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天乔木，其根必硕。文化的枝繁叶茂，离不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近年来，传统文化日益受到社会重视，在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做好与当代文化结合的进程中，对已有传统文化典籍进行整理、编辑、研究，不失为一种有效途径，它能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文化的特色创造、价值理念、鲜明思考，有利于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正是在此文化理想驱动下，《文登古籍通考》由威海市文登区图书馆组织编纂，以区图书馆馆藏传统文化典籍为主，对文登古籍收藏、研究工作首次进行的大规模整理、挖掘、编辑，2016年3月工程阶段性完成，属于接力式编纂模式，前后历时半年之久，为山东省县级公共馆首部古籍综合类研究图书。

《文登古籍通考》全书分5个章节，分别从历代藏书情况、古籍保存情况、珍藏善本叙录、古籍研究、古籍目录大全方面着手，力求全面展现文登古籍的历史与研究现状。全书共计30余万字，并采用现代流行的光盘配书的数字方式出版发行，提高了读者面的普及与便捷使用。

文登自古崇文尚学，素有“文登学”的美誉，建院、集书、治学之风由来已久。至明清两代，文风浩荡，儒士辈出，集藏书、刊印、教育、学术为一体的书楼、书院、寺观此起彼兴，夯实了文登深厚的文化底蕴，并为后人留下丰富的珍贵藏书。

书院始于唐，最初为修书、藏书的机构。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随笔》中写道：“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唐末至五代期间，战乱频繁，官学衰败，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模仿佛教讲经制度创立书院，成为学者讲学授徒、士子读书求师的专门教育机构。宋代，书院盛行，以讲学为主，成为学派活动的场所。元代欧阳玄在《贞文书院记》中说：“唐宋之世，或因朝廷赐名士之书，或以故家积书之多，学者就其书之所在而读之，因号为书院，及有司设官以治之，其制遂视学校。”元代，书院官学化，许多书院完全纳入官学系统，但也有一些私立书院自由讲学，抨击时弊，成为思想舆论和政治活动的场所。清代兴朴学，重经史，更有朝廷和官员赐书，再加上自行刻书越来越多，书院藏书一时蔚为大观。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各级书院均改名学堂，至此书院退出历史舞台。

书院藏书，目的是为方便师生使用，是学校图书馆的前身。藏书是古代书院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书院以拥书讲学为务，无书即不成书院，因而历代书院都重视藏书，无不以藏书浩富为荣。书院藏书也因此成为我国古代藏书中的一种重要类型。

文登历史上，从官宦之家，到平民百姓，重视治学，勤于读书。宋代大诗人苏轼有感于家家诗书户户耕读的学风，在登州知府任上曾以诗感怀“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读书声”。尤其在明末清初，文登出现于、刘、毕、丛四大科举世家，他们注重自身学习的同时，也重视著书、集书、藏书、讲学，对传承当地古籍起到积极作用。私家藏书由来已久，明代就有万卷楼，清代有听雨楼，当时都颇具规模，但世事沧桑，私家藏书，几易其主，流散民间。

文登人杰地灵，柱下道德，释迦宗风，佛道相长，经久不衰。金元之际，民物丰饶，佛教道教都得以在民间传播。金大定年间，王重阳收丘处机等“海上七真人”为徒，在文登圣经山传经布道，提倡三教合一，三教平等，认为儒、释、道的核心都是“道”。创立道教全真派，盛极一时。王重阳传世著作有《重阳全真集》，内收传道诗词千余首，另有《重阳立教十五论》等，均收入《正统道藏》。丘处机遗著有《大丹直指》《摄生消息论》《磻溪集》《鸣道集》等。僧徒道众潜心修法，写经、抄经、传经者数不胜数。金泰和年间，孙彬，道号灵神子，谒王玉阳于圣水，著有《玉阳内传》等诸经，以道修身，以学扶教，道冠东方。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章宗元妃重视道教，特赠《大金玄都宝藏》分送圣水玉虚观和太虚观。由于朝代更迭及战乱损毁，《大金玄都宝藏》及名为“东方道林之冠”的太虚观已不存在。

目前，文登区图书馆现有线装古籍1800多种，3.5万余册，古籍藏量在全省县级馆居首位。其中，明代版本90多种，1500多册；清代版本1360多种，2.68万册；民国版本340多种，约7200册。影印本《四库全书》1500册，影印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1200册。入选《中国古籍善本书目》69种，1173册，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8种，入选《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77种，是“山东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土改时期，政府将地主士绅的图书收缴于文登专署文化科，1952年，文化科的藏书转到昆嵛县文化馆。1953年，昆嵛县文化馆曾请文登营乡漩夼村清末贡生蒋成瀚初步整理过一次。1956年建馆后，书架短缺，只能打包堆放。1956年4月，文登、昆嵛两县文化馆图书室合并成立文登县图书馆，移交古书33036册，时首任馆长杨小班在旧货市场购得古书2800册，后又在民间陆续收购1700余册。1957年，请离休馆长杨小班协同初日焕、孙秀岩按四库法分类整理。“十年动乱”期间，图书馆同仁凭着对图书事业的责任感，冒着政治风险，与红卫兵周旋，把古旧书籍藏在院中最不起眼的角屋里，躲过红卫兵查抄，完整地保护了古籍藏书。1962年馆藏古籍被烟台专区艺术馆借去306册用于展览，至今未返还。

1978年10月，山东省图书馆在文登举办“烟台地区东片全国古籍善本书编目学习班”，本馆毕玉清、杨培英、徐文孝参与学习。省馆副馆长张春田带领学习班全体学员编写卡片，分类整理，并由毕玉清负责上架，馆藏古籍首次全面整编、登记。1999年为配合《国家古籍善本名录》申报工作，图书馆组织人员将所有古籍数据录入微机，实现自动化检索。2002年古籍书库安装使用密闭书架。2007年古籍书库实现监控安保。2010年，为所有线装古籍定制5000个函套，加强保护，规范管理。

此间，评定“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是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目的是提高认识，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管理，推动各古籍收藏单位改善古籍保护条件，优化古籍保护工作环境、提升档次水平，促进我国古籍保护工作健康、持续开展。2008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公布第一批51个“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录。全馆上下经过精心准备、逐级申报、积极争取，2009年4月，文登市图书馆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山东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2010年6月，被国务院正式批准公布为第三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是全省县级馆第一家、威海市唯一获命名单位。

2011年，以新馆建设为契机，积极与业务上级和建设部门交流沟通，增配先进贮存、防护设施，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新馆设古籍书库150平方米，古籍阅览室100平方米。古籍书库位于图书馆二楼，单独设置，自成一区，建筑为框架剪力墙结构，严格按照文化部行业标准《图书馆古籍特藏书库基本要求》设计建造，配备恒温恒湿系统、风淋系统、水灾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气体灭火系统、库房监控报警系统、空气净化系统、防紫外线设施等。所有线装古籍都收藏在设有樟木板的书橱中。同时，不断完善古籍管理制度，制定了《古籍阅览制度》《古籍书库管理制度》《古籍普查规范》《应急预案》等完备的管理制度，安排专职古籍管理人员和保卫人员定期入库巡查，古籍得到科学、系统、安全地保护。2012年，配备部分修复设施及配套工具，成立古籍修复室，工作面积70平方米，古籍保护整理工作呈现全面快速发展的良好局面。

随着对古籍等优秀文化遗产重视程度的加深，文登区图书馆逐步加强古籍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利用工作。1999年，吕晓东编写了《文登市图书馆善本古籍藏书介绍》，共4.8万字，分“列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情况介绍”和“馆藏善本古书简介”两个部分。重点介绍了馆藏种善本的书名、作者、内容及版本情况，附在2000年出版的《文登市图书馆文集》后，为古籍管理人员和读者查找阅读提供便利。

2001年，通过对馆藏《守皖谳词》《巡漳谳词》的研究整理，出版《徐公谳词》。全书58.8万字，先后获得2002年华东优秀古籍图书二等奖，2003年威海市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011年起，以宋金兰为主，对馆藏古籍信息进行普查整理，并请专家多次进行校验核对，编辑定稿《文登市图书馆古籍名录》，并上报威海市图书馆，成为《威海地区古籍联合目录》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3年11月，派出栾晓彤、江平到山东省图书馆专门学习古籍普查和分类知识。12月初至2014年1月底，历时两个月，组织馆内人员，对馆藏古籍进行了全面清库盘点，逐本核对古籍信息，对全部古籍进行了再次普查，并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为古籍重新编号、排序、上架。

近年来还加大文登籍作者古籍、散佚古籍的搜集力度，并得到相关部门及古籍收藏、研究爱好者的大力支持和广泛参与。

古语云：“文，典籍也；献，贤也。”由此可知贤才与典籍相辅相生的密切联系。明清年间，文登出现一种以科举为成因纽带的家族文化现象，具体表现为文化世家的兴盛、文学艺术作品的勃发，尤以“丛刘于毕”四大望族最为突出，族中子弟为官者清廉，为文者多著，政论、诗赋、杂文皆成果丰硕而内涵丰富，贤才良书齐头并进。而与人、文同步发展的是当时社会的藏书风潮，明清时期的藏书大家层出不穷，处在这种风潮下的文登也不例外，不论私人、官方，皆拥书百城，私人藏书以家族为单位享誉地方，一方面为文人爱书，另一方面为族中子弟学习所需，四大望族各有万卷楼、树笔堂等藏书之所；官方藏书如文山书院等也颇具规模，成就当代文登的丰厚古籍来源，是留给后人的无价瑰宝，应当珍之重之，辑之以传世。

文登区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及馆藏质量、档次，在全省县级馆中位列前茅，馆内古籍工作者经过几代人长达半个世纪的艰苦努力，古籍保护、修复、研究工作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先后数次对盒函、书柜进行更新、提档；古籍藏目整理、编写数易其稿，几经细化、勘误，其间还完成入选国家级、省级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出版研究专著《徐公谳词》等，撰写出大量研究文章，在相关专业书刊上发表，极大地丰富了“文登学”内涵，提高了“文登学”在省内外的知名度、美誉度。《文登古籍通考》以区图书馆馆藏传统文化典籍为主，是一项对文登古籍收藏、研究工作首次进行的大规模整理、挖掘、编辑的系统工程，介绍了历代藏书、古籍保存、珍藏善本叙录、古籍研究、古籍目录大全等方面情况，力求全面展现文登古籍的历史与研究现状。

众所周知，了解一件事物的历史，有利于理解其内涵。同样，了解古籍的历史，对古籍的进一步研究大有裨益。一般古书在流传过程中会有藏书人抄写、刊刻或再版，时人会将刊刻信息、个人批注、校勘或加写题跋录入书内，这些文字都忠实记录着古籍文献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社会思想政治等综合信息，为古籍研究提供线索。而只有保存下完整无误的古籍才能顺利开展研究工作，传承先人思想精神。古籍保存中的重要环节就是古籍整理，对古籍进行校勘、辑佚、辨伪，避免流传过程中因战火、时代动荡影响而出现的讹误脱乱、托名伪作等情况，这项工程十分辛苦烦琐，将古籍保存的艰辛与重要性公之于众，能够提高群众对古籍保护的认识，发动群众力量加大古籍保护力度，减少因无知造成的古籍破坏。

编辑过程中，研究人员注重发挥极易忽视的叙录、目录页等作用，叙录记载古籍校勘情况、著者生平、内容提要，目录按四部结构收录文登馆藏、民间藏书，对古籍的旨意提要、分类收录的过程就是对这一时代学术史的系统总结，便于读者便捷地学习、查找。正如清代乾嘉时期学者章学诚归纳目录学最高要求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八字充分体现了古籍目录（古代目录包括叙录和目次）的本质，作为文献索引的工具书、学术探源的依据，一部好的目录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极大的助力。同时，书中专章辑录的当代古籍研究成果与学术争论，是对现阶段来自各个阶层相关工作成果的展示，有助于调动研究人员的积极性，推动文登古籍研究工作再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