我们深圳的特区之位。那么，在没有特殊政策的情况下，或者说，我们过去有地缘优势，和香港毗邻，但是在这个优势也已经不是那么突出的情况下——因为过去全国都很落后，就我们靠近香港，我们可以从香港这个窗口得到很多，引进很多，当然今后还会有这个优势，但是现在全国各地的开放和全世界市场一体化已经在全国许多城市都打开了这个通道，我们毗邻香港的优势也不见得就有多么的了不起了；而税收，还有其他的很多做法，过去因为是要在深圳这个特殊的情况下实行才给的优惠，而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开放，都可以实行。比如现在上海、天津、环渤海湾已经确定为改革综合配套试验区，深圳和别的城市在争第三个这种区，有没有可能？不是没有可能。如果中央不给你这个综合配套试验区的特殊地位和名称，深圳还要不要继续起这样的作用呢？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很严肃地、很严重地摆在了1200万深圳人民面前。

2002年，呙中校写的《深圳，谁抛弃了你？》在深圳、在中国甚至在海内外都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都关注着我们这个城市。后来我来深圳，就看到深圳出了几本书，讲深圳要突围，我就结合这个问题，来讲讲人文精神的建设，讲讲人文精神的重建和我们深圳的突围，和中国继续保持改革开放的势头到底有什么关系。

到深圳来谈人文精神问题，我是非常忐忑的，忐忑的原因是因为人文精神的话题意义非常重大，不是一般的重大，是特别重大。因为大千世界，人类社会，白云苍狗，缤纷斑斓，归根结底是两大类，无非就是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归根到底要么就是物质，要么就是精神，要么就是自然，要么就是人。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把大千世界归纳到最后的一个大问题中。

人文精神的重建在深圳已经做了很长的时间了，深圳市委和市政府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和人文建设。包括我们这个文化大讲堂，以我浅薄的了解，我想这不仅是中国的第一个，而且到目前为止是唯一的一个。

在今天经济发展繁荣到了这一步的时候，我们来拼命讲人文精神建设有没有必要？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提得这么高？10年前，关于人文精神，中国曾经有过一个大讨论，当年那场大讨论局限在知识阶层、精英阶层，没有普及开。过了10年，中国正在走向世界，引起全球的关注。我今天说一点并非是哗众取宠和耸人听闻的话，我认为我们形势大好地发展到今天，我们正在遭遇一种精神危机，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我的判断。我觉得我们不是全部，不是深层次的，但是在某些领域、某些部分、某些局部正在显现出一种精神危机。正因为显现了一种精神危机、精神的苍白、精神的失落、精神的缺位，所以，很多对历史和现实抱有责任感的志士仁人，他们自然而然地提出在今天的中国，为了明天我们必须重视人文精神的重建。关于“重建”这两个字，我下面还要解释，为什么我们要提“重建”。讲白了，我们必须要注意我们的灵魂问题、心灵问题、精神问题，而且在某些局部、某些方面已经到了不能不注意的时候了。如果说，抗日战争时期面临民族危亡的时候，曾经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那么今天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在某些部分、某些局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的精神危机已经同时让我们不能拥有一个平静安眠的夜晚——如果你是有一个良心的、有良知的、有历史感的、有头脑的人。

现在，和谐问题已经成为要求全党、全国、全军、全民注意的问题了。如果这几只老虎老是蹲在我们每一家门口的话，中国能长久地好下去吗？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13亿人口能活得安心吗？活的舒畅吗？所以，中央从正面提出来要和谐。那么这个不和谐是怎么造成的？精神、灵魂、心灵、良心。有人挣钱挣疯了，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下是不允许这样的，因为它有非常规范的法制和非常规范的精神伦理道德约束，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不是一群狼、一群虎在那里横行霸道，不是的。

30年发展到今天，面临着下一个30年，我们必须要问下一步怎么走，继续改革开放，保持不变，这是坚定不移的，不能动摇的。在此同时，我们还应该做什么？因为要写《中国三部曲》，我采访了一些地方，采访了不少民营企业家。我发现我采访的这样一些发财的人，他们有的很得意、有的很谨慎，个性各异、长相各异、经历也各异。他们当中也有做很多善事的，也有相当优秀、相当出色的，但是我忽然发现，我所接触的这些中国的精英、这些发了财的人，他们没有一个人非常真诚地讲：“我的钱挣够了，我现在是为了我的股东、为了我的股民、为了我的员工在拼命。”没有一个人说这样的话。按理来说，按照市场经济，按照《公司法》，他们应该懂得这一点。一个成熟的企业家，应该说钱不成问题，他们现在就算停下来，什么都不干，这一批人都可以吃几辈子了。有一个哥们儿，母亲80大寿，他回到家乡，在广场上搞了隆重的祝寿仪式，衣锦还乡，很风光，这都是应该的，孝。但是我总觉得这里面他的人生指向缺了一点东西。这个能怪他们吗？我觉得不能简单地责怪他们，因为发展阶段就是这样的。从一个穷小子，从计划经济中的穷公务员、小职员，从一个一名不闻的转业官兵，拼命地发展到今天，的确，他们走过了非常艰难的路。现在我讲这些不是说他们不好，而是想说他们下一步应该怎样。这就是这两三年里我所感觉到的企业界的人文精神方面的欠缺。

再讲文艺界，因为我是作家，我讲一讲文艺界。文学界、艺术界从1995年以后一直都在走下坡路，这两年我一直在讲这个话，如果讲危机，我讲我们中国的文学危机是最突出的。最近上海办了一个全国的作家班，我去讲了一课，结果上海的《解放日报》没有通过我就把我的讲话全文发表了。因为当时是在作家中间讲的话，所以我比较放开，讲了一些我自己认为的真实情况。我讲了对文学形势的分析，讲了当前中国文学面临的危机，而作协的领导和管文化的领导当然认为现在的文学形势是一片大好了，所以他们就要计较我了。我为什么认为文学面临着危机呢？你看现在的文学刊物还有谁看？我那天碰到广东省作协主席吕雷，广东省是大省、富省，吕雷说广东省包括来往民工有1亿2千万人口，而我们省办的文学刊物只能卖几千本。你想想看，1亿多人，最有钱的地方，文学刊物只卖几千本，这在全国是很普遍的现象，《人民文学》10年前卖到40万份，几十年前能卖到200多万份，而去年只卖到4万份，这已经是非常好的了。《收获》是卖到10万份，就是佼佼者了。所有的省级文学刊物都在几千份。没人看文学刊物，不要看，而不是不想看。作家写“小我”，不关注现实，有一二或者二三红颜知己足矣。去年东北的一个作家，和文化部门的领导闹矛盾，文化部门不给他发工资，他挂牌到街上去讨饭，这件事都公布了。当时我还站出来替这个作家说话，我觉得文化部门太小气，而且这位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还起了很大作用的。他是个先锋派作家，跟我不是一路的，我本来用不着去替他说话。但我觉得文化部门也不该这样做，因为这位作家在云南的未婚妻得了癌症，他老是要回昆明去照顾他的未婚妻，所以他这一段时间就没有上班，或者说写的作品比较少了，后来文化部门就扣了他一个月两千块钱的工资，在深圳两千块钱算不了什么，就这样两千块钱还要扣他的，我就觉得这不应该。结果全国的媒体没有一个同情这个作家，民间舆论也不同情他，我就此发表了一个看法，这件事让我很震惊。从打倒“四人帮”以来，只要是艺术家、作家和谁闹矛盾，舆论总是同情作家、同情艺术家，但是这一次例外。为什么？我就想到我们的文学家、我们的作家、我们的艺术家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下降了。人们觉得这么些年来，作家不关注现实、不关注老百姓、不关注时代，你只关注你们自己，搞小众文学、小众艺术，搞自己的小圈子，你脱离时代、脱离人民，因此我们要拒绝你。所以我说，文学面临着危机。德国的汉学家杜宾就说了：“当代中国的当代文学都是垃圾。”这个话很刺耳，我是作家，我是写当代文学的，我感觉这当然像骂我一样。如果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那当然我也有责任。这时候我并不是虚晃，当然我并不同意他的这种判断，中国当代文学还不尽然都是让人掩鼻而过的垃圾，中国文化还是有好东西，还是有大作，但是有一句话我很赞成，他说：“中国的当代文学不足以代表这个民族和国家，不足以做这个民族和国家的代言人。”我完全赞同！当代文学家、作家当中，有谁能站出来说：“我是这个国家的代言人，这个民族的代言人！”我觉得我肯定没有这个脸，我做不到。鲁迅死的时候，他没有要求别人在他身上盖个什么旗子，也没有谁命令说鲁迅是个什么级别要给他盖个什么旗子，是人民给他盖了一面旗帜，上面写了三个大字——“民族魂”。我在文章里，在讲话里，我也讲到这个问题，试想一下，今天当代文学家里，谁死的时候有资格盖这个“民族魂”的旗帜？没有。这一点我是肯定的。我可以当着所有的领导、作协领导，当着我所有的作家朋友这么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资格，死的时候身上可以盖“民族魂”这面旗帜。1976年以前的极“左”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不讲了，其实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是有辉煌的作品的，“文化大革命”糟蹋了文化，“文化大革命”以后这30年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我们设想一下，1919～1949年，这30年中间产生了多少伟大的作家，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等，都是要给他们立碑的。从1949～1966年，中国文坛又产生了一批革命浪漫主义的革命作家，同样在老百姓中间是有崇高地位的，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10年“文化大革命”我们不讲了。那么现在又是30年了，我们有相同的一批作家和作品吗？个别的是有，不是一点都没有，但是没有一批这样的作家和作品。我们不能说是时间太短了，我们更不能说是市场经济造成的浮躁使我们产生不了作品。我在我的讲座里说，西方发达国家，他们从来都是在市场经济下搞文学，他们几百年都是市场经济，可是他们代代有大家出，代代有名作出，西方有多少伟大的经典作家和作品啊，他们不都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创作的吗？因此我们把这个原因归结为市场经济是不对的，要问问我们自己。艺术家、文学家同样有这个问题，我们这批人，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精神、我们的信念，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不知道深圳电影院的情况怎么样，北京的电影院经常只有三五个人，有10个人以上影院的老板就很高兴了。除非是上映大片，那些大片我不用在这儿声嘶力竭地批判它们了，那些大片豪华、充满了肉欲、场面刺激、苍白、空洞，一部接一部，票房是有了，但是这就是艺术吗？这就是我们大师的艺术吗？为什么？大师们的灵魂里到底有什么？我们中国30年的巨变，30年中国人民的挣扎、奋斗、痛苦和愉悦如果全部在这些艺术家的注视下，有这样的作品出现吗？为什么？有一部大作能够和我们30年的改革开放、30年的巨变相等量的吗？我现在要写《中国三部曲》了，这就引起了我的思考。我这次在南通开会，有两个很年轻的记者采访我，我问他们：“你们白天跑采访，晚上回去赶写稿子，第二天又去跑新闻，你们要完成任务，有奖金。你们说真心话，你们写稿子忙进忙出，跑上跑下，为了什么？”他们很干脆地回答：“挣钱。”我说：“你们白天挣钱，晚上回去还有什么别的指望吗？”他们说：“没有。”这是两个很年轻的人，他们很坦率，这是媒体记者，我不知道深圳的记者是怎样的。挣钱不丢人，但是除了挣钱就再也没有别的来支撑他的生命，这是可悲和可怕的事情。而这是很年青的一代！我们这些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这个世界就要交给他们了。

去年我跟韩寒在网上吵了一架，很多80后都骂我：“你们这些老不死！将来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我后来写了一篇非常动情的文章，我说：是的，我们是要死的，这个世界要留给你们，但是我将静静地看着你们怎么接管这个世界。这是一个事实，是一个不能违背的规律，如果这个世界、这个中国、这个深圳要交给除了挣钱以外一无所有的一代人、两代人，将会发生什么？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这个不是我在夸张。当然，像一个歹徒进来了，8个女工躲在被窝里像羔羊一样等着挨宰的事情是个别，但是只有挣钱，而别的一无所有的事情，我觉得不是个别，可能在今天还是多数。这个状况跟大氛围是有关系的。

我今天在新浪网的一个读书栏目里，看到他们列出的书名，这是一个公开网站给我们的国民提供的精神食粮。我还举一个深圳的例子，“深圳之窗”网站的两个栏目的标题，大家看看，他们提供什么给我们作为精神食粮。这个不是我捏造的，是我下载的。新浪网的读书栏目，我读读它们的书名有：《两性馆风月情》、《江青庭审翻白眼》、《宋丹丹传》，这是“读书”推荐的三本书；“新书”它推荐了四本书：《土匪奶奶》、《南方的寡妇》、《反恐尖兵》、《少妇毒枭》；“热点”提供的书是：《妖娆女诱拐纯情男》、《少女追爱》、《姐妹醉风尘》；“书库”推出了四本书：《林彪初恋》、《田亮心声》、《视频女郎》、《日本声色场》；最后是隆重推荐的四本书：《80后堕落小说》、《风月口述》、《拒绝YY》、《如饥似渴》。我想这个《如饥似渴》肯定不是说肚子饿的意思。当然他们很多是故意为了提高点击率。

再看，有一个栏目《连猫也强奸，你的人性在哪里》，另一个栏目叫《变性美女排行榜》，还有《捏鼻子性骚扰》、《系个蝴蝶结做后进男人》、《婚姻最需要的几样东西》、《刽子手里的幸福》、《黄金甲家居》、《单身女人小窝》、《养母是情敌》、《夫出轨妻出走》、《变态夫禁我生育》；下面两性栏目是《我取了一个妓女做妻子》、《单身女人的安全小智囊》；娱乐栏目有《当红明星包养事件》、《被整怀孕的10位女明星》；社会栏目有《嫖客解救卖淫女是见义勇为？》、《校园成二奶基地》……

这就是两个网站所有的文章标题。这些东西可不可以谈？可以谈。卖淫女、二奶、性、强奸……都可以谈，我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如果每天、每日大量地、集中地向国民提供这些东西，这说明什么问题？你说我不要看吗？我也要看这些东西，但是，你不能老是这些东西。我没有有意地挑，这都是今天网络连通以后，我随机挑了两个网站，随机挑了两个栏目来看看它们给我们提供了什么东西。所以，我说我们有精神危机，我说我们现在在信仰上、灵魂上出现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问题。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讲人文精神，既然我们存在这样的问题，有这样的危机，这种危机在某些领域里造成的后果也相当严重，比如说文学艺术领域，我觉得比较严重，它使得我们的文学艺术微软到一定程度了。这次开会，很多省作协的主席，很多刊物的领导都呼吁中央要给他们拨款，否则他们活不下去了，搞不下去了，文学已经到了这个程度。虽然外面始终在说我们文学形势大好，说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宽松过，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但是实际情况是，已经要在两会呼吁中央给文学刊物拨款了。从面上来说，我们整个经济形势非常好，我们的GDP高涨，发展速度非常快。比如高速公路，我们在江苏开会，江苏的高速公路很发达，所有的中小城市都要进入1小时圈里，我们广东也是很快能做到这一点的，我们深圳也有1小时圈，这都是以前很难想象的。

但是在这个繁荣的表面下，我今天讲的这些是隐忧，隐性的一种忧虑，它将要在10年、20年之后显现出来，它将要在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以后表现出来。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搞经济，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人，人是一种动物这个没错，但是人是一种什么动物呢？西方对“人”这种动物有很多界定，说人是理性的动物、语言的动物、符号的动物、群体的动物，甚至说是政治的动物，但是西方在他们的理念当中从来没有说过人是经济动物。很奇怪的，西方特别讲钱，特别讲经济效益，但是理论家在界定“人”这种动物的时候，偏偏不把人界定为经济动物。而我刚才讲的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们有向经济动物靠近的危险。如果我们心里没有别的东西，我们就将成为名副其实的、的的确确的、完完全全的经济动物。但这个是不行的，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他是有灵魂归宿的。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最近易中天讲《三国》、于丹讲《论语》，很火，你们能想象得到，《三国》这在中国已经是多么烂熟的书，《论语》对我们来说是多么遥远而遥远，跟我们今天的股票、房价、子女上学，跟我们今天晚上是否能够跟情人约会等完全不沾边的一本老书，居然卖到几百万册，这是为什么？听于丹讲《论语》的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公务员，有知识精英，有打工仔、打工妹，有中小学生，为什么？人们饥渴。这个“饥渴”不是刚才讲的那个深圳之窗网站里的“如饥似渴”，而是灵魂的饥渴、精神的饥渴。他要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他也许意识不到这一点，他白天挣钱以后，晚上回来，他需要有一个精神上的支撑，不管他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意识明确还是不明确，明白不明白，只要你是一个人，总有一种精神的要求。所以使易中天、于丹这两个学者，成为巨富，让我们这些作家很羡慕，我们的书从来没有卖到几百万册。而且他们是讲《三国》、讲《论语》的书卖到几百万册，他不是讲性爱什么的。就是这样，还有专家去计较他们、去骂他们，我觉得这太不应该了。也许他们讲《论语》过于通俗化、过于个人化，但是毕竟在今天的中国，他们给了饥渴的国民一份上好的精神食粮。他们给我们这些以卖文为生的人树立了一个榜样，卖文为生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你自己，而是要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大家需要这些，在今天的中国大家非常需要。所以，从这里面也可以体现一点，人是一种精神动物，以此来区别所有其他的动物。

回过头去看，深圳曾经闹过“蛇口风波”，大家应该很熟悉。当时从北京来了几个演说家、青年教育家，到我们深圳，和蛇口的青年进行辩论。当时蛇口的青年说到“我们是淘金者”，那些专家就很反感。当时的这种争论应该说是开风气之先，在全国扔下了一颗精神原子弹，以谈金钱，谈个人追求、个人利益为禁忌的当年的中国，深圳的青年、蛇口的青年敢于站出来说这个话，是开一代风气之先，是震撼了整个中国。28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再回过头来想，淘金者应该怎么淘金？淘金者应该怎么做人？这几个青年今天应该是40多岁，快50岁的人了，他们应该总结一下，淘金者绝不能停止在“淘金”这两个字上面。美国的西部牛仔，他不能永远戴着牛仔帽、穿着牛仔裤，骑在马上，做土匪状，这样美国是发展不起来的。我们去美国西部去看看，因为我在新疆待过12年，我非常感慨，你到纽约去看，或者美国西部其他地方去看，比如拉斯维加斯，很典型的，沙漠里面的城市，外面热到四五十度，完全靠经济实力把这个繁华到极致的赌城供养起来，这里面有美国人的智慧，也有美国人的狂妄、美国人的傲气、美国人的实力，所以，我到美国有一个感受，我觉得美国它有资格瞧不起你，它并不是故意狂妄，就像现在深圳人到西部山区，在那些贫穷到裤子都穿不起的人面前，虽然同样作为中国人你会很心酸，但是同时作为深圳人你会感到生活在深圳很骄傲、很幸运，对不对？这是一样的感觉。但是你要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强大到这种地步，仅仅有钱是不够的，只冲着“淘金”两个字是不够的。我相信这一个道理是可以说得通的。一个民族的强大不只是在钱上面。拿德国和日本来说，它们曾经战败过，曾经下跪过、低头过，为什么战后这两个国家很快就强大起来了？50年代我们和日本几乎在同一水平线上，58年、59年的时候，很多数字证明我们和日本没有什么差别，在某些方面我们甚至还超过了它。但是在战后四五年时间，到50年代只是10年时间，它们恢复了，接着一二十年以后，成为世界第二大强国，小小的日本，1亿人口，没有资源，它靠的什么？当然有美国的庇护这是它的一大优势，但它靠的是日本人的民族性。我们不要说日本人太讨厌、太可恶，它有非常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地方。德国也是一样。德国人在历史感上比日本人强得多，但是在民族感上，日耳曼民族也是同样了不起的。德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被炸平了，但你现在到德国去看看，这不是仅仅靠经济、靠金钱、靠技术就可以解决的。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面临这样全民性的灾难后，它能这么快地恢复，然后又走向强盛。比如说大阪的地震——我今天净说日本的好话，希望大家不要介意，我们要有开放的心态去对待这些民族和国家——大阪、神户当年被地震震得一塌糊涂，地震发生后，日本虽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他们的国民并不自私，他们能想到照顾他人，照顾邻居，很快团结起来，自动形成一个救灾的集体来救助，大大减少了灾难的危害程度。这就是民族性，这是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体现。

我不知道假如深圳发生大地震的时候，是往外逃跑的人多还是很快地团结起来自救的人多，但是我相信是自救的人多，因为深圳的义工是全国最多的，无偿献血的人也是全国最多的。由此推断，假如深圳发生大地震，一定也能像日本一样做出让全国震惊的好事来。团结，我觉得这是对于民族长久的繁荣、长久的发达起关键作用的。所以，人文精神的重建，对今天的深圳，对于不再拥有特区的特殊政策，或者渐渐将失去这些特殊政策，或者失去外围的唯我独特的环境历史条件的时候，也可以说深圳将面临一场巨大的挑战，这场巨大的挑战可能不比一场大地震来得轻。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深圳不再去做领头羊了，没有人要我们做领头羊了。假如这次中央的第三个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不落在深圳，而落在武汉、落在南昌，或者落在别的地方，那深圳怎么办？上面没有指令我们去带这个头，我们会怎么办？我们还有没有这种精神，有没有这股力量，有没有这种信念，要把改变中国、改变深圳、改变世界的这种观念延续下去，把这种精神延续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深圳人是什么样的人？还有一个问题。如果税收没有那么优惠了，为什么要到深圳来投资？我想投资者的动机无非是两点：第一点，我到你这儿来投资我能挣大钱，能比在别的地方挣更多的钱，过去的税收优惠就是满足了他们的这些愿望；还有一点很重要，也是人们更看重的，就是我在你深圳我能活得更像人，我活得更有尊严，活得更自由，活得能把我的潜能发挥得更好。我们在座90%以上的人都是外地来的，来闯深圳，为什么来深圳？像我刚才说的，我每次来深圳都有解放的感觉，我在其他地方感到禁锢，起码有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老婆孩子盯着我，我到这里的几天我就觉得特别自由，当然不是指的要做坏事，这只是一个比喻，自由的感觉特别好。80年代初，你在别的地方，做什么事情都要看领导的眼色，左请示右请示，在深圳这里，你可以做很多在别的地方不敢尝试的改革措施，充分发挥你的潜能。这些东西怎么在深圳造成这样的人文环境，让今后每一个到深圳来的人都能感觉到自己获得了更大的尊严、更大的自由、更大的权利，他应该得到的权利和他应该发挥的潜能。我想这是将来吸引更多的人到深圳来创业投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也是人文精神重建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人和西方人有观念上的差异，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传统不一样，希腊文明的传统历来强调个人主义，我们历来强调群体。虽然从孟子开始就讲以人为本，但我非常不同意拿孔教、儒教来作为我们的信仰。为什么呢？孔教、儒教，孔子也好、孟子也好，不管他们怎么讲人本，他归根到底地讲的是维护王权，讲到最后还是为政治服务的。当然这是我读《论语》的结论，你们可以自己去读。我觉得一本《论语》读下来，讲来讲去，它讲修身养性，要有慈爱之心、要有仁义之心等等，它还是要让你做一个顺民，要让这个皇帝，王公大臣们统治得好，它实际上是一本政治教科书，十足的政治教科书。因此，你不能把它照搬过来，说我们有儒教、孔教就可以了。当然，它有合理的成分，但它和希腊文明讲“人本”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人文精神，不要回避个人利益，要大张旗鼓地讲个人利益，这是从亚当·斯密以后的一个伟大的发现，一个伟大的发明，它的确是一个要重视个人利益，要为个人利益而生存的基点，但是西方的个人利益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个人的个人利益都要受到重视。但是，我刚才讲了很多阴暗面，我们现在都是只注重“我”的个人利益，而不顾及他人的个人利益。近来有一本书叫做《狼图腾》很火，大家可能都看过。深圳有一位企业家也希望发挥“狼的精神”，要培养出一批狼，敢刨、敢折腾、敢咬、敢闯。但是，《狼图腾》这本书在西方受到极大的贬斥，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极反感这种嗜血成性的凶恶的狼性，他们非常不理解这样一本书怎么会在中国这样走红，因此对我们的民族性表示怀疑。当然，他们不了解，我们是处在创业阶段，需要这种打拼的精神，我们不是真的要培养出具有狼性的人去咬别人，而是要像狼一样敢于去闯，敢于去拼，同时要像狼一样成群结队，有团队精神，而不是嗜血成性。这一点非常重要，在西方，个人利益是至上的，同时每个人的个人利益都是至上的，只要是合法的，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个界定。所以，他们的资本家为什么能挣钱，因为他知道，他满足了每个人的个人利益之后他就会挣钱，虽然他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去满足别人的个人利益，但是他的做法是满足别人的个人利益，想方设法地满足每一个顾客的利益，每一个买主的利益，所以，他可以满脸微笑，甚至在日本可以下跪给你服务。但是在中国，我们很难感觉到这一点。

经济学上的这一只“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了资本家的人性和人品，因为他懂得要尊重每一个人的个人利益，由此他才能获利。这种个人利益至上，同时要尊重每个人的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它就能达到一个和谐，有合理的成分在里面，比我们口头教育要集体主义，要无私奉献等等，要现实得多，可行得多，也更能现实地调整社会矛盾。但是现在在中国，我们很少能真实地把每一个个人利益都奉为圣命。由此我非常敬佩袁庚，他在中国第一个说出这样一句话来：“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一定捍卫你说出这个意见的权利。”他在蛇口坚决不以言论治罪，这句话在西方是很普遍的，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袁庚在蛇口，在他的执政当中坚持把这一点作为他的执政原则，这应该说是造福一方，放开来说，在中国会造福万代。如果每个人都学会的话，中国就和谐了，如果把它列为人文精神的核心，中国就和谐了。我为我自己，为我自己的妻子、儿女去奋斗，同时我又尊重每个人的个人利益，我为每个人的个人利益服务，我为你们服务了，你们就给我好处，我满足了大家，这样很多的东西都自动调节了，当然，这是资本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比它更高一点，我们会更好地为大家服务，因为我们有为人民服务的理想在里面。但是我们中国目前的状况不是这样。我又提到去年和“韩迷们”的争论，我总觉得年轻人应该比我们这些老人懂得民主，实际上不是，当然，也许他们是愤青，也许那天他刚好被他爸爸揍了一巴掌，或者刚被老板开除了，心情很不愉快就到我这里来泄愤了。但是我有我的权利，你要尊重我的权利，你不懂得尊重我的权利，就没有民主。在中国目前只有自己民主、自己发财，自己挣钱，还不懂得，或说不会根深蒂固地懂得必须尊重每个人的权利。我觉得人文精神的建设，不要谈其他空的，要先从这一点做起，就是眼睛里有他人。

如果我到深圳来，别人到深圳来，外国人到深圳来，深圳在这一点上能让人感觉到深圳是绝对尊重别人的尊严、尊重别人的权利，绝对能使人有尊严地、诗意地生存在深圳的，我想就算没有特殊政策，人家也会往深圳跑的，深圳也能发展起来。而做到这一点，不是一两个领导能够做到的事情，而是需要长年累月、日积月累地来传播这种思想。

我们过去的文艺作品，常常把西方的传教士说成是“恶魔式”地来传播资本主义思想。现在回想起来，天主教的传教士、新教的牧师在西方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西方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它靠着这些传教士和牧师心灵的抚慰、爱的传播，对于美德、伦理、教义的传播，使得西方处于一种相对和谐的、可以调节的、可以制约的社会大环境下。所以，为什么我们多次预示西方的没落，但是它现在仍然在增长，还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它就是有这方面的机制。当然它的机制也有它腐败的、腐朽的一面，但是要看到这些东西在精神上对它的社会所起的作用。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专门讲了新教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它讲的是宗教，它没有讲人文精神，它就讲到信念、灵魂、心灵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而新教正好就起了这样的作用，它的牧师、传教士就在这方面起作用，使得这个社会处于准稳定、相对和谐的环境下去发展竞争。如果这个社会全是狼和老虎在一起，你说这个动物园能好吗？所以，人的建设、人的定位、人的界定、人的变异重要点就在这里。

人文精神建设，这是一个长期的，要多代人才能解决的问题。“人文”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周易》里，它讲人文，就是讲人和人的关系，事情和事情杂错、交错在一起就产生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人的生存和发展规律。所以，人文还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精神，它决定了人和社会的发展趋向，我们不尊重这种趋向，不尊重这种规律，就会自食其果。总之一句话，哪一个社会、哪一个民族忽视了精神、忽视了灵魂、忽视了信念，它一定是没有前途的，它一定会自食苦果，但我相信这个情况在深圳、在中国是不会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