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上、下册）

东西：我觉得“文学与人生”这个题目是很大的。主办者告诉我，说大家喜欢听一听和自己切实相关的一些故事，或者你成为作家的过程。但是我一想，我又不是明星，我又不是超男、快男，所以我讲我的隐私、故事，可能大家还不一定真的感兴趣，因为我不是明星。像马尔克斯所说，在写作的时候我向我写作的这篇小说学习，那么我想，我在热爱文学的时候其实我是在向文学学习，所以文学人生的题目特别大。今天我要谈的就是文学与我的人生，这是可以的。我的人生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奇特，但是跟现在一些坐在城市里写作的作家有一定的区别，就是说有的作家是从出生到读完大学到写作，基本上是生活在一个城市里面，他不像古代的写作者，比如说那些流官，像柳宗元，就曾经流放到广西的柳州，苏东坡就曾经被流放到海南，那时候有这种流官文化，这些人在迁徙的过程中特别伤感，特别思念自己的家园，于是产生了许多美丽的诗句，产生了很多伟大的作品。

我的生活可能跟一些城市作家的区别就在于我出生在一个乡村里，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我的生活环境变化比较大，从农村一步一步到了城市，所以我跟我的故乡是有距离的，这个可能跟一些作家不一样，但是我喜欢的作家像韩少功，当年也是曾经在农村插过队，当过知青，然后又回到城市工作，工作完了又调到海南岛，到了海南岛又回到湖南农村去居住，那么我觉得可能我是属于那种一个不停在迁徙的作家，所以可能跟别的城市作家有一点区别，所以这个是可以讲一讲的。

其实，今天的文学阅读形势很严峻了。我曾经在一个访谈中说过，《今日说法》这样的电视栏目抢了小说的故事，谈话节目抢了我们的心理描写，影视画面抢了我们的风景描写，人物访谈抢了我们对人物的塑造。实际上，我们80年代看小说的所有所有的快感，和我们80年代想要得到的享受，今天看电视或者上网都能得到，所以当时我就提出，其实文学只剩下一条路可以走了，那就是荒诞。但是实际上一说荒诞，很多人也不愿意看荒诞小说。所以，其实小部的阅读是蛮严峻的。

首先是大家的就业压力很大，生活压力也很大，我们很难想象用一个下午或者整晚的时间很优雅地坐在书桌前去认真地阅读一本书，特别是一本小说，它不是很实用的，有人就说，我不读《红楼梦》我的生活质量会受影响吗？这么一提问，我们作家就特别紧张，大汗淋漓，就觉得，人家问得多么尖锐啊！今天的中国作家还得和全世界的作家竞争，我们保护汽车，保护了这么多年，现在也得面对，国产的汽车和国外的汽车都要同时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作家也是，你们注意的话就会发现，很多出版社请的作家都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慕克都准备请来了，君特·格拉斯也准备请过来了，请了很多很多，所以中国作家现在直接的竞争就是面对世界级的作家的竞争，所以对我们来说压力很大。但是，我想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走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路子，所以我今天想要谈的“文学人生”，就是君特·格拉斯的《剥洋葱》，就是把自己一片一片地剥下来，我想结合人生中文学给予我的一些帮助，以及我对文学阅读的一些收获，也把自己给剥开，在这里给大家剥洋葱。

我是写小说的，也写一些电影和电视剧本，比如说《响亮》，深圳台也播过，蒋勤勤主演的电视剧是根据我的长编小说《耳光响亮》改编的。曾经有一个电影叫《天上的恋人》，是根据我那个《没有你的生活》改编的。写小说的人其实是讲故事的人，我想今天就从讲故事开始。

我们每一天在网络上得到了很多很多的信息，好像我们对这个世界特别的了解，比如说美国在伊拉克要撤兵了，我们的存款利息又准备涨了，深圳的房价是全国排第二的，上半年上涨了16%。我觉得对这个世界特别了解，再看电视节目，看一些人物，比如说我们看超女的时候，看快男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很了解这个人。其实这种了解是一种表象，美国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当我们的新闻媒体多了的时候，就是今天的美国人他获得的社会信息和50年前的美国人获得的信息，哪一个获得的更多或者更大，更有价值？他们对今天获得更多更准确的信息是持否定观点的，因为今天是众声喧哗，有很多伪信息、垃圾信息，不像50年前得到的信息更真实、更有力量。所以，在垃圾信息遍布的时期，我就经常到文学里面去认知这个世界，比如说我们每天都看新闻头条，但是你觉得这是真实的吗？可以说它是真实的，但其实一枚硬币是有两面的，在这种真实的下面有伪装，不一定利于我们去了解这个世界。因此，经常从文学的角度去认知这个世界，我也通过写作去认知这个世界。如果说我们的人生、生命是有限的话，那我们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延长我们的生命，或者扩大了我们的视野，或者让我们认识了世界的另一面，或者也认识了人。

比如鲁迅写《阿Q正传》，我都经常说我是有阿Q精神的，如果我这个人没有阿Q精神，肯定都不会走到今天。我在失败的时候会找借口，我会找很多很多借口，或者在自己特别虚弱的时候我会用阿Q的那种办法来强大我自己，我会用精神胜利法来强大自我。在二十几年前，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样说会很羞耻，觉得阿Q这样的性格或者他的劣根性在我身上如果有的话，我会感到羞耻，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我觉得不是，其实我的身上有阿Q的精神，可能每个人身上都有那么一点点。鲁迅写这本小说，他挖得很深，把人挖进去，挖进去之后就让我认识了人，其实人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小时候觉得人是好人和坏人，有正面人物、反面人物，所以我们看电影的时候经常问我们的父母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但是，今天我们不会这样问了。当我们长大的时候、老了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看了很多很多文学作品的之后，就不会问谁是好人和坏人了。好人里面有坏人，坏人里面有好人，它太复杂了。所以，文学作品能起到这样的功能，让我们有认知世界和认识人的能力。

结合创作，我说一说我的经历。我出生在广西西北部的一个乡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有一种朦胧的冲动，当时可能没有现在这么清楚，还没想到用文学去认识这个世界。那时候，我觉得我的家乡特别美丽，自然风光特别美，你站在山上往前一看，很遥远，很遥远，太阳在地平线上，在山梁上，它只要一落下去天就黑了，我们在高山上看过去很美。但是我外出读书的时候，我的老师就说我的家乡特别贫穷，是一个刀耕火种的地方，我几次在课堂上就想站起来反驳，但是当时我没有勇气。我就有一种冲动，特别想用文字把我的家乡的美丽告诉大家，让大家去分享，这是我最初的一个写作冲动。第二个冲动就是我的父母其实是文盲，不识字，我不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所以我今天剥洋葱，就是一片一片地剥我的一些经历和我的写作秘密。父母不识字，在10年前我会觉得他们是文盲，但是今天我觉得他们不是文盲，因为我觉得文学也好，文化传统也好，它是用各种方式保存下来的。就是说，我们不能认为今天认识字特别多的人就一定是知识分子，就特别有文化，不是这样的。因为文化传统、知识也可以通过口口相传，通过民间传下来，我就发现我不认识字的父母，比很多认识字的人保留了更多中国的礼仪，保留了更多的道德标准、更多的善良，甚至还保留了抒情，所以我今天回去一看，发觉我对他们的判断是错的，因为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教育我要怎么样做人，会把他从他父亲身上学的东西传授给我。那时候，我的父亲和母亲特别尊重纸和字，看见地上掉一张纸片，会捡起来，只要是有字的东西，他绝对不会拿来坐，觉得这是亵渎了文字。所以，很小的时候我对文字就有一种崇敬感，特别尊重它，特别爱它。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的父母从地上捡起的纸片里，发现我的名字，或者说这个作品是我写的，那他有多自豪啊！……多重冲动使我走向了文学之路。我觉得，一个写作的人首先是一个有强烈的表达欲望的人，不是说一开始写作的人就想到怎么去挣稿费，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仅仅是在表达我想表达的东西，然后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找到我的知音，找到跟我有共同感受的人，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但是绝对有无数个可以沟通的心灵，这个可能是我写作的原动力。

1996年，我发表一篇小说，叫做《没有语言的生活》，这是我小说的一个转折点，写作的一个转折点，刚才主持人也问我，你在什么时候感觉到你可以在写作的道路上走下去，或者你认为你可以成为一个作家呢？其实我在早期写作的时候不是那么自信。在报屁股上发表一些文章是没有问题，但是要成为一个有读者的作家，或者被人认可的作家，我还没有那么自信。我就是加入了作家协会，我都还怀疑我是不是作家，直到有一个报纸发了我一个创作谈，它的栏目叫做“作家自白”，我都还怀疑我真的是作家吗？因为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接受教育的时候，作家这个行业特别神圣，今天我们把当年写作的热闹让位给了歌星，把一些注意力给了影星，或者现在我们基本上也没有太多的神圣感，我们对某一种事物的关注或者是热爱，有可能兴趣比较浓厚一点，但是不会像80年代对文学那么神圣。当时我们看见一个作家觉得特别神圣，他能够写出那么好的文章，他甚至还能感动我们，这个人简直是很神圣的，今天这种神圣感已经消失了。我创作完《没有语言的生活》之后，才给自己的写作树立了一个信心，树立了一个认为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作家的信心。这个小说我写了什么呢？可能在座的一些朋友也看过，就是写：父亲是一个瞎子，儿子是一个聋子，媳妇是一个哑巴，他们过着没有语言的生活。为什么写这部小说？开始的时候我想写一个聋子，为什么？我觉得很好，一个听不到声音的人，他对这个世界会拒绝，或者说，一个听不到声音的人，有可能他不会被这个世界伤害，一个听不到声音的人，他还可以不执行你的命令，比如说我们去喊他买一个肥皂，最后他却买了一条毛巾。当时我就想写这个小说，想写一个听觉有残疾的人，但是我在写的过程中突然停了下来，为什么停下来呢？我觉得这样写下去可能也没有太大的出人意料的东西，或者震撼我的东西，我就停了一个礼拜，就想，史铁生曾经写过《命若琴弦》，后来陈凯歌拍成电影叫《边走边唱》，他写一个瞎子拉二胡，他的师傅告诉他，当你拉够多少首曲子的时候，你就打开琴箱，里面有一个药方，这个药方就能够把你的眼睛治好，后来他拉了一辈子，才拉够了师傅布置给他的任务，当他完成的那一天，嘭，琴弦断了，他打开那个琴箱，取出一张纸，让别人帮他看是什么药方可以让他的眼睛明亮起来。别人一看说是一个白纸条，其实里头什么药方也没有。但是他很感谢师傅，他说他的师傅就这么让他有目标地度过了一生，让他这么充实地度过了一生，怀着希望度过了一生。还有一个作家写过一篇小说叫做《风吹唢呐声》，就写一个哑巴说不出话，但是他的唢呐吹得特别好，凡是乡村里面有红白喜事、热闹的场面都离不开他。我想，如果我今天写一个聋子的故事，实际上是一种重复，只不过器官变化了而已，所以我就停了下来没写。我想了一个星期，在书房里走来走去，有一天我突然想，为什么不把一个瞎子、一个聋子、一个哑巴放在一起来写呢？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这个小说其实在我的写作生涯中给我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好处，我的命运也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这个小说写出来以后大家就知道，它是我们今天的一种生活状态，我们看不见，我们听不到，我们说不出，也可以说他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你看见这个故事你就知道，实际上当我们每一个听得到、看得见、说得出的人都觉得人与人之间很难沟通的时候，他们却很和谐。比如说里面有个细节，哑巴媳妇被人侮辱了、强暴了，但是她不能讲出来，她不能讲怎么办？她就哭，她哭的时候她的父亲是看不见的，但听得到声音，他就问她，玉珍，你为什么哭，你是不是被人欺负了？哑巴说不出，哑巴只能点头。怎么办呢？她的父亲是瞎子，看不见，于是儿子就告诉父亲说，爸，玉珍她点头了。父亲就问是谁欺负你了？哑巴就摸了摸下巴，后来，王家宽，他儿子就告诉他爸说：爸，玉珍她摸下巴了。父亲说，你摸下巴是为什么？你是不是想告诉我，欺负你的那个人长得有胡须？后来蔡玉珍又点头了。王家宽就说，爸，她点头了。他们就是通过这种形式，就是每个人借助对方的健康器官艰难地沟通。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是兴奋的，我就觉得其实小说把我们人生的很多很多东西装进去了。你说美国打伊拉克是不是“没有语言的生活”？《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巴别塔，就是说人类要建一个巴别塔，所有的人都是使用一种语言，他们在递砖头，递石头，在砌这个塔，他们在往上砌塔的过程中，上帝觉得速度太快了，几天就是一层楼，如果再这么砌下去，完蛋了，天就要被刺破了。于是，上帝说，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他们砌不了这个塔，就是变乱他们的语言，让他们每个人说的话对方都听不懂，于是上帝就变乱了他们的语言，第二天这个塔就没法砌了，所有的人都走了，因为，我想要石头的时候可能你就给了我灰浆，我想要别的东西你给我另一样东西，于是每个人都听不懂对方的语言，世界上因此才有这么多语言。我这个小说写的实际上也涉及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没有语言”。这个小说是1996年发表的，它有多种解释，当时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评委是这样说的，他们的身体虽然残疾了，但是精神却是健康的，这是一种解释。评论家说，实际上表达了我们今天看不见，听不到，说不出的一种状态。也有评论家说，实际上我们健康的人在难以沟通的时候，他们却利用对方的健康器官在沟通。有种种说法，但是我觉得，每一种说法都是有道理的。这部小说后来得了鲁迅文学奖，得了小说选刊奖，后来拍成了电影，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也获了一个奖。到这个时候我才自信，可能我是一个作家了，我写出这样的作品，我才很放心地认为可能我是一个作家了。一个写作的人其实也在靠写作对自己进行治疗。国外有一个作家说，其实写作的人都是有病的人，他们需要文字来治疗，对自己进行疗伤。这种说法当然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对写作者来说，他也是靠这样慢慢地树立一种自信。

2005年我写了一个长篇小说叫《后悔录》，我写一个人的后悔。这本小说是从“文化大革命”写到20世纪90年代，写一个人一辈子生活在后悔之中，当时我的动机在哪里呢？法国卢梭的作品叫《忏悔录》，西方人是有基督精神的，有忏悔意识的，所以做错事的时候不会去找原因，不会像阿Q那样去找借口，他会觉得我一开始就错了，但是我喜欢后悔，我们东方人可能都喜欢后悔，为什么呢？因为后悔是当我的预期跟事情的结果不一致的时候，我就后悔了。结果决定我的后悔。所以我就想写一个《后悔录》，跟《忏悔录》进行一个对比，也是写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心路历程。这个小说写了一年半，构思了差不多一年，写完之后2005年5月份在《收获》发的，然后当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但是到了8月7日，有一个读者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赶快看《参考消息》，《参考消息》有一篇文章，就是8月7日，有一个法国的科学家，他做了一个科学研究，他发现人的大脑有一个后悔中心，这个后悔中心在哪里？就在大脑的前额底部，他拿了很多老鼠和人做实验，比如说，如果你投资，有A股和B股可以选择，你投资A股完了之后，这个科学家就告诉你，结果是B股的利润更大，于是这个投资者大脑前额底部的细胞就特别活跃，然后他拿老鼠做实验，就是发现大脑的前额底部有一个分管后悔的中心，只要这个区域不受破坏，他就会后悔。所以我一看完以后，我又感慨，我才有一个感觉，其实文学比科学更快，有的科学家还没有研究的东西可能一个写作者已经发现或者研究了，那么他可能凭的是一个直感，凭的是一个身体的感受。所以，其实一个写作者并不神秘，他是一个实验品，比如说，我就是一个收音机，我要张开我所有的毛孔来接受这个世界的信息，然后把我的感受传递出来，然后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找到共同的感受，可能这个也是写作的功能。我在讲文学比科学更快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写作就是有一个认知的功能，它可能是认知到我们人心灵更深处的秘密。所以我在看大量的文学作品或者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企图去了解这个世界，还有了解人。我不是说我看很多东西，我就得向主人公学习，不是这样的，但是我至少知道，这样的“知道”是新闻没法给我们的，是今天我们在网上看的那些垃圾信息没法给我们的，所以可能我就会因为文学这个行当，可能使我对自身的认识更明白，可能我对人的认识又有了一些递进。这是我要谈的第一点，就是文学帮助我认知了这个世界。

我要谈的第二点，文学锻炼了我的想象力。今天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其实我们有时候需要的答案不太多，我们经常会说是或者不是就可以了，我们可以不去找第三条道路。今天我们大多的时间就要对老板说是，对领导说是，说否的很少。所以，如果我们长期这样说下去，我们的大脑就要退化，我们的想象力就在我们的身体之内，我们的想象力比我们的手臂还短，但是文学却可以给我们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它可以把我们的想象力放大。昨天晚上有个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我就说这个想象力其实和我的生活背景也有关系，因为我小的时候，没有漫画，没有电视，没有更多的图书，我们看到的是植物，是虫子，是河流、山川，是天上的月亮，所以有一年我回到我的家乡的时候，我看到特别明亮的月亮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小说叫《天灯》，我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叫《目光愈拉愈长》，写一个孩子失踪了，母亲在拼命地寻找他，但是在寻找这个孩子的过程中，母亲的视力突然有了一种变化，就是这个母亲的眼睛看得越来越远，她甚至可以看到山梁那边的故事，那边的景象，她可以穿越山峦，可以穿越火车，可以穿越城市的楼群，到小说的最后她看见她的儿子坐在一个很富裕的家庭里面，穿着雪白的衬衣，在吃雪白的米饭，这个母亲突然觉着她的寻找已经没有意义了，她觉得，我为什么还要找他呢？他过着比我还要好的生活，于是这个站在房顶上遥望的母亲从房顶上滚了下来，是这么一个小说。实际上这里面也很复杂，也许这是母亲的借口，因为她确实找不到孩子了，所以她希望他的孩子过得比她更好，所以她不寻找已经有了理由，也许应该是这样。但是我里面有一个神奇的东西，就是母亲的目光可以愈拉愈长的，这个当然和我的生活背景也有关系，我生活在山区里面，我可能想象力特别发达，我看不到的地方，我会觉得山那边可能就是上海，山那边可能就是深圳，山那边可能就是北京，当然那时候深圳还不出名，我是这样想象的。这样的乡村生活，它确实锻炼了我的想象力，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也经常发挥这样的想象力。我在写小说的时候，或者阅读的时候，我也特别欣赏有想象力的作品。我曾经跟很多媒体说过，我喜欢阅读什么样的作品，其中有一条就是它要超出我的想象，它要在我的想象之外，我都能想得到，或者它就在我的意料之中，一看开头就知道结尾，你们去读这样的文学作品，看这样的电影电视吗？不会的，所以，我那个《没有语言的生活》，最近在桂林拍了一个同名电视剧，是杨亚洲导演的，《空镜子》的导演，刘威和倪萍主演。我在跟杨亚洲交流的时候我有个观点，实际上你在写作的时候不是要折磨我们的主人公，不要折磨剧中人，我们折磨的是观众，你要折磨观众，可能人家才会往下看。如果你去折磨你自己，折磨里面的主人公，搞得凄凄惨惨切切，但是每一步人家都想得到，人家是不会看的。所以，我想写小说也是这样的，它锻炼了我的想象力。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文学确实帮助了我的想象力，锻炼了我的想象力。

第三点我要讲的是文学帮助我丰富我的情感。为什么这样说？其实我们的情感都在沙化。我曾经跟一个歌手在媒体上打过一次嘴巴仗，因为我的电视剧《响亮》的主题歌是我写的歌词。这个嘴巴仗是怎么打起来的？当时我们想请国内一个著名的歌手去演唱这个主题歌，因为我的这个小说是写一个姐姐在父亲失踪、母亲改嫁之后，一个人带着两个弟弟长大的过程。这个姐姐充当了母亲的角色，姐姐的角色，后来她自己结婚又成了母亲，最后又成了第三者。她在七八年之间把女人所有的角色全部都做了一遍。这个歌词是我以弟弟的视角来写的，叫《姐的手语》，后来这个歌手到了录音棚，一看歌词，他说，不行，这个歌词太差了，我必须重新改过，但还是可以署“东西”的名字，后来制片方说，那你不唱你就走。这个歌词行不行，等下我可以背给大家听一下。后来报纸采访我这个事情，我说现在今天的歌手其实就是空心人，为什么？我曾经看过一台晚会，一个歌星在唱他父亲的时候都是假唱，当一个人在歌颂父亲的时候都是假的，你说他还有什么是真的？所以，这个歌手一走的时候，我说今天的歌手很多都是空心人，尽管唱了很多感人的歌，但其实他自己不投入的。文学作品同样是这样，你必须真心，你必须感动，所以，后来我说，我不能说他没有文化，我跟《北京青年报》说，我只能说遗憾，因为如果我要说他没有文化，万一他反过来说我的嗓子没有他好听，那我就腿软了。但是，我说，一只鸟叫得好听也不能叫歌唱家呀，是吧？就是这么一个嘴巴仗。最后是满文军唱的。我当时写的歌词《姐的手语》是：“有一双手她很暖，摸过我的小脸蛋，有一双手她很宽，我走不出的五指山，有一双手她很颤，丝丝红线被扯断，雨淋风吹常青巷，姐姐的手是门板，屋前空留石头路，手搭凉棚也望穿，几度春光转身去，往事掐指数不完（那个“春光”也是男主人公的名字）。姐姐的手软又宽，姐姐的手暖又颤，举起是送别，垂落是期盼，抚胸为惋惜，落泪为心酸。姐姐的手，姐姐的手，那是我嘴里的橄榄，那是我回头的岸。”就是全部都是姐的手的动作。

我们今天就有一个著名的歌手说这个歌词是不好的，因为他们唱惯了假大空的歌词，他们看见星光灿烂，走向辉煌，豪迈、健壮这样的词他们唱惯了，突然唱一个姐姐的手的动作他们唱不惯。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们的艺术作品和文学作品都是空心的，没有情感的，我凭什么要去看你的作品，凭什么要去阅读你的作品？所以，我每一次写作品我都带着饱满的情感去写，比如说我写《后悔录》，我写到曾广贤，到最后的时候我会同情这个人，我会热爱他，因为他是我心灵的一部分，他是我心灵的放大。当我写《没有语言的生活》，刚才我跟你们讲的，每一个残疾的人都要用别人健康的器官才能沟通的时候，我自己是伤感的，这就是说，鲁迅说他在写祥林嫂的时候就变成了祥林嫂，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自杀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的嘴巴里有砒霜的味道，这就是认同感。一个作家的最基本点就在于，你一定是让别人来感受你这样的情感，否则，你的作品如果连这一步都做不到，肯定读者就扭头而去。所以，我想这种情感，就是说它的功能或者它这种对情感丰富的能力，可能每个读者都能感受，所以有时候你们看文学作品会心头一热、会热泪盈眶，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因为你被打动了。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最自豪的就是这些东西，或者是其中之一吧，当然还有很多很多。

我开作代会的时候，朱镕基总理给我们作过一个报告，他一上台就说，听说今天要给作家报告，我感到很不自信，很虚一些，因为你们能说会道，很能写，后来我早上到中南海一量，血压确实升高了。他说，“我很崇拜作家”，你听到这里，你感觉到他肯定是谦虚的。他说，“我为什么呢？我二三十年代读了很多作家的作品，是这些文学作品指引我走上了革命道路”，你可以说他是谦虚，“是这些作品教会了我做人”，你还可以说他是谦虚。但是，他下面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掌声雷动，所有的作家认为他讲的是真话，他说，“是这些文学作品教会了我要有同情心”。我想，一个总理，如果他不是发自肺腑的话，他绝对说不出这句话，可能前面几句都可以是谦虚，但是最后一句它说教会了我有同情心，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的文学作品在丰富我们的情感。我们今天独生子女特别特别多，然后我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特别难，我们回到家里就把房门关上，然后还在父母的面前挂一个牌子叫做“闲人免进”，这样的时候，我们的情感会很单一，我们可能有时候只想到父母应该给我们什么，我们很少会注意到我要给予别人什么，我们更多的考虑是别人为什么不理解我，可能很少去考虑我为什么不理解别人？所以其实文学作品在这方面确实能弥补，我们能够在文学作品里面看到我们的大哥哥，看到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父母，这上面都有，所以它能丰富我们的情感。

我还想讲一讲文学它还帮助我们优化我们的语言，为什么这样说？现在你们看网络上全是火星文，全是耶、酷、爽、哇，都是这样的词儿，当我们觉得它“酷毙”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语言简化了。实际上更复杂的情感找不到词去表达。不要说是网络语言，就是我们今天的普通话对方言的损害都很大。当时我在写《马桥词典》的一个读后感的时候，我说这种民间的方言能带我们到普通话去不到的地方。所以，其实只有好的文学作品它才能给我们把这种好的语言保留下来，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幽默的语言、准确的语言、生动的语言，才能一代一代地传，传到我们下面去。所以，其实文学能把这些东西给我们留下来，它也能优化我们的语言。比如说鲁迅写《阿Q正传》的时候，写阿Q偷了尼姑庵的萝卜，然后尼姑问，阿Q你为什么偷我的萝卜，阿Q说，你说是你的萝卜，你叫它它答应吗？我说，如果我们的电影里有这样的台词那就是好电影了，一句话就把阿Q的性格塑造出来了。“你说是你的萝卜，你叫它它答应吗？”他调戏完尼姑之后，他说，和尚摸得，我为什么摸不得？阿Q看见未庄的女人都远远地躲着他，他是怎么想的，他说：仿佛从这一天起，未庄的女人第一次懂得了害羞。实际上人家是怕他调戏，但阿Q说她们是怕羞的。像这样的语言你看到后会哑然失笑，是不是？英国喜剧家品特写安静的时候，我们写安静怎么写？可能是“绣花针落地的声音都听得见”，这是常见的。但是品特怎么写？他写，“我听得到眼珠子的转动声”，那这个世界很安静啊！是不是？钱钟书写一个人的眼睛和眉毛离得太远，他说“它们远到都害相思病”，这个语言又准确又智慧，眉毛跟眼睛隔得太远，远得都要害相思病。然后他写一群人坐在客厅里谈，国民党政府准备迁都到重庆，外国人就嘲笑，你们中国要迁都了，但是留法的那些人就说，你们法国二战的时候不是也迁过都吗？方鸿渐坐在沈太太的旁边，这位沈太太有狐臭，他很想离开这个沈太太，但是他又没有理由，怕不尊重她，于是钱钟书在这里写道，“方鸿渐想，国家都可以迁都，我却不能换一个位置。”所以，这些语言，你如果不去看文学作品，你能看得到吗？我们现在笑，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太简单了，这种深层次的幽默，还有很多很多。

提问：我想问的是您对作品的构思问题。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作家如果在作品中让作者弄不清他到底在同情谁的时候，这样的作品才是最成功的，请问你对于这句话的观点是怎样的？

东西：其实每一个作家都有他的创作观念，比如你刚才说的托尔斯泰说，你要在作品中看不出作者同情谁的时候，这才是最好的作品，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观念也是一个观点，但是以前，我们也曾经有过一个文学观点叫做“爱憎分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作品，一定要看出作家是站在哪一个立场上来写这个文学作品。其实这种观点，去年我在获得华语传媒小说奖的时候，广东有一个评论家叫谢有顺，曾经写过一个评论，关于《后悔录》的评论，他就提到这一点。他说写了悲伤但没有绝望，他写了这种苦难，但是他没有具体去同情谁。但实际上这种讲法就是说，一个作家要站在中立、客观的立场上，实际上我们在同情某个人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同情是错的，但是我想一般的读者他不会想得这么复杂，我觉得我们的读者在看文学作品的时候还是会清楚一点，他的情感一定要得到释放。那么，托尔斯泰的这个观点肯定是一个更高级的观点，因为它涉及人生、世界观的问题，我觉得，就是我们写了是非，但是我们不卷入是非，我们写了悲伤和喜悦，但是我们又和主人公保持了距离。我觉得，这个观点对作家来说是对的，就是说他可能会更客观、更公正，他跟人物保持了适当的距离。假如说，我跟他们讨论剧本的时候，有个导演他在说一个故事的时候，他说得泪眼滂沱，一把鼻涕一把泪，但是20多个人坐在他旁边却一点感觉都没有，每个人都没感动，他自己感动得哭了，你就会觉得，这是有问题的，可能他卷进去太深了，他跟这个人物贴得太近了。我觉得一个作家确实要跟人物保持一个恰当的距离。谢谢。

提问：田老师好，因为今天的主题是讲文学与人生，我想问，从一个成功作家的角度怎么去看待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究竟是什么？跟我们普通人的理解有什么差别？

东西：我说，文学与人生，其实我今天要讲的是文学与我的人生。我曾经在中央电视台看过一个广告语叫“知识改变命运”，其实文学也能改变命运。我在一个县城当中学语文老师的时候，那时我才19岁，我就觉得我的写作可能会改变我的生存环境，然后我就拼命地写，在地方的报纸上发了一些文章，最后我就调到一个地级市，然后调到报社，慢慢地就出来了。它改变了我的人生。如果要从一个写作者来理解整个人生的意义的问题，这使我想到了，毕淑敏曾经回答学生的问题，这个其实大家如果看过她的那篇文章就知道，好像她是在深圳讲课的时候提到过的，是不是？我可以重复她的这个例子。她说，有一次她去大学讲课，一个大学生问她：“你觉得人生有意义吗？”她想了好一会，回答说：“没有意义。”结果听到了雷鸣般的掌声，她说她以前在书上看到“雷鸣般的掌声”，感觉都是在描写，没有亲自体会过，但那次她确实听到了。这个时候她就说她在西藏当兵的时候特别累，在高原上特别辛苦的时候她曾经想到过自杀，但是后来她也挺过来了，她觉得其实人生整体来讲没有意义，但是你必须给自己强加一个意义。我觉得她的回答特别好，她是学心理学的，我也曾经跟她到外面出访过。

那么，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写作和人生的意义对我来说，我可能在最初的时候是想改变我的命运，通过写作来改变我目前的状况。我肯定、很真实地告诉你，我写作的时候也曾经希望能拿更多的稿费，使我在生存上没有忧虑，我也想从县城调到省城去工作，这些想法都是有的。那么写到今天，当我的温饱问题解决之后我的写作意义在哪里？我的人生意思在哪里？说“虚无”是很容易回答的，我只要说没有意义那是很简单就回答了，但是我们却是要给自己的人生找一个意义，比如说，有一次我说过，文学就是要去发现，发现什么？发现这个世界的秘密。我发现了这个世界的秘密，我来告诉读者，我发现了人性的秘密，我发现了一个美丽的地方，我发现了人的邪恶，我发现了人的美和善良，于是我通过文字来告诉读者，当这个读者看完之后他有同样的感觉，或者他有一种愉悦的感觉，那么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于是我就想写下去，我要发现更多的秘密，我要通过文字的方式传达出来，我永远觉得我今天的写作不是我最好的，可能我会写得更好，所以我多给自己树立一些目标，这个目标是我自己给自己树立的，这样下去我就觉得特别有意义。有一次我看到影视演员赵薇的一个访谈，可能她是被媒体折磨得太多了，她说得多好，她说人生是由大痛苦和小快乐组成的，所以我们要追求人生的意义的时候，确实自己要去寻找。

主持人：刚才田老师结合他的人生经历讲了他为什么去从事文学创作。他举了几个理由。第一就是可以更真实地反映这个世界，第二就是延伸了他的想象，第三是美化了他的语言和丰富了他的情感。我想这几个理由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的这些读者，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实用和简单，我们接触文学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情感也更加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