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上、下册）

李强：深圳是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一个排头兵，经济很发达，这几年应该说在社会建设方面，特别是在民生建设方面取得很大的成绩。

今天，我们第一个先分析一下民生是什么；第二个分析我们关注的民生有哪些问题，我想讲8个问题；最后我们总结一下，这些年谈民生，我们有哪些经验教训，反思这个问题，我们要逐渐积累经验。

首先什么叫民生？我想民生大家都理解，首先是广大老百姓的生活、生计、生存。这是我们一般讲的民生的概念。正像主持人说的，这个概念从我们国家来看，其实孙中山先生当年讲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就把民生问题提到了很高的位置。如果要理解中山先生讲民生的含义，不能忽视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因为当时中国老百姓生活水平相当低下，他强调的是当时4亿多中国人如何生存，怎么样使人们共享一个有一定水平的生活。但是，实际上当时实现不了，先是清朝政府问题没有解决，后来列强的侵略问题也没有解决。中山先生当年谈的三民主义，谈解决民生问题，主要涉及土地问题，特别是城市土地。他注重公共利益，认为城市土地是应该公共所有的。另外，对于资本问题，他主张节制资本。他也到西方去过，他说，西方也不一定比中国好，他们也有很多工人是很穷的。所以他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还是应该注重多数人的利益。

最为可贵的一点，是孙中山先生有一句话：“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是也。”所以我觉得孙中山谈民生问题是讲得比较全面的，他不是一般的讲吃饭问题，他还讲到一个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就像今天我们在物质上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这个改革的成果利益，是不是大家都享受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主席做了两件大事情：一个是他搞了土地革命，革命前土地是由少数地主占有的，经过土改，使土地占有均等化，让广大的农民得到了土地。所以现在我们农村的土地一般叫做农民集体所有。这是我们宪法明文规定的。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当年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土地问题，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时候，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到了50年代中期的时候，毛泽东主席主张推动社会主义改造。他更多考虑的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财富采取什么样的分配方式才能够是公平的、正义的，他担心土地如果不集体化，长久下去一方面是土地不够大家分，另一方面会贫富不均。反思改革以前的28年，应该说毛泽东主席确实大大推进了经济上的均等化。但是，均等化也带来了严重的负效应，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邓小平要在1979年以后进行重大的改革。邓小平改革提出，我们原来的社会制度没有动力，缺少效率，虽然我们经济上变得很均等，但是，最后整个国家变得比较穷，贫穷能解决民生吗？不能。所以邓小平主张改革，主张推进生产力。他认为经济体制上的变革，应该使得我们更有活力，更有动力，使得经济能够迅速发展。深圳当时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实验区。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做“深圳速度”。当时全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都普遍低下，而深圳由于改革带来了高速的。今天全国各地都在盖大楼，盖大楼的速度都很快，过去可不是这样的。80年代的时候，只有深圳盖楼的速度很快，几个月就能起一栋大楼，而在中国内地的多数地方，盖一个楼需要几年，没有几年是盖不起一个楼的。所以，我们当时管北京的一些工程叫“胡子工程”，就是楼盖成了，胡子都长很长了；叫眉毛工程，就是说本来没有眉毛，等楼盖成了，眉毛都长出来了。这就是说建设速度低下。

所以，在民生问题上，我们要注意防止两个方面的偏颇。我们今天强调要大家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是对的，只由很少数人享有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共享原则走到了完全的平均主义，或者还有一个更极端的词叫做“民粹主义”，就是过于强调所有的物品都应该在老百姓中平均、均等地分配。这就会导致另一种错误。为了反对平均主义，小平提出了一部分人先富的想法。什么人应该先富呢？按照小平原来的想法，那些辛勤努力成绩大的人应该先富。按照这个原则，比如说我们水稻方面有一个专家叫做袁隆平，北京农大的，他的贡献很大。他发明的水稻杂交新品种使我们全中国的水稻亩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所有人都认为他贡献很大，所以国家就奖励给袁隆平教授500万元人民币，这不是小数目。如果按照当年平均主义的观点，那就应该是，袁先生，你那500万给大家分了吧。因为你凭什么拿500万，就算你贡献大，也不能拿500万啊，你可以拿5万，剩下的495万给大家分了呗。当时的想法就是这个样子，认为这样才公平。再比如说，刘翔跑得很快，他是著名人物，做广告以及收入都是很高的，对此，今天人们也没有什么异议。可是，如果按照当年的想法，你虽然跑得快，但也不应该拿这么多钱呀？现在，人们接受了小平的原则，觉得刘翔多拿是应该的，谁要是不服气，就跟刘翔去比赛，只要你比刘翔跑得快，这些奖金都归你。这些，在今天看来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前的流行观点是，就算你本事大，也不应该拿太多。那时候，也有竞技比赛，但是主张精神奖励为主，另外还有一个口号：叫做“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所以，那个时候，不管你是否得冠军，最后每个人都发一个奖牌，最后一名也发一个。当然，这样做的结果使得大家丧失了竞技的动力。所以，三个阶段的民生建设：一个是孙先生当年讲的民生，一个是毛主席讲的民生，一个是今天小平同志以后讲的民生，我们都应该总结经验和教训。

我们共和国到现在已经建立五十七八年了，我们也要不断深化对民生问题的认识。究竟什么是民生？应该说，到今天为止，我们讲的民生的意义已经大大超过了当年中山先生讲的民生的含义了。我们今天把所有和广大老百姓利益相关的问题都统称之为民生，这是广义的民生概念。这样的话，民生就不简单地是个吃饭的问题，不简单的是个土地的问题，它也涉及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等，也涉及什么是公平正义，怎么样来看待收入分配，什么样的收入分配才是合理的，等等。这样我总结起来有8个方面，应该说在民生问题上都很突出，当然不是8个方面就能概括所有的问题。

下面就介绍一下我所理解的民生的8个主题。

第一，就业。哪个问题该排第一位，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就业问题。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有职业，应该就业。中央在前年专门开了一个全国就业工作会议，在会议上提出了“就业是民生之本”。既然它是民生的“根本”、“本原”，那么就把它放在第一位。现代社会，大家首先要有工作，才有收入，才能生活。如果一个家庭没有人工作，一个工作的都没有，那么就麻烦了。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需要福利保障来支持。但是，如果大多数人都没有工作，那就不是政府能通过福利解决的。可见，就业问题对现代社会的人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就业的问题压力大不大呢？可以说我们是全世界就业压力最大的国家。我们有13亿人，那么有多少处于就业年龄的人呢？我们把17岁以上到60岁之间的人称做有经济活动能力的人口。儿童就业是违反国家法律的，如果太大年龄的话也应该是退休了。到去年年底为止，我们国家这个年龄段的人口，也就是需要工作岗位的大概有7亿8千万人。有一个国家能提供出7亿8千万个职位给这么多人吗？应该说是没有的，太难了。我们看看其他国家，美国是大国，美国政府说某项政策增加就业岗位，也就是增加几万个、十几万个，再多了也不敢说了。我们国家，每年新增的就业人口就有上千万。我们现在虽然出生率低了，出生的婴儿少了，但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还没有减少。我们国家中青年的人口还是在高峰时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业问题就成了非常大的难题。

就业难题的提出，最初是在90年代中期，深圳还好一点，那时全国出现了一个大问题，就是国有企业改制，出现了传统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大批下岗的问题。所以到了1995～1998那几年，就出现了失业下岗的高峰时期，据统计最多的时候，有2000多万失业下岗的人员，那段时间是中国就业压力最大的时期。我们渡过了那个难关。但是到了今天，我们以为这个压力小了吗？一点都不小。最近的数字显示出一个什么难题呢？青年人的失业问题突出了。上述90年代的时候，失业的是中年人或中年以上的人。一些职工下岗了，很多人的想法是：就算我下岗了，但是只要我的孩子能就业，我就忍了。很多人觉得，反正也50岁了，再过个几年就能拿养老金了，但是他的孩子如果有工作了，他们也就安心了。但是，前一段有数据反映出，青年失业在我们国家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当然这个比例每年都在变，目前是青年占失业总人口的约70%，这是国务院发的中国劳动白皮书中首先披露的。可见，就业问题的严重性。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年轻人和青年需要就业。很多国家说，如果不给年轻人就业，就等于是一个国家的癌症。因为如果年轻人没有工作，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从公平正义的角度看，都是不公平的、不正义的。一个年轻人，他刚刚需要发展的时候，失业了，他有劳动能力，但是让他领救济金，这不是一个领救济金可以解决的问题。他需要一个心理上的尊严，需要工作的尊严，而且他的心理也正在成长。所以，我说，我们青年的就业压力上来了。最近，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也上来了。过去，我们说就业难的人口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教育水平相对来说不是太高的人群，但是最近我们的大学入学率明显提高了，高等教育的同龄入学率已经达到了约25%。五六年以前，我们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现在这些人开始毕业了，这些人到社会上以后，就出现了连大学生找工作都很难的情况。当然，我们知道现在大学生找工作难，主要还是结构性的，就是说不是总体性的失业，而是结构性的失业，是在结构上出的问题，比如这个地方需要大学生，但是大学生不想到那个地方去，比如大城市现在很饱和，而中小城市还需要，如果他愿意调整他的结构的话，还是可以找到工作的。比如前两年，我们整个广州这一带、珠三角出现劳动力短缺，为这事我还专门跑过广州周边的一些地区调研，发现当时主要还是结构性的，不是说中国就真的是缺少劳动力，而是那一年采取向农村倾斜的政策，减少了农业税，农民觉得在农村里的获益比较大，出来的人少了造成的，这不是总体性问题。当然，中国现在面临的失业问题是两种失业类型同时存在着，总体性失业也有，结构性失业也有，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压力就很大。

现在失业问题逐步升格，不仅是大学生难找工作了。我们过去把到海外留学归来的叫做“海归派”（谐音：海龟派），北京的海归派就很多，过去清华招了很多的海归，现在很多人事部门前都成群结队了，但是能提供就业岗位的很少，所以，现在北京的老百姓说，海归都变成海待（谐音：海带）了，都待业了。可见，我们确实面临着两种严重的就业压力，一个是结构性压力，一个是总体性压力。

所以，我认为在我们国家排在前几位的重要问题，首先是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这点上看，我觉得虽然我们在收入分配上要强调公平，强调不能差异太大，但是也要考虑到效率的问题。如果你的增长效率低了，如果你的GDP增长率下降了，你的经济发展速度减缓了，那么你的劳动力需求就会大大下降。所以，我觉得小平同志的思想是对的，还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尽管我们现在谈得比较多的是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如果我们的政府把工作中心放到福利保障上去，那就要出问题了，所有的政策取向绝对不能造成生产水平的下降、GDP增长的下降，这样会使经济出现滑坡。如果经济出现滑坡，马上就会导致就业岗位的减少，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就减少了。所以从这点上看，从我们国家来说，我们必须考虑到要把两方面摆平，至少要搞得平衡一些。我们强调公共利益，强调福利覆盖，强调社会保障，但是如果强调过头，北欧国家也有很多教训。如果经济活力、经济竞争力下降了，那么，福利保障也就没有财政支持了。所以在就业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小心，当我们说要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是我们政府的首要职能的时候，那实际上讲的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不能把发展速度降下来，还是应该保持相当高的增长率，这些都是最主要的目标。

当然，尽管你说保持相当高的增长率，但是毕竟有7亿8千万劳动力，我们怎么能提供呢？所以，我们还要意识到，中国的就业必须是多层次的、多元的、多体制的，否则不可能提供7亿8千万个就业岗位。我们知道有两种就业：一种叫做正规就业，另一种叫做非正规就业。大家当然都希望能正规就业，但是实际上非正规就业也是就业的重要形式。世界各国，你到美国、欧洲、日本等去看看，他们非正规就业，人也很多。我们一般管有正式劳动合同的，享受《劳动法》所保障的医疗、养老、就业基本保障的人，叫做正规就业。其实算起来，在中国正规就业的也就大约2亿人。这些人的保障也不是绝对的。如果仔细查一查，很多单位都没有给雇员上保险，比如工伤、医疗、养老的保险没给人家上，如果没上就是不正规的。从这点上看，我们可以说的5亿，都很难划入我们所说的《劳动法》规定范围内的这样一种正式就业岗位上。

所以，从这点看，中国什么样的民生问题最大？我想来想去就是就业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源泉问题，只有他找到了工作，有了收入，才能解决经济上的所有其他问题。而且只有解决这个问题，一个社会才能安定。如果就业不能解决，其他的都是空谈。没有就业，谈什么住房呢？没有钱怎么买房子？所以就业是民生之本。从这一点上看，深圳还是做了很大的贡献的。深圳的经济发展势头很好，深圳、珠三角以及长三角，都不仅是在中国领先，而是在全世界都是最代表经济发展势头最后的地区。所以，深圳在提供新的就业岗位方面，还是有很大贡献的。深圳要保持经济发展势头，创造就业机会，扩大就业率，因为只有就业了，社会才能安定。所以，我认为第一重要的，就是就业。

第二个问题，我把它归纳为安全问题。过去我们讲马斯洛理论，马斯洛讲人有五种需要，最基本的是安全，就是得活着。不活着你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民生首先是生命，生命都没有了，还谈什么民生？从这点上看，我觉得安全、健康应该是大家所追求的。所以在我们评价一个地区的发展指标时，什么最重要？人均的寿命最重要，就是人能够活多长时间？后来我们仔细一看，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贡献很大。1949年以前，我们的人均预期寿命非常低下，虽然各种算法不一样，但是，大致上也就是40岁的水平，甚至连40岁不到的水平。当然，这主要是因为战乱、灾荒、瘟疫等造成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如果连统一的国家体系都不能维系，如果没有政治安全感，如果其他国家可以随便侵略你的时候，你还谈什么生命安全问题？

到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了67岁左右。这一段的进步是中国的人均寿命上升很快的一段时间。当然要理解，从战乱到和平，它本身就是一种民生。如果连活的基本权利都没有，如果老百姓民不聊生，连生存的能力都没有，还谈什么民生。所以，健康、安全是最重要的。

今天，健康安全比过去要好多了。我们现在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0多岁了，但是大家对安全的关注度比以前提高多了。前两天我看一个报道，问老百姓，你们感到最有安全感的是什么，最没有安全感的是什么。当然这里面包括人身的安全、生命的安全、治安的安全，劳动财产的安全、交通的安全、医疗的安全、信息的安全，等等。结果，调研数据显示，36.7%的人回答说，对食品的安全感是最低的。我觉得这是个大问题。因为我们改革开放最大的一个成就就是把吃饭问题解决了。今天，吃饭的问题虽然解决了，有粮食了，但是食品安全却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了。所以现在大家一到饭桌上去，吃起饭来，谈的往往是令人害怕的食品安全问题。有人说韭菜千万别吃了，韭菜如何如何含毒，有人说茶叶不要喝了，因为有农药。那吃什么安全呢？好像萝卜、土豆安全，但是前几天又有人告诉说，萝卜、土豆都不能吃了，说是因为在种的时候先往地里施了大量的农药防止被虫咬。这可麻烦了。当然这个问题可能就涉及农民兄弟了，当然这不是说所有的农民兄弟，只是有些人。我有一个学生家在农村，他说，我们家种地都分两块，这块是我们家自己吃的，那一块是卖给你们城里人吃的。打药都是在你们那一块打，我们自己这块地不打药，有点虫子也不要紧。我说，农民兄弟你别这样啊，农民兄弟说，你们不是有医疗保障吗？我们没有医保，你们得病上医院看病可以报销，你们就吃那块地的东西吧。所以我们还是要和农民兄弟协商好，农民也应该建立医疗保障，大家应该平等相待。我们虽然有医保，但是得病也不行啊！这不是医保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民生已经成为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了。民生到今天和过去相比，人们的需求上升了，不是简单的吃有热量的食品，人们要吃更为健康、安全的东西，要吃至少身体不受侵害的东西。这里面确实有一个监管的问题，有政府的责任。所以我看这次深圳提出的民生净福利指数，把食品安全指标拿出来作为一个重要指标，我觉得很对。因为这是老百姓关注的大问题。当然，安全的概念不仅仅是食品的安全，尽管老百姓对食品安全问题提得比较多，应该说还包括社会治安、安全。我最近感觉到一个突出的特点，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我的那本关于农民工的书，里面有对农民工的调查，其中问道：你们出来打工以后，你对治安安全是感觉更安全了，还是更不安全了呢？结果很多农民工说更不安全了。我问他们：既然不安全，你碰到没碰到过威胁你人身安全的事件？当然这里面比较复杂，包括工伤的事件、治安的事件，包括你被抢过没有？被偷过没有？如果有，你碰到过几次？结果我的调查发现，他在没有打工之前在农村是很安全的，他没碰到过什么受侵害的事件。在他们打工以后，有比较高比例的农民工回答说曾经碰到过受侵害的事件。调查还发现，我们的城市是分区域的，很大部分流动人口、农民工居住在城乡接合部，他们居住的地方是不安全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安全也出现了很多区域性的安全事件。有些区域的治安问题是很严重的，特别是流动人口聚居区。所以我们感觉到，虽然在一般情况下，虽然我们的治安网络、公安网络做了广泛的布局，但是还有空白点，有盲点，比较严重的是城乡接合部，“三不管”地区、城乡交叉的地区出现了很多的空白，严重的犯罪事件在这些地方还是时有发生。

从这一点来看，我认为安全问题，包括健康安全问题应该在民生建设中占很重要的位置，因为它涉及老百姓最基础的民生问题。马斯洛讲，人有五种需要，最高的是一个人要有充分发展，但最基本的就是安全。治安、健康安全也还只是其中的一些方面。其实，如果我们看中国哪方面的死亡率最高？结果会发现交通事故的死亡率最高。中国人里有因各种疾病死去的，有因各种事故事件死去的，结果发现，交通事故是死人最多的一项。所以，也可以考虑在民生净福利指数中放进这一项。

第三个问题，医疗、公共卫生问题。我们知道，这两年大家谈医疗谈得很多了。我们国家的医疗水平、医疗技术水平、药物水平，总的来看，应该说改革以来的28年有很大的上升。但是很矛盾的一个现象是，技术水平上升了，药物水平上升了，医疗水平上升了，但是为什么老百姓的怨言仍然很大？今年“两会”期间，记者问老百姓最关注什么问题？回答说：最关心医疗和公共卫生问题。确实我们在这一领域出现了漏洞。什么漏洞呢？就是公共卫生体制和医疗保障方面的缺陷。

一年多以前，国务院发展中心社会部有一个报告，评价我们的医改，最后有一句话讲得很尖锐，就是说我们的医改是一个失败的医改。这个报告在2005年通过新闻传媒已经公布出去了，至今还能看得到。如果反思我们的改革，改革有成功的地方，也有不成功的地方。相对来说，我们在医疗、卫生改革方面的问题要更多一些。这个报告也提供了数据，说我们城市就业者享受医保的覆盖率，从城市医改前，90年代初期的70%多，下降到2005年的只由40%多。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在医改之前，多数城市职工是享受单位医保的，那时候，多数职工是在国有或集体企业里面劳动，后来，由于国有集体企业大转型，下岗、离岗、买断的职工多了，在私营体制里就业的人口多了，结果，没有医保覆盖的人口大大上升。当然，近两年，中央在做政策调整，城市和农村都在建设新的医疗保障体制。所以，医疗保障、公共卫生体制在今天的民生建设中地位重要。从这点上看，老百姓把医保问题、医疗问题看得很重要是有道理的，它涉及千百万人的利益。能不能被医保覆盖，有巨大的心理上的影响，不敢小觑。如果反思的话，当时我们在搞国企改革的时候，也有考虑不周全的方面，当时的所谓“买断”就是说单位给你一笔钱，从此你和单位一刀两断，从此单位不再负责你的任何保障责任。现在反思起来，当年也可以采取另一种做法，考虑到一个职工干了这么多年，也可以用买断的一部分钱，建立起保障体制，这样职工不仅在心理上有了安全感，从体制建设来看，也更加合理一些。其实也有可能钱并没有多出太多，但是，一种保障体制的建设却完成了。我们在前一个时期的改革中，更多的是考虑效率问题，比如在医改上为了防止随便开药的浪费，很多单位规定了报销的起始金额限制，一个人看病要花到一定金额才给报销。比如1000元以内的不报销，1000元以上的部分才报销，当然也上有封顶，超过多少钱就不给你报销。这样的做法是针对我们过去的那个体制的漏洞。但是也产生了新的问题，比如，一个贫困户，生活水平很低下，他在一开始的时候，恰恰是生活最困难的时候碰到问题了，你说1000块钱以上才能报，可这个贫困户连1000块钱也没有，结果就连病都不能看了。前一段，有调查揭示，有病不去看的情况。问卷中问，有病但不去看病的情况，结果发现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有相当一部分人，有病也不去看，这恰恰证明了我们上述的政策对于最低收入者是不利的。总的来说，我们90年代中期医改的基本思路是强调效率，强调效率之后，由国家公共财政拨给医疗部门的费用的总比例是下降的，当时的思路是这样一个导向：让医院自己去解决，医院自己自负盈亏。而过去相当的部分是由财政支出的。改革的一定时期曾强调医院可以通过价格的改革来实现自负盈亏，这样就把医院推到市场上去了。这就涉及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即医疗卫生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进入市场的，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可以进入市场的。医疗的公共卫生部分，是公共物品，不能把它视为市场的商品，不能简单地用市场的原则去解决它。什么是简单的市场交易原则呢？就是按照市场上的供给与需求来调整商品的价格。但是，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市场的竞争，都强调双方的平等原则，要信息对称才公平，如果信息不对称，那是很不公平的。比如一个人去看病，肯定不能就药费、治疗费与医生讨价还价。要理解，所有病人和家属的心情都是，开最好的药，把病治好。要理解，几乎所有的病人都是这种心情。医生说这个是好药，你肯定就吃这个药，所以，这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疗简单地进入市场，那是很可怕的，医生心里想的是我想赚钱，那就说这个药是最好的药，这是有问题的。我们知道，尤其是公共卫生部分，很大程度上，不能进入市场，不能简单地用市场原则去解决问题，而应该建立公共卫生的保障体系。总结我们前一段的经验教训，一些不该进入市场的东西也被置入了市场之中，这样，钱虽然赚到了，但是损害了公众的利益。所以，我们感觉民生问题最近在公共卫生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因此，在公共卫生体制方面，目前应更多地考虑怎样建立一个覆盖更广一些的、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的、比较公正的制度体系。

大体上，对于农村的医疗保障，中央提出了“新合作医疗体制”。之所以叫做“新合作医疗体制”，是区别于我们改革以前的老合作医疗制度。换句话说，我们过去曾经有过一个合作医疗制度，那就是50到70年代，与当时的社队体制、公社体制接轨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后来“文化大革命”中，俗称“赤脚医生”的体制。今天反思起来，哪个体制也是有优点的，是在资金非常有限的情况下，采用最廉价的方式建立的，低水平广覆盖的体制，覆盖面确实是非常广的。

“新合作医疗制度”在农村推进的速度很快，我看了一个材料，是去年9月底的统计数据，说是在目前全国总共的2000多个县中，已经有1433个县区，建立了新的合作医疗制度，覆盖了我们全部县区的50.1%，也就是一半建了，还有一半没建，当然，将来另一半也要建立。以上说的是农村。城市里的情况就更复杂了，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又不一样。所以，中央在考虑怎么样在城市里建立一个覆盖就业者的，覆盖城市居民的医疗保障制度。当然，我们知道，政策取向要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即一方面要覆盖尽量广泛的人群，另一方面财力又能够支持得住。所以，我们最常用的口号叫做“低水平广覆盖”。一定要头脑清醒，高水平是不敢广覆盖的。现在的医术很高，换肝、换肾在技术上都没有问题，但是这样的高水平是不敢广覆盖的。别说我们不敢，经济发达国家也不敢。

但是，我觉得低水平的、一般水平的广覆盖一定要做到。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病危的时候，送到医院，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抢救病人，而不是交钱。全世界都认为，在这个环节上应该是先救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公共卫生体制上目前主要思考的是建立什么样的广泛覆盖的体制。其实，公共卫生体制，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巨大压力。号称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公共卫生体制建设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当年克林顿当总统的时候，他和夫人希拉里曾经想改革美国的医疗保障体制，因为与欧洲比，美国的公共卫生体制是很差的。但是，在美国改革谈何容易，最后失败了，改革也就不搞了。可见这个事情的难度。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一方面是广覆盖，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水平高了再提高一点，这是我讲民生的第三个方面，公共卫生。

第四个问题，教育。我们近年来教育发展应该是不错的，首先全民的人均教育水平有很大的提高。我国的几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们的人均教育水平还是有很大提高的。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时候，我们全国人平均受教育水平连五年都没有达到。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时候，我们16岁以上人口的人均教育水平达到了7年多的水平。然而，大家想想，全国平均仅7年多的水平，这还是很低的。像韩国这样的中等发达国家都达到了将近12年的水平。我们应该对于九年义务教育，实行免费教育。因为这是最基础的部分，不管你有钱没钱，不管你穷到什么地步，都应该至少受九年教育。

至于说高等教育，我认为，我们遇到的过多是公正、公平的问题。在我国优质教育资源比较紧缺的情况下，大学教育、高等教育遇到的更多的是教育资源如何配置才是公平公正的问题。高考的功能是什么？其实最主要的意义是，采用这样一种方式决定谁能够上大学和上什么样的大学。尽管高考有众多的弊端，但是，它的通过考试竞争来配置高等教育资源的功能，大家还是给予肯定的。但是这里也有一个教育资源的配置问题，就是多少人能受多高水平的教育。

任何一个国家首先要保证的是基础教育，那么，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与受教育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研究发现，基础教育由于是对于全民普及的教育，所以，体现个人之间的差异不突出，因而，基础教育的特点是主要表现为全民族获益，个人相对的获益不明显。如果我们把中国的人均受教育水平提高到11年，甚至将来提高到12年，这时候全民素质就有极大的提升，这时候包括国家管理水平、道德水平，各种水平都上升了，所以整个国民受益。而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还只是一部分人得到的特殊教育，因此，其特点是个人获益比较突出，个人相对的获益明显，上大学的比不上大学的明显获得很多的机会，所以，高等教育是个人有明显的获益。那么，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基础教育既然是全民族获益，那么，更多的基础教育部分应该由我们国家的公共财政覆盖。而高等教育既然个人获益很大，那么，一个人有了高学历，硕士、博士在这个民族中间变成很稀有的人，物以稀为贵，所以也就获得过多的机会，那么，高等教育的部分除了国家财政承担一部分外，个人也应该承担一部分。这是我们讲教育和民生的问题。

第五个问题，有关社会公正，收入分配，也就是说涉及贫富差距问题了。大家会问，民生问题怎么和贫富差距联系在一起了？我开始介绍中山先生讲民生主义的时候，中山先生就说“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所以，中山先生看得还是挺远的，民生问题并不简单的是一个国民的物质总量问题，老百姓即使能够满足生活基本需求了，还有个相互比较的问题，这就涉及了社会公正。什么样的财富分布才是合理的呢？这本身也是民生问题。我们改革开放28年来，国民财富的总值增加很快，但是就均等性来说我们出现的问题比较突出。我们用一些数据来证明，这就涉及怎么样来看收入分配，怎样分析贫富差距。数据显示，我们79年以后的28年来，贫富差距上升比较快，目前，虽然在世界上不是最高的，但是是偏高的。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们国家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7的水平，这在世界上是偏高的。此次，深圳搞的民生净福利指标，其中就有基尼系数的指标。什么是基尼系数呢？基尼系数是国际上比较通用的测量贫富差距的指数。其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所谓“0”的含义，就是说如果全中国每个人的收入水平都是一样的，基尼系数就为0。1就是说贫富差距不可能再大了，到头了，也就是说国家所有的财富都被一个人所占有，剩下的所有其他人一分钱都没有，一口饭都没有。当然，大家说，这是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不可能发生，这是理论上的极值。要是发生了基尼系数为“1”那样的情况，就是全体老百姓要么全都饿死了，要么就革命了，所以不可能发生这种现象。它的道理是告诉我们，贫富差距不能太大。

最近几年，中央在收入分配的政策上做了很大的调整，提出了“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口号”，为什么要做政策调整呢？实际上，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发展到与我们类似的阶段时都遇到了政策调整的问题。在这方面有一种“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说法，大体上也还适用于中国。这涉及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均等之间的关系。所谓“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就是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用很多国家的数据证明，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均等之间的关系就像是英文字母U倒过来的一条拱形线，即市场经济、工业化发展的一定阶段，不平等程度会有很大上升，但是到了人均GDP比较高水平的时候，不平等程度又会有较大的下降。这就是说，不平等曲线上升到一定位置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拐点，很多学者认为，我们国家到了这个拐点的时候了，所以，在收入分配方面，现在也是民生政策的一个很关键时刻。如果我们的不平等指数（比如基尼系数）出现了这个拐点的话，那我相信，我们的民生净福利指数将来会有很大的改善。这是第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六个问题，环境资源。环境资源问题，传统上并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没当是什么问题。但是今天大家不得不重视这个问题了，因为污染的问题太严重了，再加上我们是“巨型人口”、“高密度”社会，两者相加的“乘数效应”太大了。现在深圳的民生净福利指数，把达到一级二级空气质量的天数也列进去，这是对的。北京更是如此，北京要保证每年多少天蓝天，现在市长、书记的压力都很大，算到年底，天数不够了，而且沙尘暴来了就更麻烦了。从这点上看，环境的压力在我们这段时间是越来越突出了。

我在前两年做了一个水利部、水科院的项目，叫做“我国水资源的补偿和恢复机制”，这是水利部的一个大项目，总的项目名称叫“水利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当时我做的一个小项目是关注水资源如何补偿和恢复的。经济发展加快了，大家拼命地用水，但大家想没想过，你拼命用的都是洁净的水，那么谁来补偿这个水呢？深圳还好一些，雨量大，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全国雨量小的地方多，最近不仅北方缺水，南方也开始缺水了。长江，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么干旱的时期。以前有一段时间北方更严重，黄河断流了。现在大家说，要是长江断流，可就了不得了，甚至会引发上海海水倒灌。而现在长江已降到了很低的水位了。对此，大家试图从各个方面作出解释。有人说是大气环境改变造成的，等等。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非常快，我们耗费净水的指标也在急剧上升。从这点上看，水资源的缺乏是非常严重的。北京过多地靠掘取地下水，现在又要靠南水北调。但是，我想恐怕还是应该从节水上找出路。因为我们现在南方也缺水了，南方的水调到北方去，南方就能支撑下去吗？所以，我觉得水资源问题很大程度上还是个水管理的问题，我相信如果我们管得好的话，还是可以解决的。

我们知道，全世界水资源短缺最严重的国家是以色列。他们年均降水量连300毫米都不到，就这样低的年降水量。但是，以色列的法律规定，水是国家资源，由国家统一管理。第二，他们从技术上发展出滴灌技术等，我们现在也引进他们的滴灌技术。所谓滴灌，就是说植物喝水就像喝奶一样，不用老灌的，仅用滴水就可以。过去，我们的农民种地，采取漫灌的方式，一亩地漫灌一次，至少百吨以上，而滴灌技术花不了多少水，把水放到庄稼的根上去，还用电脑控制，跟喂奶一样。以色列现在能成为蔬菜、鲜花的出口国。所以，看来，水的问题更多的是水管理的问题。

当然，我们的能源问题也很突出。我们知道，前些年，特别是1993年以前我们中国没有那么多汽车。那时候我们国家进口的石油总量，原油加成品油大概是每年也就不到3千万吨。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石油的年进口量达到多少？我们差不多快达到2亿吨了。如果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大家感到很忧虑，全世界有没有这么多石油来供应呢？有一个经济学家叫王建的计算，按照现在这样的速度去进口石油的话，如果不改变传统的增长模式，到2020年的时候，每年需要36亿吨石油。中国自己将来石油的年产量最高也只是每年产2亿吨石油，不可能再高了，按照现在的增长速度，如果每年需要36亿吨，你自己只产2亿吨，难道你每年需要进口34亿吨石油吗？所以，传统的增长模式是没有出路的，我们要走新型工业化之路，我们中国要走新的能源路子，不能按照现在的方式。如果按照现在的方式的话，是没有任何发展前景的。

总之，今天环境污染、能源也成为影响民生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老百姓的生存、生活也会受到威胁，受到侵害。特别是如前面所说的，我们中国是人口巨型高密度社会。高密度和低密度是不一样的，既然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能源、资源，对这个的国家而言，它是民生问题里面非常突出的问题。所以，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很对的，我们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没有发展潜力。以上是我们说的第六个大的问题。

第七个问题，社会保障，社会公益事业，社会福利事业。这个和刚才说的医疗公共卫生似乎有点重复，但这里指的是除医疗以外的其他更多方面的保障。中央去年开过六中全会，提出了一个很明确的口号：2006～2020年，用大约20年的时间去建设一个覆盖我国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个保障就包括了比较广泛的内容，涉及各式各样的问题。比如说：社会弱势群体怎么办、老年人怎么办、社会的各个不同阶层在保障中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等等。像我们这样的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要建立这样的一个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首先意义十分重大，第二难度十分巨大。世界各国都在做实验，怎么样来做社会保障问题。对我们国家来说，这个试验的难度要更大一些。假设，我们只是想解决深圳的保障问题，难度就会小得多。因为深圳的人均GDP很高。或者，如果我们只想解决北京居民的保障问题，那也比较好解决。但是要覆盖全体中国人，难度就很大了。比如，我们最近有一个概念，叫社会弱势群体，应该说，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八九年里，应该说老百姓的普遍生活水平都有较大提高，但是不能不承认这个提高的差异程度是很大的。而且，贫困的概念很大程度上也是个相对的概念。即使我们国家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其标准也是有浮动的。我们过去叫做赤贫指标。80年代的时候，我们曾规定全国农民一年的人均纯收入低于多少钱国家给贫困地区的救济，那时候最低的标准是一年200多元钱，现在提高到六七百块钱了。六七百块钱也很低，你试想，也就是一天纯收入不到2块钱人民币。如果按照国际上的绝对贫困标准，一个人一天应该有不低于1美元的收入，1美元相当于7元人民币，如果以这个数字乘以365，这个数字就很大了。如果按这个数字的话，我们国家的贫困人口就会急剧上升。当然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不能完全按照人家的标准来算，但是，也要考虑到我们现在规定的贫困线的标准还是个很低的标准，在这个很低的标准下，我们现在还有几千万的农村贫困人口，所以这个任务对于我们来说是个不断上升的任务。刚才说到我们稍微提高了一点，贫困线上升了一点，贫困人口就又扩大了，有些人就感到奇怪，发展这么多年了，怎么贫困人口还是有好几千万呢？这就是说，你动一动这个指标，如果按国际的指标算，一个人一天是1美元，那就了不得了，那不是一般的比例，几亿人就进去了。可见，我们要解决弱势群体的问题也是个不断推进的过程。

中央“十六”大报告以来的文件中，常常使用的一句话是，“要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在全社会的比例”。如果我国实现了中等收入者在全社会占大多数的比例了，那时候，全社会的保障就好建设了。为什么呢？因为低收入者、弱势群体仅占很小的比例，要想建设覆盖的体系就比较容易。而现在的情况是，低收入者的比例还相当大，比如，从农民的比例看，到去年（2006）年底，城乡户籍人口的比例是这样的，农村户籍的人口大概占全国人口的57%，城市户籍人口大概占43%，也就是说，农村户籍人口还是多数。农民总的来说，比城里人生活水平要差很多，所以，我国总的社会结构是多数人在下面，对于这样的结构，需要很大的财力才能建设覆盖广泛的保障体系。所以，中央提出社会保障体系的广泛覆盖要到2020年才能实现，这句话是对的。现在，我国每年城市户籍人口比例都增加1～2个百分点，而农村每年减少1～2个百分点，所以，到2010年第11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我国会出现城乡人口持平的状况，或者城市人口略高于农村人口。到2020年的时候，农村人口比例就大大缩减了，城市人口比例将大大上升，那时候社会保障水平会有很大的提升。

对于城市的弱势群体来说，目前我们搞得比较好的是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全国绝大部分城市都普及了“低保”，基本上做到了“应保尽保”。当然，由于地区差异，最低生活水平的标准各个城市不一样，长春、太原、呼和浩特、南昌、兰州等城市的标准要低一些，有的还不到每月200元，深圳算是比较高的，大概三四百块钱，如果你低于这个线，就给你补到这个线，如果你完全没有，那就给你补齐。目前城市基本普及了低保，而农村还不行。最近，有些省份开始把低保制度向农村推广，比如江浙一带的农村基本上也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了，当然，标准与城市又有区别。中国大，也还有很多农村还没有实行，所以，实现社会保障农村的任务更重，所以，中央现在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另外，社会保障里面的再一个问题是老年保障、养老保障问题。中国人传统上并没有一个覆盖全民的老年社会保障，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养儿防老，自古就教育孩子孝敬父母。管不管用呢？很管用。我国城市里的保障体系越来越复杂，而农村呢？农村自古以来是依靠家庭保障的，直到今天家庭保障在农村还是起到了主导作用。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家庭伦理本位的社会，中国社会自古宗教色彩就不强，什么强呢？就是家庭理论观念强烈。“孝道”管不管用呢？孝道还是管用的。我的研究证明，中国是外出打工向家庭汇款比率最高的国家，而且是大大地超过其他国家。这里指两个比率，一个是外出打工的人中有多大比率的人汇款，另一个是将打工收入的多大比例汇回家里，其他国家也就是百分之几，很小，最高的也就是百分之30多，而中国两个比率都是70%～80%。所以，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家庭互助仍然是实现保障的重要渠道。所以，虽然我们设想未来建设一个覆盖13多亿人的、覆盖全体人口的养老保障体系，但是，即使到了将来，中国也不应该丢掉孝道。我还有一个调查，问，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得到的帮助，排位次，都是哪些人？结果排在第一位的仍然是家庭亲友。可见中国的家庭关系是相当重要的。虽然目前中国贫富差距很大，但是，中国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关系是在降低贫富差距的。我们过去的社会叫做阶级混杂社会，改革开放后，是有一些人富了，比如张家富了，但不是张家所有的人都富了，可能是张家的某一个人富了。比如张家的哥哥赚钱了，弟弟下岗了，这都有可能的。他家庭内部是有交换的。我们也有一个研究证明，中国通过家庭成员的经济补偿是降低贫富差距的。很有意思，有的家庭一个人富了，在家庭成员里，财富分布很不均等，往往是父母出面，比如弟弟赚钱了，把弟弟叫来，说你给你哥哥一些，弟弟就拿一些钱给哥哥。因为哥哥要面子，不能直接管弟弟去要。往往是父母把哥哥叫来说：这个钱不是给你的，我是给小孙子的。所以家庭成员的交换是降低贫富差距的，很有意思。所以我们的研究证明，中国的贫富差距一方面很大，但另一方面也有很多特殊的渠道在降低贫富差距。所以，我们在养老问题上不能忽视中国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关系。这是我们讲的第七个大问题。

第八个问题，住房问题。居者有其屋，住房问题当然是民生的重大问题。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前和以后在我们住房体制上有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的住房，包括所有在座的，那个时候，15年前也好，20多年前也好，我们中国城市居民是不占有住房的。农村居民他们有宅基地，但是，城市居民自1956年房改以后一般都不拥有住房了，私房是很少的。改革开放以前，在城市住房问题上，采用了比较均等化的方式，就是单位分配住房。全面推进房改是90年代以后的事情。房改实行以后，最大的变化有三个：一是私房比例剧增，二是房屋总量大增、供方明显增加，三是城市房屋价格高涨。我前两天看一个报告，说最近房价暴涨，报告说其实现在房子已经是供大于求了，供大于求了怎么城市居民还买呢？报告用数据证明，近两年大家购买房屋的购买率实际上在下降而不是在上升，还证明，很多人买的房子实际上已经不是自己住的了，是买第二套第三套住房，是在投资或炒房子。所以，报告预测房价会跌。到底会不会跌，我认为还不好判断。

刚才说了，特点是三个，除了房价暴涨以外，一个特点是供方在明显上升，这应该说是我们房改的最大成绩。房屋进入市场以后，起到了极大的刺激作用，供方极大增加。还有第三个特点是，中国城市居民拥有住房的比例比较高，其中大约70%的人是通过房改获得住房的，30%的人是从市场上购买的房屋。这些是房改的成绩，尤其是使得原来工作多年的老同志获得了一些房改的利益。

但另一方面，如果是新参加工作的年轻人，问题就难了。房价上升得太快，年轻人买不起房。怎么办呢？最近北京的一些年轻人告诉我，现在流行“六加一”（6+1）。我问，什么是6+1？他们回答说：现在，我们是独生子女一代了，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六个人把所有的积蓄都掏出来给我买房子，这就叫6+1。我说，这怎么行？老人将来生活怎么办？

房价暴涨，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价暴涨造成的。说实在，就那些砖头水泥、钢筋、基础材料，就算是涨价，能算出来多少钱呢？你就算吧，不会太多，更多的是土地价格的暴涨。

我认为，任何国家的居民住房子，都应该分成两块，一块叫市场型住房，这个是每个国家都管不了的，它是由市场因素决定的。但是另一块叫做无房户或低收入者的住房保障，政府能够有所作为的是第二方面。在这第二方面，我们也出台了很多政策，比如：经济适用房的政策、限价房的政策等。但是，其实这些政策都属于市场与非市场之间界限不清楚的房屋，真正属于政府责任的，界限清楚的是，政府应该提供廉租房来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实在没有房住，政府提供一个房子，租金非常低、甚至是免费的，你们可以住在这里，我作为福利保障来给低收入者住房。最终实现居者有其屋。居者有其屋，并不是说所有人都拥有产权，而是说有能够长期稳定居住的房屋。从这个角度看，即使经济发达国家，私人自己拥有自己住房的比例也不是很高，全部欧洲国家，居住者拥有自己住房的比例是66%，换句话说34%的居住者并不拥有住房的产权。美国略高一些也就是70%多一点，换言之，将近30%的美国人并没有住房的产权。所以，对于推进住房改革，怎样实现居者有其屋，我们还要不断研究。这是我们讲民生的第八个大问题。

通过以上八大方面的分析，我想提出民生问题的几点反思。孙中山先生是要解决民生，我们1949年的革命也是要解决民生，小平的改革开放还是要解决民生。有什么经验、教训呢？

第一，我觉得我们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应该防止两个极端。讲民生很重要，但是如果把民生看做是民粹主义，那就不对了。所谓民粹主义，就是极端的平民化、贫民化，就是说把所有财富都完全平均主义的分配，60～70年代，我们做过这个试验，但是结果非常不成功。可见，任何一个国家国民的生活还是有差异的，你摘两片树叶比较一下，它们都是有区别的，怎么会完全一样呢？所以我觉得要防止两种极端。既要防止贫富差距太大，目前，是太大了一些，不公正的现象很突出，但是，又要防止回到过去的那种民粹主义的道路上去。在民生问题上，无论是改革开放以前的教训，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近30年的教训，都告诉我们，还是要防止两种极端。

第二个教训就是我们要处理好公共服务领域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这两个东西在我们国家容易被搅在一起。政府的公共财政，应该拿出较大的钱来解决公共服务领域的问题，这是对的。但是，不是说所有的钱都要用于公共服务领域。这也不行。市场经济在过去20多年里对推进我们的社会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深圳是最典型的。比如，对于医院医疗完全不承认它的市场因素，也不行，像一些换肝、换肾的手术，公共服务是不可能覆盖的。另一方面，居民的基本卫生需求，又必须建立公共服务体系，不能出现穷人不能看病的现象，任何人都有生存的权利。所以，要处理好公共服务领域与市场机制的关系。

第三，我感觉改革还是要考虑到以惠及多数人为目标。改革到今天难度越来越大。我们发现，当你改革的事情是能惠及多数人的利益的时候，这个改革就比较好推进。邓小平1979年在农村的改革为什么很顺利，是因为分地对绝大多数农民有极大的好处，农民拿到土地都很高兴，准确地应该叫做“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房改，单位的公房按职工的贡献卖给职工了，应该说也还是惠及多数人的。凡是惠及多数人的改革就比较容易推进，就比较成功的。这一点也是最重要的。

再一个，是效率和公平的问题。这一点我就不细说了。经验教训是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60～70年代，我们强调公平走过了头，结果，国家变得很穷，没有效率不行。邓小平的改革非常强调效率，但是，如果我们损害公平太大，那这个效率最终也会受到阻碍。所以，中央最近强调我们要往公平方向再调一调，提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公平方面更突出一些，但是，也要小心，不要否定效率。

最后一点，看民生问题一定要看到期望和现实。老百姓对民生的需求和期望是不断上升的，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你说，我们整个的经济水平是上升的，为什么上升了还不满意呢？是的，当年歌德写的巨著《浮士德》，其中写的最重要的哲学理念就是：人的欲望哪里有止境呢？需求是无止境的。以前在低水平上，人们得到一点就很高兴了，但是现在人们的期望值高了，人的需求也提高了，很高水平也不满足。所以，民生也是老百姓的期望值不断上升的过程，因此，对于政府来说，责任就十分重大。研究中有一个“J曲线理论”，证明，人们的期望值总是大于经济增长率的。既然期望值总是大于经济增长率，可见，民生问题是一个长久的话题，随着经济的发展期望值会不断上升。所以，要想让老百姓满意，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民生问题，实际上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府，不断要为老百姓解决的最大的、最主要的问题。

今天我演讲的部分就到这里，还剩下一点时间留给大家提问。（热烈的掌声……）

提问：我想问一下，中央这几年都说要打压房价，但是效果似乎并不佳，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李强：房价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第一我们应该做到更规范化。首先规范化在于土地的规范化。因为房价很大程度上是地价造成的，所以，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地价怎样更为合理。从法律上看，法律规定城市土地是全体国民共有的，或者说是国有的，作为土地共有者的国民，应该享受土地增值带来的好处，不能只让房地产商占去。至于说房价里面的很多不公正的因素，我觉得应该通过逐步规范管理、规范市场来解决。比如说，国家本来想通过增加经济适用房来调整利益结构，结果，很多高收入者也购买了经济适用房，甚至买的更多，问题在于我们没有严格的购买者条件约束。其实，世界各国在处理这种类型的住房时，都是要严格审查条件的。如果你要获得这个特殊的利益，我就要调查你的基本情况。所以，我们的问题出在管理不规范上。当然，我们发现，在人口高密度的东亚社会，比如日本、韩国等，特别是在大城市里面，都出现过房价暴涨的情况，不单是我们国家。所以，政府的责任还是应该把福利房和商品房分开。政府能管得更多的是福利房这一块，福利房是能保住那些弱势群体，生活水平不太高的人，使得他们也能够解决住房问题。至于另一块，市场的价格是由市场因素决定的。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意识到，影响房价的因素比过去要复杂得多。

提问：李教授您好，您刚才讲了一下房子的价格主要是由土地价格和房屋价格两部分构成的。您刚才也谈到北京的房价，我们了解到北京的房价，房地产商自己使用这个房子大概是1500元/平方，市场价是6500/平方左右，甚至更高。从这点上看，房地产商的利润是很高的，但房地产商说他们的利润也不高，那您认为怎么降低市场的房价？有哪些具体的办法？谢谢。

李强：根据目前的一些研究，拿我们的房地产跟国际上的房地产比，应该说房地产市场比较成熟的国家房地产商也就是拿到平均利润，而在我国，房地产商是拿到超额利润的。如果分析一下近来的福布斯排行榜，中国排在前100名或500名的，几乎一半都是房地产商。中国从政策上允许土地批租是1990年以后的事情，也就是说，房地产商是90年代以后才有的，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变成巨富，确实获利太大。当然，改革以前谁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局面。我们今天要做的，不应该是埋怨，而应该是通过政策调整，改善社会状况，实际上，世界各国都是不断做出政策调整的。我们在出台政策的时候，应该考虑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要构建和谐社会，要实现一种平衡的利益关系，要做到公平、公正地解决当前的问题。

提问：按您的理解，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深圳现在的社会分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分几层？

李强：深圳的社会结构跟中国其他城市的结构不太一样。我想在座的人多数是从其他地方过来的，这样一种以外来人为主体的社会，与那种以本地人为主体的社会就不一样。深圳作为与香港交界城市，过去的控制是很严格的，过去来这里是要办边防证的。

再一点，深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它是属于经济超高增长的城市，它比较快地引进了现代产业结构，从港台直接引进了现代的产业结构，所以它的产业结构的起点很高，它的结构就跟全国其他地方的结构有很大的不同。深圳的社会阶层有两点比较突出，一个是深圳的中产阶层比较明显，深圳的收入水平高，中产阶层也比较突出，所以，很多公益事业中产阶层参与很积极。另一个阶层特点是，外来的农民工人数众多，他们主要是蓝领劳动者，收入水平要低一些。

提问：民生净福利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谢谢。

李强：深圳提出的“民生净福利”很有特点，它包括21个指标，其中有人均GDP，一些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指标，也有基尼系数、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超标率等等。民生净福利体系，尝试把我们说的民生的这些基本方面定量化、指标化。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看有优点的，就是比较好监测。我们谈民生，比如谈住房、谈医疗等，如果不把它定量化、指标化，我怎么能证明今年比去年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呢？用社会指标来测量民生，这个方法在国际上也有很多年了，从历史上来看，大概是1966年，最初从美国开始的，美国的教授曾创立了一个指标体系来测量民生。这个思路很好，当然这个思路也碰到了挑战，就是指标造得越多，局面就越复杂，解释起来就越困难。人们也曾经尝试创造一些综合性指数。比如民生净福利体系是由21个指标构成的，21个指标看起来还是比较多的，它的好处是政府可以监测，哪个指标上升了，哪个指标下降了。但是总体的评价就困难了，于是，人们就尝试造一个综合值，在国际上很多国家做过综合值的试验。如果把所有的指标综合起来，就可以形成深圳民生净福利指数。我的意思是说，深圳在试图用量化指标测量民生方面，应该是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我们还需要沿着这条路继续向前走，还需要走很长时间，还需要很多实验，要不断地把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推向深化，推向更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