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上、下册）

孟繁华：各位好！这样炎热的天气大家还来讨论文学问题，可见深圳不同寻常的文学氛围。我虽然对深圳的闷热的天气感到绝望，但各位对文学的一往情深却令我如坐春风。我首先讲一下近一个时期以来文坛对文学的基本评价。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对当下的文学创作要有一个怎样的基本评价。

应该说对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的各种批评，几乎充斥于能够见到的大小媒体。但最有趣的还是发生在最近的几起批评事件：一是《思想界炮轰文学界：当代中国文学脱离现实》的综合报道，“思想界”的学者认为：“中国主流文学界对当下公共领域的事务缺少关怀，很少有作家能够直面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最可怕的还不只是文学缺乏思想，而是文学缺乏良知。”“在这块土地上，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小说家中，还有没有人愿意与这块土地共命运，还有没有人愿意关注当下，并承担一个作家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其次是岁末，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被歪曲的报道之后，国内作家、批评家作出的激烈反应。再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先生为该所“文情双月评论坛”所写的开场白：“为当今文学洗个脸”。这几起文学批评事件的态度和倾向是非常不同的。思想界对当下文学创作几乎作了全面的否定，而且言辞激烈；在顾彬的“垃圾门”事件中，无论作家、批评家从什么角度发言，都有试图维护当下中国严肃文学形象的意思，尽管前提并不是真相的全部；但杨义先生对当下中国文学的批评，却是一个没有被歪曲的“中国顾彬”。他说：

当今文学写作正借助着不同的媒介在超速地生长，很难见到哪一个时代的文学如此活跃、丰富、琳琅满目。这是付出代价的繁荣，大江东去，泥沙俱下，不珍惜历史契机，不自尊自重的所谓文学亦自不少，快餐文学、兑水文学，甚至垃圾文学都在不自量地追逐时尚，浮泛着一波又一波的泡沫，又有炒作稗贩为之鼓与吹。于是有正义感的文学批评家指斥文学道德滑坡和精神贫血症，慨叹那种投合洋人偏见而自我亵渎，按照蹩脚翻译写诗，在文学牛奶中大量兑水，甚至恨不得把文学女娲的肚脐以下都暴露出来的风气。我们不禁大喝一声：时髦的文学先生，满脸脏兮兮并不就是“酷”。在此全民大讲公德、私德、礼仪的时际，我们端出一盆清凉的水，为当今文学洗个脸，并尽可能告知脏在何处，用什么药皂和如何清洗。我们爱护这时代，爱护其文学，爱护时代和文学的声誉及健康，故而提出“为当今文学洗个脸”的命题。

杨义先生对“当今文学”的不信任溢于言表，他的基本看法与社会流行的看法没有区别。

我的看法是，“道德化”的批评容易获得掌声，但当今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用任何一种印象式概括或道德化的批评，都会以牺牲这个时代文学的丰富性作为代价。文学批评在否定末流的同时，更应该着眼于它的高端成就。对这个时代高端文学成就的批评，才是对一个批评家眼光和胆识构成的真正挑战。这就如同现代文学一样，批评“礼拜六”或“鸳鸯蝴蝶派”是容易的，但批评鲁迅大概要困难得多。如果着眼于红尘滚滚的上海滩，现代文学也可以叙述出另外一种文学史，但现代文学的高端成就在“鲁郭茅巴老曹”，而不是它的末流；同样的道理，当今文学不只是被夸张描述的“快餐文学、兑水文学，甚至垃圾文学”，它的高端成就我相信很多批者并不了解。而思想界“斗士”们愤怒的指责，其实也是一个“不及物”的即兴乱弹，是不能当真的。他们对当下文学的真实情况，也不甚了了。他们之所以义愤填膺指责或批评当下的文学，只不过这是一件最容易和安全的事情。

事实上，无论对于创作还是批评而言，真实的情况远没有上述“批评家”们想象的那样糟糕。传媒的发达和文化产业的出现，必然要出现大量一次性消费的“亚文学”。社会整体的审美趣味或阅读兴趣就处在这样的层面上。过去我们想象的被赋予了崇高意义的“人民”、“大众”等群体概念在今天的文化市场上已经不存在，每个人都是个体的消费者，消费者有自己选择文化消费的自由。官场小说、言情小说、“小资”趣味、白领生活、玄幻小说的风靡或长盛不衰，正是满足这种需要的市场行为。但是，我们过去所说的“严肃写作”或“经典化”写作，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就其艺术水准而言，已经超过了80年代是没有问题的。不仅在80年代成名的作家在艺术上更加成熟，而且超越了80年代因策略性考虑对文学极端化和“革命化”的理解。比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比如对语言、形式的片面强调，比如对先锋、实验的极端化热衷等。而9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他们的起点普遍要高得多。80年代哪怕是中学生作文似的小说，只要它切中了社会时弊，就可以一夜间爆得大名。这种情况在今天已经没有可能。我们之所以对当下的创作深怀不满，一方面是只看到了市场行为的文学，一方面是以理想化的方式要求文学。只看到市场化文学，是由于对“严肃写作”或“经典化”写作缺乏了解甚至是愿望，特别是缺乏对具体作品阅读的耐心；以理想化的方式要求文学创作，就永远不会有满意的文学存在。真正有效的批评不是抽象的、没有对象的，它应该是具体的，建立在对大量文学现象特别是具体的作家作品了解基础上的。

一方面是对当下文学的不了解，一方面则是对文学茫然无知的期待。假如我们也要质问一下这些批评者：你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我相信他们无法回答。即便说出了他们的期待，那也是文学之外的要求。事实上，百年来关于文学的讨论，大都是文学之外的事情。那些对文学的附加要求，有的可以做到、也有的难以做到。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需要民族全员动员的时代，文学确实起到过独特的、不能替代的巨大作用。但在后革命时期，在市场经济时代，再要求文学负载这样的重负，不仅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即便是在大变动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所能起到的作用也仍然是辅助性的，主战场还是革命武装。文学不能救国，当然文学也不能亡国。大约15年前，谢冕先生在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丛书》所写的总序《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索》中说道：“中国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受制于百年的危亡时世太重也太深，为此文学曾自愿地（某些时期也曾被迫地）放弃自身而为文学之外的全体奔突呼号。近代以来的文学改革几乎无一不受到这种意识的约定。人们在现实中看不到希望时，宁肯相信文学制造的幻想；人们发现教育、实业或国防未能救国时，宁肯相信文学能救民于水火。文学家的激情使全社会都相信了这个神话。而事实却未必如此。文学对社会的贡献是缓进的、久远的，它的影响是潜默的浸润。它通过愉悦的感化最后作用于世道人心。它对于社会是营养品、润滑剂，而很难是药到病除的全灵膏丹。”许多年过去之后，我认为谢冕先生对文学的认识仍然正确。而当下对文学的怨恨或不满，更直接缘于对文学及其功能不切实际的期待。我所看到的当下文学，与那些批评者们竟是如此的不同。我有理由为它高端的艺术成就感到乐观和鼓舞。

我曾经表达过一个看法，说中国的白话文学已经有了百年的历史，百年来白话文学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使白话文学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也使每一位刚出道的青年作家或者说名不见经传的作家写出来的作品在语言、修辞、文体上都要高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青年作家，所以他们的起点是很高的。既然如此，对文学的评价为什么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呢？这不是很矛盾吗？事实的确如此。当经济生活在社会整体结构中的核心地位被确立起来之后，文学的地位确实“边缘化”了。这个说法虽然是陈词滥调，但我们又不能不承认事实的确如此。另外，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和它创造的时代，已经深植于我们的内心，我们评价当下文学的时候，总是希望或者试图以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个尺度来和当下文学做一个比较。我觉得这里面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一是我们如何去评价或者理解20世纪80年代文学本身就是一个问题，那个时代的文学是通过我们的想象被建构起来的，那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确实产生了很多重要的作家、重要的作品、确实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大时代。但那个时代也确实有它的问题。那时像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那个时代的文学成就在我们的想象中被成倍地夸大了。我们知道，当时一些类似于中学作文式的作品一经发表之后，一夜之间便爆得大名，今天谁要想凭一部分作品一夜之间大红大紫是不可能的。那个时代永远成为过去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的社会处境、文化环境更加复杂。20世纪80年代的刊物大家知道，《人民文学》发行到120多万份，像《大众电影》这种大众化的刊物可能发行到800多万份，现在文学期刊发行数量比过去已经少多了。但我觉得这不是坏事情，而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每个人都关心文学、都是文学的“粉丝”并不是好事情。文学人口被分流，说明了我们社会能够满足每一个人不同的文化需求，不是所有的人只能捧着《人民文学》或者《大众电影》。不喜欢文学的，可以去美容院、星巴克、桑拿浴、健身房、去网络、去远足，今天的文化生活几乎应有尽有。因此文学人口的被分流就是一个非常正常、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文学人口被分流或者文学被边缘化，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学创作本身发生了不好的变化，不是这样。

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在西方也一样，比如在1968年美国著名批评家约翰·巴思，发表了一篇很重要、很有影响的文章——《枯竭的文学》。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时候，他认为文学将逐渐走向死亡。20世纪70年代的苏珊·桑塔格，这几年在我们这里是一个很受关注的批评家，她也讲文学迟早要消亡。到20世纪90年代，亨利希·米勒来到我当时任职的中国社科院，他说文学离消亡的日子越来越近。这些理论家和批评家所说的文学的消亡，不是说文学就不存在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文学的经典化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当然，这个看法一直有不同意见，但我认为是这样。我曾经问过我自己的博士生、硕士生，我说你们把2000年一直到今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品、国籍告诉我，我的学生没有一个全答对。这当然是一个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例子。但诺贝尔文学奖本身是一个文学的仪式，是文学作品经典化的一个重要方式和场合。任何一个经典作品都要有历史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需要仪式，需要文学教育，是要不断传承，使它经典化。但是90年代以后，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不存在了。经典化的时代成为过去并不意味着文学不存在，在发达国家或者说发出文学已经死亡消息的这些国家里面，文学依然欣欣向荣。只不过不像流行文化那样，我们的流行文化太多了，比如说选秀、超女、什么迷、真人秀、《红楼梦》选秀、好男儿，中央电视台都有这样的节目，没有什么比真人秀更吸引人的眼球的。今天是注意力经济的时代，谁能吸引眼球就是谁的时代。我曾经遇到一个导演，他对电视剧的发展很担心。他担心的不是电视剧越来越空洞或没有内容，而是担心各种“秀”将要终结电视剧的市场。他认为没有什么比真人秀更抢眼了。如果现在北京菜市口还有砍人、杀头的，大家真人秀也不看，全部跑到菜市场看杀头的去了。他说的是真人秀的节目对人眼球的争夺，是任何一种文化或者文学形式不能够比较的。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让每一个人都去关心文学、都去读文学，第一不可能，第二也没必要。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小众的文化形式，不是大众的形式，一旦变成大众的文化形式的时候，他本身就不再具有文学的品格。很多发行到几十万、上百万册的东西，并不是文学性在起作用，当然也不排除个别的、有轰动效应的作品。所以对文学的整体否定，或者对整个文学现状的不满，是和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有密切关系的。文学从来就不是孤立地存在，它永远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文学不断地被边缘化、被指责、被批评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但这不是当下文学创作的全部真相。我讲这个意思强调的是，我们对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的整体状况要有自己的判断。这个想法是源于我读到日本学者柄谷行人的一本书，他是日本当代的三大批评家之一，他曾经写过一本《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著作，三联书店出版了中译本。我的同事赵京华先生翻译的。他给中文版写的序言我看了非常震动。他说，如果文学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为什么还要那样批评日本的现代文学作家，像川端康成等。他的意思是说，今天的文学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我还那么严格地去要求30年代的作家，我是不是有一点苛刻甚至残酷了呢？我非常同意柄谷行人的看法。现在还有一个严肃作家还在坚持写作，就是我们文学和文化的幸事，为什么还要那么尖锐的去批评他呢？我看到一部作品的时候，首先愿意看到他好的方面，也就是在我的审美经验里，哪些东西还不曾有过，不曾被表达过。我觉得否定意识是我们百年来形成的一个非常糟糕的文化性格，否定的品格逐渐演化成破坏的文化性格。我们从反孔家店开始，反对传统文化开始，文化性格基本是破坏的。这对于我们的文化建设来说应该说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所以看到严肃作家的写作，一般情况下我都愿意看到作家好的方面，然后鼓励或肯定他。事实上每一个作家对自己的要求，或者有抱负、有追求、有期待的作家都会意识到自己作品存在的问题，没有或者很少有沾沾自喜，目空一切，认为我就是最好的作家。没有无知到这种地步的作家。刚才我和鲍十聊到《我的父亲母亲》，他说他后悔不已，觉得前几章没有写好。这就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作家都会对自己的创作检讨和反省。如果批评家不断地批评否定，特别是对青年作家，一出道就遭到批评家们的当头棒喝，他会变得战战兢兢。就像一个中学生一样，不断地遭到老师的批评，这个中学生如果以自己的尊严作为代价来完成自己的学业的话，这个中学生的自信心永远建立不起来。面对这个世界的眼光永远是怯懦的。作家也一样，我觉得鼓励一个作家在有些时候比批评一个作家重要得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学批评就真的变成表扬了。

对当下文学的评价大体是这个样子，虽然社会各界对文学有这样或那样不满足，但是我个人对当下文学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深感乐观。我今天讲几个文学现象，大家看看文学创作的现实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