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上、下册）

王刚：我今天要讲的内容有一个标题，是“好好说话——有声艺术语言浅谈”，或叫“扬有声艺术语言的独家优势”。

谈到语言，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作为社会人，你必须得说话。如果你离开社会久了，离开群体久了，离开你的交流对象久了，（语言）这个功能不是与生俱来的，如果你离开久了，就会慢慢消失了，你甚至不会说话了。

那么单就语言而言，我想，大家是同意这样的说法的。想一想，语言一定是由三个要素组成的：第一是词汇；第二是语法；第三是语音。

一个相对完整的语言，当然也有一些民族的语言是没有文字的。但是，我们就一个完整的语言来讲，这三个要素肯定都有。那么，有声语言对文字语言来讲，它所谓的优势就在于语音。我们不做一些深奥的解释，我们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拿到一张纸，上面印着或写着“1、2、3、4、5、6、7、8、9、10”十个数字。前后、上下什么都没有。任何东西都没有。你拿过来看，很没意思吧？就十个枯燥，毫无意义的阿拉伯数字，不会激起任何感情的波澜吧。但是我要把它读出来，换言之，就是用有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效果恐怕就不一样了。各位，请认真听。比如我这样去念它：1、2、3、4、5、6。想象一下，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主持人你想象出什么了？

主持人：我想，您在数电线杆上的鸟呢。

王刚：可以。这个例子很逗。过去，比如说五年前或十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我这样读的话，大家肯定很容易想象到。但是现在，由于环境污染的问题，蓝天少了。小时候能看星星，刚才可以联想到小朋友在数夜空里的星星。

再换一种方式：1、2、3、4、5——侦察兵在数敌人的暗堡。

再换一种方式：1、2、3、4、5、6、7、8。（观众笑）大家为什么会笑？我觉得这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太紧密相连了，这一定是数钱呢，高兴了。

还有：1。2。3。4。5。6。我也当过兵，这是部队的战士在报数。

我们可以想象，如此枯燥的、乏味的十个数字，当我们用有声语言稍加处理，就可以让它产生如此丰富的有趣味的联想。那想一想，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要叙述一件事情，我们要表达一种感情，当生活中的有声语言上升为艺术性的有声语言以后。比如说：一首诗的朗诵，一篇散文的朗诵。比如说：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夜幕下的哈尔滨》，20多年过去了，好多朋友，像你们那么大年龄的，或者再小一点的，家长都还记得。我想，任何一部当年的文学艺术作品，很难有这么大的影响吧。1982年播出的时候是10亿人口，那时候的听众居然是3亿多。现在任何一部热播的电视剧也很难达百分之三十几的收视率了。那时候的收听率是百分之三十几，不是说我王刚有多大的本事，这恰恰是反映了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从无声的文字转化为有声语言的时候，它的感染力是多么的大。

所以说，有声语言对比无声的文字语言来讲，它有自己独家的优势。如果说词汇、语法、语音是三足鼎立的关系的话，严格讲，或者从我做的这一行的狭隘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不完整的语言。当然，见仁见智。文字的语言可以让你去想象，有声的语言本来有了优势以后，如果你处理不得当，还不如让人家自己来看。所谓“好好说话”，如何处理得当？如何让我们的话让人家爱听？这里面是要有一点技巧。

提出或重视“有声语言”，不是自今天开始的，其实在历史上，有声语言曾经有过辉煌的阶段。我们都知道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学术气氛非常的宽松，热烈。所谓“百家争鸣”，“鸣”者，何也？出声了！先贤们到处去周游，去讲学，去游说，重要的是靠“说”。因为那个时候的“书”其实是竹简。携带它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我们常说某人学问大：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现在我们讲，那五车书得有多少啊？其实五车书那时候没有多少。因为那时是竹简，是刻上的。大概到西汉的前后，才用笔在竹片上或在木片上写。更早是刻上的，很麻烦的，一卷一卷的，所以那时候的五车可能比不上我们现在的一张光盘。更多的是靠“说”，靠辩。所以我想象2000多年前的情景一定跟现在不同，比如此刻，是我一个人在说，大家听；而那个时候，如果我一个人在说，说个三句五句的时候，肯定会有人站起来：不对！大家要争辩。儒家、法家、道家、墨家、荀家，所谓诸子百家。可是后来，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有声语言的地位就渐渐地不敌文字语言了。尤其是从隋代开始，科举制度以后，以文章取仕，没人听你说。十年的寒窗苦读，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只要把书读好。甚至很多书生少言寡语，所以书生都有点书呆子气了，不大会讲话，但是文章写得非常好，都是从八股演变而来的。所以，慢慢、慢慢的，文章跟说话的距离越来越分明。

那时的文章，现在我们讲起来，就是所谓的古文。而且那个时候，达官贵人，有文化的人，特别是那些士子们，讲话跟老百姓们是越来越不一样了。所谓“之、乎、者、也”，呆子。但是市井民间的话也保留下来了，但是那时候没有声像技术，我们听不到语音，那么是谁保留下来的呢？我们知道，特别是宋以后，当时的人怎么说话？很多是靠话本传给我们的。相对那些文言文，多半是政论的文章，话本更接近于当年人们说的语言，实际语言。包括我们四大文学名著。到了清，曹雪芹的《红楼梦》基本上就是按照北京话来写的。在雍正乾隆年间的北京话，在《红楼梦》里通过文字可以体现出来。但是那个时候的诗人，尤其是清、明的诗大多没法看。而更早时候的唐诗、宋词，包括元曲，至今读起来，还是那么往心里去，还是朗朗上口。因此我们小的时候，比如第一首，我们父母教的都是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意境非常美，而且又浅显。而到了明清，大都是那种极拗口的诗了。稍微有点文化基础的人，唐诗都能感动你。像白居易的那些诗，就是非常平民化。正是这些不是完全以那种用于考试，科举的语言文字写作的人，那些诗人，那些词人，那些小说家们，才让我们多少了解一些当年的人是怎么说话的。

说与写，随着科举的发展是越来越拉开距离了。而且人们发现，尤其是所谓乾隆盛世，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是最厉害的了，学者文人们哪还敢随心所欲地讲话。一直到近代，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很多志士仁人都感觉到我们民族太弱了，国家太弱了。于是就开始要求变革了，一直到“戊戌变法”。大家都知道的，那时候有很多的人到北京赶考，有康有为、梁启超，就在现在北京南城，在那儿的会馆讲学，大家开始辩论，来探索我们国家今后应该怎么怎么样。这个时候，虽然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似乎恢复了2000多年前那种百家争鸣的时代。但是，遗憾的是“戊戌变法”失败了。又酝酿了些年，终于迎来了“五四运动”，最重要的（我们都知道）是提倡“白话文运动”。

现在我们可以说胡适先生，还有很多很多人，都是提倡白话的，经常是白话连篇。也就是说，我写的就是我说的。我怎么想的，我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写。所谓“吾手写吾口”。忽然人们发现，我们写的文章跟我们说的话和我们的思想越来越近了，就直接去表达了。但是现在回头再读大约八九十年前这些人的文章的时候，我们还是感觉有点磕磕绊绊的。尽管是场革命，终究还是带着原来的那些影响，比如我们原来读鲁迅先生的文章，他对语言的运用就不像现在的人，甚至还有人反驳、批判他。但是，我不以为然。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突破了过去所谓文言的桎梏。向着我们怎么想，我们怎么说，就怎么写来发展，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渐渐地规范了我们的语法结构。但是有一个问题，却始终解决不了。如果说秦始皇那个时候最后大一统，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功不可没。也就是说“车同轨，书同文”——所有的中国人都开始写一样的文字，尽管字体在不断地变化，词汇在不断地淘汰、丰富等等，但是“书同文”这一点没有异议，可一直做不到“语同音”。

“语同音”，大家要说就说一样的话，一直做不到这一点。尽管我们现在说起推广普通话，好像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情了。的确，起到作用最大的就是这段历史时期，就是50年代中期开始。但是更早不是没有提过，我们起码可以追溯到将近300年前，在雍正年间。这是有案可查的，在雍正早期。有一年，广东潮州一官员向皇上进献了荔枝，雍正帝就问这个荔枝有核吗？那潮州的官员见了皇上就紧张，哆哆嗦嗦地答曰：“无”。无，就是没有。“哦，好。”雍正帝掰开之后，以为没核，结果一咬：“你怎开么能说没有呢？明明是有嘛，把朕的牙都硌了。”这位臣子又说话了：“是无啊。”好在有一个潮州的或者懂潮州话的人站出来，对皇上说：“潮州话有是无。”“哦，那没有呢？”“没（牟）啊。”当然这只是举了一个小例子。

雍正六年的时候，就是1728年，雍正皇帝下了一道诏令，针对闽粤两省的学子，因为学子要进京赶考，因为语言过不了关，即使今后做了官，语言问题就更大了，于是下了一道诏谕。这里面我摘录了一些：“凡官员，有莅民之责，其语必使人人之晓，然后可以通五经。”后面还有很长一段。总之这番话是有两层意思：第一，你们这些举子，若当了官，如果讲大家都听不懂的语言的话，作为官员，上，你不能正确地传达我（帝王）的旨意。是不是？下，你不能够把老百姓的意愿反映上来。其实，就是提倡人人讲官话。所谓官话，就是北方话。所以北方话的读音就是北京音。大家要知道这个碑的全文，别处没有，就在深圳南头的古城的县衙前，肯定很多人都看过。

在那么早的时候，一个封建帝王都在提倡我们讲官话。所谓官话，就是北方话。所谓北方话的语音就是北京音，就是标准音。大家要看到这个碑上的全文，特巧，就在深圳旧新安县县衙门前，那个石碑。就在深圳南头的古城，肯定很多人都看过，都知道。

民国的国府是南京，尽管是以蒋为首，以江浙籍居多。虽然有语音的差别，但都是尽量讲官话的。时至今日，我们说台湾都是讲国语，都是讲普通话，就是来自于那个时候，它还是以北方话为基础的方言，以北京音为标准音。他们也在努力地讲这个。可前不久，台湾“绿营”那边又提出来了，要把闽南话、客家话，还有当地的土著话，作为台湾所谓的国语。而以往，也就是说，1948年、1949年带过去的，其实他们一直在用，不叫国语了，那叫北京话了。他现在玩这个，当然有他的政治目的，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起码从清早期一直到民国，一直在规范这件事情。而到了1956年，我们提倡文字改革的时候，就更强调用规范的文字，用标准的语音。我们提倡说普通话。其实，深圳这个地方的语言，就是大家平时的讲话挺棒的。因为这里是一个新的移民城市。记得当我1966年第一次来广州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是学生，我满耳听到的大都是普通话。但是很奇怪，恰恰是改革开放以后，在这方面却是倒退了。80年代中、末期，我就发现我再去广州，你要不讲白话，就是不讲粤语，对你另眼相看。当然它有它的原因。

刚才我说我总的标题是“好好说话”。要想把话说好，首要的就是要讲普通话。因为现实我们全国有大概56%的人能够比较好地掌握普通话。有一次，我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个人说：“王刚先生，我为啥非得讲普通话啊？我们那儿的话不行吗？”确立并推广普通话，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普通话，我们要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音为标准音，以现代典范白话文作为语法的规范，这叫做普通话。因为说北方方言的占了全国人口的70%，而北京自金、元以来，就是政治中心，就是文化中心。想象不出来，全国还有哪种地方语音能够作为普通话的标准音来代替北京音，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有时候在网上看到一些很极端的言论——我们提倡方言，我们提倡地方文化。这是不矛盾的，方言我们要保留的，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但是对于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在不断向前发展的时候，在全球化、国际化的时候，外国人都有好几千万人在学普通话、学汉语，他学的是北京音的普通话。他要是把2000多种方言都掌握了，他200辈子也学不了。你让他费了这么大劲，学了五年了，最后他们说的这个话只有1000人能听懂。

我曾遇到一个特别逗的现象：我坐火车，我不愿意住下铺，我愿意住上铺。我就听下面有两个山东人在讲话。有一个人讲得特别流利，有一个人讲得特别不流利，磕磕绊绊的。我想：是什么人呢？很好奇。结果，我下来一看，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外国人。中国人是一个老头，外国人也是一个老头。而且不是一般的山东话，也不是山东的济南话，是胶东话。你说一个挺大个子的、黄头发、蓝眼睛的人讲一口胶东话，太逗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学的中国话是跟爸爸的爸爸，是跟他爷爷学的。因为德国人当时是在山东半岛，我们现在到那儿看是红顶的洋房，包括以前济南的被扒掉的、原来的火车站，都是德国的风格。他们学了一口山东话，在胶东待着的人学了一口胶东话。你想想，世界上那么多人想跟中国交往，如果学汉语，不学普通话，来讲一口胶东话，这个太逗了。这不是闹得外国人不明白，中国人听不懂。当时我都乐得不行了。所以要说好普通话，我想，这是最基础的。否则，有些事情的真正意思就是无法上传下达了。

其实生活中也是如此。比如我在网络随便下载几个例子：听起来好像很可笑，有些夸张。就是不讲普通话有歧义，我们姑且不说哪省哪县。某省某县的县委书记、县长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决定在全县农村工作会议上用普通话发表讲话，带个好头。县委书记就说了：“同志们、乡民们，注意了，不要讲话了！现在开会啦！”这听着是什么呢？“兔子们、虾米们，猪尾巴，不要酱瓜了，咸菜太贵啦。”（观众笑）县委书记讲完了，该轮到主持人了。当然不是您这位满嘴标准话的主持人了。主持人说了：“咸菜请香肠讲话！”（观众笑）其实他要说的是“现在请县长讲话”。县长就说了：“兔子们，今天的饭狗吃了，大家都是大王八！”其实是“同志们，今天的饭够吃了，大家都使大碗吧！”因为（今天）现场还有摄像机，以免流毒甚广，就随便举了这么几个例子。当然讲笑话归笑话，但是它不是毫无根据的。

还有一个例子：据说也是一个县委书记。今天这里没有县委书记吧？新上任，大家都知道，新官上任三把火嘛。听说这个县有点问题，就跟办公室主任说（办公室主任是一个很年轻的同志）：“过来，我要杀一个人。”这个主任傻了，怎么这个县委书记一上来就要杀一个人。其实他想说什么？“我想查一个人。”他那儿的话把“查”就说成“杀”的音。比如说广东潮汕、闽南、闽北，有的时候隔了一座山一条河话就不通，这是过去。现在好多了。所以说，我们讲要想交流好，要想让人感觉你有文化品位，您最好讲普通话。当然多会一种方言也好，如果遇到一位你的乡亲，你们可以讲方言。很好啊，可以拉近感情。包括我做电视、做广播、主持节目的时候，比如我到香港去，或者我到西欧、北美跟华人聚会的时候，我也会说几句粤语、客家话、闽南话，如大家好，如恭喜发财等等，他们会很高兴。但是，你自始至终这样不行。当然，他们除了很高兴，他们也会说：王先生，我们多年没有听到这么好听的语言了。其实是说，我们要讲普通话。就是大家都能够听得懂了，而且简单好学。北京话和广州话比较，北京话是四个音，大家都知道，是“阴、阳、上、去”。广州话九个音，你学去吧。越南话才八个音，广州话九个音。广东话比越南话还难讲。我不是贬斥任何一个地方的语言。我非常喜欢，大家都听我讲，我学不好，但是我想学。因为这可以与人沟通，跟人联络感情，这也是说好话的手段之一。但不能舍本求末，因此，好好说话的第一点：请您说好普通话，学好普通话，有百利而无一害。

深圳有这样好的语言环境，因为我们是一个新的移民城市，如果大家都统一一个语言来说话，这样不管从行政、经济，生活还是文化，对我们各个方面都是大有好处的。

那么光是学好普通话，就能做到好好说话了吗？还不是。比如我们考广院，一些学生刚进去的时候，第一点，你要在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就是我的那个学院，你要是做学生的话，首先过关的就一定是普通话。那么既然都会的话，那还学它干吗啊？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是个基础，是前提。要想说好，怎么才能说好呢？我们在与人交谈，包括像小陈和我在这里讲也好，如何让人家听得进去？喜欢听？一个重要的因素，要把握住基调。基调就是基本的情调，总的感情，总的色彩。甚至在你开口说话之前，你的肢体语言、你的眼神，都在为你开始讲话进行铺垫。

比如说，我刚才进来，有那么多人围着。很多朋友都站着，我于心不忍，我是真的感动。在我挤进来的时候，我都是“谢谢、谢谢……”。因为，你首先进来的时候，要把自己定位定准了。你到这儿来不是一个明星，不是来开演唱会来了。我要是二十几岁，是一个帅哥或者靓女的话，那么现在流行的，应该前面有四五个保镖或保安：“让开，让开！”“你们好吗？大家好吗？”要造成一种声势，我不是不会的，我不是不懂这个，但是，和这个“深圳大讲堂”实在太不搭调了。等我好不容易挤进来了，我到这里来了：“大家好！”

当然也要恰到好处。你又不能毫无表情，上来在这儿：“那你说吧。”说完了，“大家好，那现在开始讲课”。大家会觉得有点别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真正的老师和同学。我在我自己学校当然会这样，我不能像现在问候一样。“同学们好，同学们请坐。”在学校里可以这样，但是今天不行。它是近乎于讲课和日常的表演之间的，你得拿捏好这个分寸。否则，你讲课的时候就讲不好，辜负人们对你的那种期待，大家会觉得：“怎么了，王刚？怎么这样啦？真拿自己当教授了。”所以很自然的，我到这里来就不能这样讲。这里平时只能容纳400人，现在来了800～1000人。我好不容易挤进来了，我就要找好自己的定位了。它就是在一瞬间就能找到，你该以一种什么姿态，什么样的口气，去开始你今天的讲座。其实任何时候都是如此。我们是社会人，我们在家里，在外面遇到的各种情况，我们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角色和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讲话方式。为什么有人讲话你觉得中听。为什么有的人，你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人，就是不会讲话。这里有环境的因素。

还说这个话题，比如现在突然有一个人找我，非常急的事情。再急，但是在这样的场合下，不可能大声喊：“王刚同志，你的电话！”那么所有的人就会：哼！实在不得已的时候，不得不打断的时候，他必然是先找到我，然后小声地告诉我：王刚同志，你的电话；或者给我写个条，或者趁我喝水的时候，告诉我。因为主体是这堂讲座。这个时间不光属于我，还属于我们在座的所有人。

刚才我讲到了我在机场大巴听到了各种各样的语言。还有在电梯里，你在银行，你们没有发现有一些人接电话或者打电话吗？你肯定会看到。只要是一个文明素养比较高的城市人都知道，因为这个环境不是你一个人，这个环境不光属于你和你的亲人，或你跟你的下属的。为什么有的人在公共场所，他非常不注意，大声的讲电话？但是你放心，他如果是个公务员的话，他在领导面前绝不这样的。你能想象出来，领导正在上面开会，他能接电话吗？局长不在了，在公共场所，他觉得长幼尊卑都没了，他开始大声嚷了。你错了。你作为一个社会人，同样有长幼尊卑，你同样要知道尊重别人，不光要知道尊重你的领导。这往往是衡量一个人文明素养的最基本的条件。

再者，从一个个体再推展开去。说说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几年一直提倡文明旅游，说文明语言。我这几年也走了很多的地方，说实在话我就是要说：同胞们，我也告诉我自己，我们出去的时候能不能把我们的音量减少一半的分贝，这也是好好说话的重要一点。

如果你们三五个人一块出去的时候，人家感觉你们都在吵，都在“呀、呀……”的说话。如果你一个人的时候，或者你跟你的丈夫或者妻子、或者情侣出去的时候，你会感到别人刺耳地吵。在国外任何一个旅游景点，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尤其是扎堆的地方，都会吵死你。难以解决！毫不夸张地说，它已经有一种物理性的冲击力了。比如说：在埃及，有几座大的神庙。大家都知道。要是百八十人在那大声讲话，你就感觉那个神庙上数千年的上面的土渣儿都在往下掉。我说得严重了一点。所有其他国家的游客对我们都侧目而视。连当地埃及的导游，我认识一个埃及的导游，说普通话说得非常好，在北京留学。她说：“王先生，中国人真的特别好，可就是怎么说话都这么大声？”（观众笑）相反的一两个人，不人多势众的时候，傻了，因为外语不会，与人交流不畅的时候，就显得怯生生了。只要三个人以上，又是老乡，就火了，不得了了。从我老家东北一直到海南，都这么嚷。相对好一点的，江浙沪（上海），说话会小声一点。我在讲到普通话的时候说，为什么上海人说话的声音小呢？因为上海人讲话元音开得小、口型小。一北一南口型大。我的老家是东北。因为过去地广人稀，一家离一家都很远，北风呼啸，说话就得大点声。比如说，打招呼：你来啦？一般东北人就说：你来啦！来！我们东北易出歌唱家，因为歌唱发挥的是元音，像意大利的歌曲元音就很洪亮。易传出去，共鸣腔体产生共鸣。我们把元音夸大了。意大利的：来。我们东北：来！把“啊”字夸大了。因此“你来啦”，“来啦……”，容易歌唱。

但是江、浙、沪，尤其无锡、苏州、昆山、上海，吴侬软语呀，元音都相对较小。他讲普通话，比如说东北人还说：你来啦！上海人讲普通话：你来了。除非唱评弹，“你来啦……”他张不开嘴。虽然也在唱，很热烈地在唱，但是元音发声不大。但是再往南，到了广东了。广东现在的繁荣，珠三角还了得。但是在汉以前，南越王，就是活100多岁的那个赵佗的时候。秦灭了，然后到岭南来了，把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文化大量的带来了。那个时候可能人与人相隔也是很远的，也是人烟稀少的地方，也是蛮荒之地。所以粤语本身的喉音比较重，“你们好”。所以开口音也很大。尤其是你到广州去喝早茶，特别是散着坐的时候，就会听到很多人在嗡嗡地大声讲话。这在吃西餐是大忌。如果在自己家里就不一样了。但是你在一个公共场所，因为的的确确你影响了别人。这种声音的大小，比如我上飞机以后，我不用听广播，不用看我这个票，因为票是别人帮我买的，我就大概知道是哪家航空公司。国航的音量放的正好使你能听得到，不太费劲，就能听得到，但是又不吵。一定是这样的。相反我不说哪家小航空公司了。小航空公司就完了，因为那个喇叭就在你的头顶上。包括那个音乐。那是背景音乐，不是我们在听音乐会。你愿意放，但是我不愿意听。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能够好好说话的一个旁证。要考虑到别人。这是环境。

还有一点：对象。你千万要记住，您在跟谁说话。一个聪明的人，一个正直的人，所谓正直，他不是来捣乱的。一个有正常理性的人，他到了一个环境，不管3个人、5个人、30个人、50个人、800个人，他很快就会找到自己的坐标的，要给自己定好位。这点特别重要。

如果经常开会，要让大家发言，除了主持人，主持会议的领导，会有一个排位顺序，最后肯定第一把手作总结，前面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做开场白？一定是根据你所处的地方。你是最低的位置，还是在中间的那个，还是最高的位置。还有年龄、资历、学识等等来确定你自己的位置。

比如说此刻，坐在前面的肯定都是重要的领导和嘉宾。那么我在讲话时就要注意呼应他们，是自然而然的，而不能置若罔闻，跟没看见一样，永远冲着那几根柱子讲话。你们没有发现吗？我们所有人在讲话的时候，你跟他讲话，你发现他眼睛不看你，他总是在看别处。你讲了之后，根本一点意思都没有，你必须有人呼应你，这是互相尊重。

那么谈到尊重，还有一点，那就是平等。一定要有一个平等的姿态。哪怕老年人对于后来者，领导对于下属，也要注意平等。我想我们经常强调人文关怀。

“人文”二字从何而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强调人性的解放、自由。我们曾经批判过，但是现在我们回首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出很多东西。当我们说：一场演讲是充满了人文色彩的，这是一个态度。这是对人本身的一个尊重。比如说我在电视上看到成龙去参观戒毒所。虽然他有一句话讲得未必适当。他说：我是头一回在牢房里给人家敬礼。因为我不知道戒毒所是不是应该可以叫做牢房。但是我想他去给他们敬礼，他们给他表演了一个节目，而他给他们发表了一段热情洋溢的话。我想，这就是人文关怀。因为这是最（让人）感动的。一般来讲：这帮吸毒的，理他们干什么？艾滋病患者？不一定怎么回事呢。这是在过去，我们缺乏人文关怀。对于死刑犯也应该讲点人文关怀。过去说死刑犯，就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有一个时期讲就是：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还要油炸谁谁谁。这都是我十八九岁“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经常见到的口号。所以我们现在要注重人文关怀。我们历史上的先贤们，他们是很有人文色彩的。这些东西拿来了，找回来了。“仁、义、礼、智、信”，“仁”难道不充满着浓郁的人文关怀色彩吗？所以，好好说话，平等，充满人文关怀。这一点很重要。

我当下属的时候，有个领导问我：“怎么样小王？个人问题解决没有？”你就会觉得很温暖。食色性也。这个问题都解决了吗？60年代那会儿，那么我们就要问：吃得饱吗？多少粗粮，多少细粮呀？起码在讲任何严肃重大问题的开场白的时候，都是这样的。难道温总理在今年“两会”上的报告，不充满着人文关怀吗？特别是在讲到民生问题的时候，特别的令人感动啊！那么，我们作为任何一个公民，我们在任何地方讲话的时候，就是要讲究怎么说话。讲话就要对人尊重，平等爱护，对人生命尊重、关怀。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一点点体现出来。

当然，除了这些心态以外，还有一些技巧，特别是干我们这行的。首先，口齿清晰。你再强调我会说普通话了，我也能够注重平等了，待人与人为善了。但是讲话听不清楚。不仅是指南方，北京人也是如此。你以为北京人普通话就讲得好吗？只不过北京音是作为普通话的标准音而已。北京人也有说不好普通话的。东北是北方方言，最接近北京话的方言之一。他有些话也听不懂。比如：来哪半喇呢（音）？谁知道？你在哪儿呢？在什么地方呢？“来”是“在”；后边是“什么地方”。比如刚才讲江浙和东北，我们要学好普通话，东北人不妨把元音稍稍收一点，江浙一带人不妨把元音稍稍放一点。老北京话也有很多不可取的：“X”和“S”辅音弄不清楚，比如标准音“新鲜”。哎哟，这鱼真“新鲜”。特别是北京胡同的姑娘：“哎，这鱼真‘新（SIN）鲜（SIAN）’。”应该是“XINXIAN”。所以我们在对待自己各自的方言的时候，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妄自尊大。

所以第一要讲好普通话，第二要善待人，要平等。还有一些技巧的问题，要口齿清晰。另外要注重一点，我们谁都知道，比如换一个位置。您坐我这个位置，面对众人讲话的时候，大都会紧张，如何克服呢？过去说女人好看不好看，说“一白遮百丑”。只要皮肤白皙，好像五官差一点，也都过去了。我觉得说话，特别是你要当着众人说话紧张的时候，是“一诚遮百羞”。一百个让你害羞、不好意思的理由，只要你真诚了，人们就会理解你、原谅你，甚至喜欢你、欣赏你。你紧张就是紧张，上台：大家好，我头一回当着这么多人讲话，有点紧张，大家能不能鼓励鼓励我？谢谢。你会发现你再坐下来的时候，大家觉得你真的非常诚恳，讲实话，内容也要讲实话。尽管这个实话可能有时候不被人理解，他认为这是假话，但是你要把它让人家理解，让人家接受，欣然接受。所以真诚很重要。

再有，要想讲话精彩，最好做到博闻强记。比如最近于丹讲《论语》。别的姑且不说，就她的这个博闻强记，我印象太深了。这小女子张嘴就来，引经据典。当然我希望她能多留点白就更好了，但是你不得不佩服她的博闻强记。你讲课也好，聊天也好，随手就能把这些精典引来，那就很了不起了。当然要有尺度，讲课是讲课，平时生活是生活，聊天是聊天。如果聊天的时候，成天的是子曰、诗云之类的，就有点卖弄学问了，就烦人了。

再有，有两个“时”：一个是时政，一个是时尚。要多关注。

比如平时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时政，我就可以跟您打保票，如果您问我：王先生，三日之内国际上都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我都会列出一些。这样，我们平时聊天的时候，就是为了在步入正题之前，或者就是为了聊天而聊天，一边喝茶、喝咖啡的聊。时政是占了很大的一部分的。比如说：15个英国士兵被伊朗给放回来了。现在怎么样了？据说有一个人当时在伊朗被单独审问，等等等等。然后，他就有谈资了。如果这几天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能插得上嘴？你可有可无，你自己也索然无味。别人也觉得索然无味，一人向隅，举座不欢，下回别人也不会再和你聊天了，没得聊。

我很关注时尚。虽然我是一个将近60岁的人了，但是我还关注时尚呢。我本人并不时尚，因为我喜欢传统，但是我关注时尚。这样，在跟年轻人交流的时候，受益匪浅。在来到这儿之前，两个小时，我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我在那发信息，手指特别的灵活。记者说：王先生，还是手指一族呀。这是我的需要。用最简短的语言来回复，来跟人交流。

时政、时尚都要有。这样特别容易使你要讲的主旨做一个非常好的铺垫。尤其，你讲时尚的东西的时候，就跟年轻人的距离拉近了。至于你喜不喜欢，你的观点是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可以探讨超女、超男、非常有戏、红楼梦的选秀，尤其是当前流行的这些东西等等。比如说：那个杨丽娟又上香港去了，也不知道刘德华怎么办了。你看，我一说，大家都乐了。因为大家都很关注，这很正常。我也关注。在对待这个事情上，可能有些人想的跟我不一样，那没关系。这样我们就可以打破这种坚冰呀。尽量要多关注时尚，这样每天都会了解一些资讯。

当然还有一点：多一点幽默感最好。幽默真的是一种智慧的外化。幽默是以自信为前提的。你自信，才能自嘲，才能敢于拿自己说事，否则就是“热馒头——端着”，总绷着。再比如开会的时候，经常有一些领导找我座谈。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呼应者，就是他讲到什么的时候，他总是老看着你。当然，有时候我也很累。我看到后边的那位都睡着了，我又被安排在前排，我得始终集中精力。领导不时地会说：“是不是，王刚同志？”我就得作出呼应。但是我不能频频点头，那就是和珅对乾隆了。所以这个很难拿捏。所以，真累，下回别给我安排在前排了，这是必须的。所以我还要讲最后一点。我刚才说到了呼应，你跟别人说话是交谈，就是对话，就得呼应。最好的呼应就是做一个好的听者。

朋友们，你们要注意，你在看电视，主持人和嘉宾交谈的时候，你们看这个主持人的素质如何，多半不是看他在说话的时候，而是看他的谈话对象——嘉宾说话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样的或者借助他的肢体语言，他是怎么呼应的。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我今天说的和珅式，认真地看着嘉宾，然后不断地点头。就像和珅对乾隆一样。

还有一种呢？是看稿子找自己下一个问题，明显地感觉到他没有在认真听。

真正的高手是什么呢？让你感觉到他在倾听，其实他在想着下一步我该问什么。这是厉害的。

前两者都是不可取。因为倾听是对人的尊重，倾听是为你下一步交流在找切入点。没话的时候，那种呼应非常看水准。在这里我们有几个女主持人做得非常好，首先要想做一个很好的说者，必须做好一个倾听者。比如凤凰卫视的鲁豫、杨澜；还有几位，像凤凰卫视的曾子墨，一个小姑娘。我特别佩服她，在朝鲜，在“三八线”采访朝鲜的一名、军官，你看，那么小的一个小姑娘，把一个朝鲜军官问得手足失措。最后，那名军官：“你不要再问了，你不要再问了。”她就是这样的。当然这不光是外在的风度、气质，也有她的语言，她还要有自己的修养等等。很多很多。

到最后，我想说，作为一个好的倾听者，我们这行的一个外国同行，美国的拉里·金。他曾经有一句话，“要善于谈话，首先要善于聆听。你仔细聆听，就能适当回应。轮到你说话的时候，就能说得更好。真正健谈的人，都会把握要领，紧跟着追问。卡内基讲得好：‘想别人对你感兴趣吗？你先要对人家感兴趣’。我每天早上都提醒自己一条重要的原则：今天，我不管说什么话，自己什么都学不到。要想学到什么，只有多听。”今天讲的就到这里。

还没完，我今天来，就是想学习的，我不想我今天什么都得不到，我想倾听，因此给大家一段时间，我们来交流。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探讨。谢谢。

提问：王老师我提问一个问题：您成功地塑造了和珅的形象。这个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已经定格了，您就是和珅。

王刚：别，别。

提问：我说的意思不是取笑您。就是说，别人再演的话，无论什么样都不认为他是和珅了。我想问您的问题是，在历史上，和珅真的是这样的吗？还是文学的作品戏说的成分更多，还是史的部分更多？这是一个问题。

王刚：我先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很简单，这几乎是一个常识。

一个文艺作品创造出来的形象，怎么能是他的历史原型呢？当然“戏说”这二字，我觉得是一种挺奇怪的一个词。比如说：“戏说”如果把它解释为对原来历史真实的演绎。那么好了，任何文艺作品，尤其是古典文学作品，都是对那段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演绎。比如《三国演义》之于《三国志》，比如《西游记》之于真正的唐三藏取经的故事等。如果这是戏说的话，没戏说简直就是没有文艺创作，那还要那些文学家干吗？直接把《史记》搬来，大家学吧。退一步讲，《史记》到后来的《二十四史》、《二十五史》，难道是绝对真实的吗？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撰写的，不无道理。因此只能说是相对的真实，这是其一。

如果“戏说”是指喜剧、闹剧等戏剧风格的话，真的就不值得一提了。因为这是个戏剧样式，自古就有，古今中外都有。因此对所谓“戏说”，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认为戏说不好的话，我不以为然。真的是让它和真实的历史去比，差别是很大的。因为所有的关于和绅的演绎故事，比如最早刘宝瑞先生讲的《君臣斗》，即最早的《满汉斗》。那时在清末，民国初年的时候，孙先生民主革命的那个时代：“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抑满扬汉的时候，在华北地区就出现了一个民间传说，抑满，找一个满人的代表——和珅；扬汉，找一个汉人的杰出代表——刘墉。无疑正是那个和珅，是中国有史以来的最大的贪官，而且是18世纪晚期全世界的首富。

在民国初年，梁启超先生才真正切实统计出来他的动产和不动产加起来是8亿两白银。现在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懂金融的说：那时候的一两银子，等于我们现在660元人民币。那么，660元×8亿，相当于多少钱，大家算算。当时的第二首富，我搞不清是法国的路易十四还是路易十五，国王，他是1400万两白银，他的是8亿，就是8万万两。他是有钱。但是说他蠢、可笑，甚至是一个佞臣、弄臣、奸臣，都不是。和珅一生忠于乾隆。乾隆让他也是几上几下的。因此，文艺作品中，包括我塑造的和珅，是以民间传说为依据的，这是老百姓要嘲笑这个满员，让他要经常在刘罗锅面前出丑。其实正史上的刘罗锅，除了是一个很不错的清代书法四大名家以外，他在政治上的建树是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而纪晓岚恰恰是一个喜欢阿谀奉承的人，是最善于奉迎拍马的，是非常有名的。（观众笑）但是基于那种民族情绪，所以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人物。其实和珅终其一生还是活得很短暂的，他是1850年生人，属马的。1799年死，只活了49岁，虚岁50。汉、满、蒙、藏四种语言非常娴熟，曾经做过乾隆末期几乎所有部门的大官，26岁做二品、31岁做一品大员。他处于那种地位，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监督机制，只要皇上喜欢，皇上欣赏，就可以，所以就贪了。他自己临死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钱。

提问：有三个问题请教您，谢谢。

第一个问题，从1982年您播《夜幕下的哈尔滨》一夜成名，当时我很小，所以说王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已经25年过去了，您为什么没有像张国立老师那样或者是像黄健中老师那样，演而优则导呢？其实当导演是一本万利的事。既有娱乐性，又有很多女孩子，这里有潜规则——投怀送抱。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王刚：我先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是为了人家投怀送抱就当导演，那我早就不存在了，这就危害身心健康了，这不成。（观众笑）这显然是做不得的事情。更何况，我可以帮导演出主意，但是现今的导演，现在很大一部分导演，他们的精力没法完全放在创作上，因为他要组织一批人，而我这个人组织能力特差。人家要的就是这一点。所以这点我做不到。请问第二个问题。

提问：第二个问题：因为我知道您的家庭，父母学识渊博，都是出自书香门第。再说您和您的妹妹，您一直都是在做主持或者文化，您的妹妹在文艺或者在唱歌方面都卓有成效。可是像您们两位非常优秀的人，对婚姻的问题是怎么看的呢？我的感觉是：是不是像你们兄妹这样才情兼备的两位，在戏里边通常演起别人的事情大起大落，那么有想象空间。为什么最普通的、最简单的、最平常的、最日常的柴米油盐的人生，会使您在演绎别人的故事时而游刃有余呢？

王刚：感谢上帝，如果有的话。我觉得很幸福。我看你的这个问题里，好像充满了几分同情。好像我真的不是这样，你要知道。比如说离婚，不用讳言这个问题。我经常想的是：离婚之前必然是结婚吧？结婚之前必然是恋爱吧？多想一想这些都是美好的事情。只有那些美好的时候，更多的美好才让你走到了今天。后来，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不大美好了。因为这个东西说不清楚的，永远说不清楚，那你就不要非得把它说清楚。因此，只要回头的时候，多想那些美好的时光。我现在奉劝那些所谓婚姻不顺利的人，表象就是离了婚的人，经常想一想你们在一块美好的时候。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你想你恋过爱了，你结过婚了，多美好的时候，多想想那个时候。所以不要想着离婚的事。你怨她，她怨你，旁边还有一个您，你们到底怨谁啊？这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婚姻、家庭，不是你生命的全部。尽管对于女人来讲，爱情看得很重，但是，我奉劝生活是那么的广阔，那么的丰富，这不是骗自己，事实如此。就这样。

提问：还有一个问题：您也算是国学大师，而且我知道您是爱好收藏——中国书画。

王刚：可不敢当。

提问：但是我知道，您的女儿在外国留学，对这种充满现代气息，充满精典风格的女孩子，您会像今天给市民上课一样的，教她如何学好国学的课吗？

还有一点，就是《夜幕下的哈尔滨》，已经有二十几年的历史了。我觉得这个剧组，无论是从演员的质量、素质到现在这样一个著名的制作班子来看，都是一个真实的剧组。但是我特别关心当时的男一号的扮演者郑邦玉（音），还有女一号的扮演者，他们现今何在？是不是已经消失在公众的视野当中？

王刚：没有。您说的女主角，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要不，怎么当不了导演呢？（观众笑）男主角不是郑邦玉，是林达信。后来调到总政话剧团，新年在人民大会堂的时候还见着他了呢。他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剧团团长，不是我的领导，现在是我妹妹的直接领导。

最后一个问题。

提问：最近除了演戏以外，您还有什么研究？

王刚：没有什么研究。他问我除了演戏以外，还有什么研究。就是说，我现在除了刚才说的那个，演那个电影以外，正在拍的还有两个栏目：一个是北京电视台的《天下收藏》，还有一个现在正在新疆电视台播的《一千零一夜——精编剧场》。这占去了我很多的时间。其余的时间，就像刚才那个女孩子在问题里提到的那样，我比较喜欢收藏，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到这方面去了。就包括来深圳，昨天晚上很晚了，有朋友从香港给我送来一只碗，我看了一个多小时。这就是我基本在做的事情，反正永远有事情干。

主持人：王刚老师，能不能为热爱您的观众说一段？

王刚：刚才正好提到了25年前的，1982年我在电台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大家每次提到，我都非常感动，说明还记得，那个时候是我最快乐的时候，朋友们。我那时候在沈阳军区，骑着自行车，吃完晚饭，然后就走街串巷。春末夏初，看到家家户户都开着窗户，然后收音机里传出的都是你的声音。你几乎都可以骑着自行车慢慢的，连着听下来。特别美好，因为觉得自己还给这么多人带来快乐。这么多人每个人半小时，那个时候觉得比现在好，因为那时候不认识你这张脸，自由一点，特别好。

那么，我就给大家说一小段：

在著名的爱国人士卢运启卢老先生家的楼上，地下党员王一民正和玉旨一郎商量着，怎样把卢老先生搭救出这夜幕下的哈尔滨。两人正说着话呢，忽听院子里一片嘈杂。王一民心头一惊：“一郎，情况不妙，快走！”“唉！”玉旨一郎答应着，随着王一民冲下了楼梯。他们刚走到楼梯转弯处的大玻璃窗前，不由停住了脚步，怎么回事？原来，玉旨一郎的亲叔叔，日本大特务头子玉旨雄一带着几个宪兵特务已经站在了楼梯口，玉旨雄一朝王一民狩笑着：哈哈哈……

“王一民，我看你还往哪里走？”说着，他举起手枪，瞄向了王一民。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玉旨一郎一个箭步冲到了王一民的面前：“叔叔，你不要！”“啪！”枪响了。玉旨一郎身子猛的一颤，他右手捂着被打中的胸口，左手用力推着王一民：“朋友，你，你，你快走！”“啪！”大玻璃窗碎了。王一民被玉旨一郎推出了窗外。望着打碎的玻璃，玉旨一郎嘴角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鲜血从他捂住前胸的手指缝里流了出来。

他的叔叔玉旨雄一完全被眼前发生的一切惊呆了，他直愣愣地看着被自己打中的亲侄子。直到他看到了鲜红的血，才猛然醒悟过来。他丢掉了手枪，扑向玉旨一郎，用日语呼唤着一郎的名字：“一郎，一郎，一郎。”玉旨一郎圆睁着双眼盯着他的叔叔，他用尽最后力气，说了一句话：“（日语）。”玉旨一郎生前的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叔叔，假如我死了，请把我埋在中国人的墓地里。”他说完了这句话，身子就倒下去了。他的叔叔玉旨雄一痛心疾首地扑倒在侄子身上，用日语呼唤着一郎的名字：“一郎，一郎，一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