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起源至今，国有经济已经拥有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其最初的雏形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国西周时期的官办手工业作坊。西周时期，周王朝很重视手工业生产，一些主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都有比较显著的进步。周王室和诸侯公室都拥有各种手工业作坊，有众多的具有专门技艺的工匠，这些作坊和工匠都由官府管理，即所谓的“工商食官”。这些官办性质的手工业作坊主要负责为王室贵族制造加工青铜器、陶器、玉器甚至车辆及其配件，以此彰显王室贵族的身份地位和奢华生活。

相比之下，国有经济在西方世界的出现则要晚一些，大约起源于古罗马帝国时代政府创办的军需物资生产作坊和金银矿工场，这种情况下的国有经济只是为了满足封建帝王们的特殊需要而将社会上的小生产集中和扩大的一种形式，因此并不能称为现代意义上的国有经济。在随后的十几个世纪里，国有经济在西方发展异常缓慢。中世纪后期，伴随着西方各国的城市开始形成和出现，17～18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被城市的繁华生活所吸引，致使城市规模和数量不断扩大，城市基础建设和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为此，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各大城市通过成立相应的市政公司，来解决供电、供水、公共交通、卫生等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方面的问题，加强城市的建设和管理，同时也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必备的条件。这一时期的市政公司可以视为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国有经济最初的雏形。在西方国有经济最初形成的时期里，发展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城市公共生活设施和生产设施方面，而且发展空间普遍狭窄而缓慢，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有经济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各国经济中才逐渐开始崭露头角。

19～20世纪之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国有经济逐渐兴起，开始经历较为完整的发展历程，本书研究对象的起点便是始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所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亦称公营企业、公共企业，通常是由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投资或参与控制的企业，也涵盖地方政府参与投资控制的企业。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兼有营利法人和公益法人的特点：一方面追求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另一方面，担负着实现国家调节经济的目标、调和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作用。本书所要研究的西方国有经济的范围主要包括“由政府部门直接经营的商业企业和政府直接持有或通过其他国有企业间接持有大部分股份的企业。它也包括政府只持有小部分股份，而其余部分的分配受到政府有效控制的企业”。不包括通常从政府一般收入中开支经费的科学、文教、卫生保健等公共部门的活动，同时由于银行、保险等金融企业性质比较特殊，本书研究虽略有涉及，但暂不将其作为研究重点展开研究。

19～20世纪之交，英、法、德、美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因素不断发展，彼此纵横交错、相互影响。以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经济危机频繁爆发，经济自由主义走向衰落；工人阶级力量不断增强，社会劳工运动开始崛起；世界范围内尤其欧洲地区的民族主义以新的形式兴起，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资本主义各国政府采取了诸多积极干预经济发展的措施。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和矛盾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战争迫使各国政府采取全面管制经济的措施，为西方国有经济的兴起提供了契机。一战结束后，西方各国政府纷纷主动放弃战争期间采取的干预管制经济政策，继续坚持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大量的国有企业重新转为私人经营，英、美等国在战后对一战期间本国的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但是战争时期参战各国所实行的经济计划结构以及采取的一些国有化措施并非彻彻底底地消失了，事实上战争特殊时期的干预计划式经济管理方式对今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各国内部的社会矛盾问题逐渐凸显，因此要求国家政府加强其经济调节职能和社会调节职能，如何快速提高本国经济实力成为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在国有经济的兴起阶段，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虽然开始走向衰弱，但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原则及其建立起的相应秩序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方式。作为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国有经济虽然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竞争向垄断发展的过程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各国国有经济的发展更多地与战争结合在一起，国有经济仅仅作为各国政府在战争特殊时期采取的重要应急措施，战争时期的国有经济发展为各国完成战争任务提供了重要保障。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虽然与各国国内私有经济的发展相比力量还很弱小，但却完成了历史阶段赋予它的既定任务——促进经济发展和满足战争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经济计划化结构”开始引起了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们的思考与关注，应该说从“经济计划化”到后来的资本主义国有化运动是一个不断发展而必然出现的过程。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但是在大部分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德等主要参战国战争的噩梦并没有随着战事的结束而迅速消散。一战的爆发使欧洲各国的经济和社会乃至世界范围的经济、政治等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一战极大地损耗了各参战国的人力、物力，使各国经济产业结构失衡和生产增长缓慢，工会和工人阶级的数量借机激增，包括美国、日本等国在内的世界经济政治力量对比变动明显。这些变化成为一战非常重要的“遗产”，并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西方国有经济而言，它虽未能在一战后立刻呈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燎原之势，甚至逐渐偃旗息鼓。但是，1929～1933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大危机。为了摆脱这次大危机，各国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改革措施和政策应对危机。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大多通过加强政府对经济干预和社会改良来度过危机，而德国、意大利等国则在国家政府主导下陆续走上了法西斯军国主义道路。1939年，法西斯国家率先发动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这次大战中，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各国陆续卷入其中。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法西斯主义国家和西方参战各国基本上都实行了战时管制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控制，国有经济再次作为最有效的战时经济形式出现在战争年代，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和战争年代的社会产物之一。无论是英、法、美等国，还是徳、意、日等法西斯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数量都有了明显增加，国有经济在应对经济危机和战争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越来越受到西方各国政府的重视。

随着德国、日本等法西斯国家先后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徳、意、日、英、法等主要参战国都遭受了战争造成的巨大损失。战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各国都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局面，在这一历史时期，各国政府不约而同地选择积极发展国有经济的路线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的。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在西方各国得到充分肯定，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各国的国有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国有企业在此期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之前国有经济的发展相比，这一阶段国有经济不仅没有因为战争和危机的结束而被私有化，反而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甚至在英、法等国掀起了数次的国有化浪潮。

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尤其是欧洲各国的国有经济在二战后大都经历了一段飞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在这段黄金时代中，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的发展呈现与以往时期不同的发展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战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参与整个国民经济的范围明显扩大，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显著增加，国有企业的规模十分巨大；二是西方主要国家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发生转变，由过去的临时性或应急性的经济手段转变成为西方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的发展与经济计划化体制紧密结合。

在战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本国经济干预和调节不断加强的趋势下，各国在战后50～70年代大都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持续增长的现象，其中国有经济在整个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功不可没。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的历史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国有企业是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利益代表，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种手段，发挥着宏观调控和平衡经济发展的作用；第二，国有经济除了在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承担经济宏观调控的作用以外，还肩负众多的社会目标，包括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国家安全等。

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的国有经济在经历了一段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之后，逐渐暴露出诸如效率低、效益差等弊端，政府干预和管制经济的政策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和质疑，这些问题开始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思考，并最终引发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改革的浪潮，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私有化运动”。西方各国国有经济的规模和比重逐步下降，国有经济进入了发展历史上的收缩与调整时期，并逐渐形成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各具特色的国有经济管理模式。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的学界与政界中关于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的效率之争以及对国有经济历史作用的质疑再次增多，关于西方国有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

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展开分析，恩格斯在敏锐观察到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各国的国有化趋势之后，得出了“国有化的出现是社会化生产发展的客观需要”“国有化的生产力只能是那些不适合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等重要结论。针对资本主义国有化的发展，恩格斯认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有或者没有托拉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历史事实证明，恩格斯关于“国有化是社会化生产发展的客观需要”等结论是完全正确的。

关于西方国有经济的研究只在上个世纪末昙花一现。综合目前关于国有经济的相关研究来看，国内外学者对西方国有经济的研究和论述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国有经济的效率效益问题；二是从管理学角度整体分析西方国有经济经营管理模式和私有化改革问题，国内亦有部分学者对西方国有经济发展和改革过程中的某个阶段或者某个国家进行了研究。此外，学界对于西方国有经济的未来仍存很大争议，或认为“它注定会灭亡”；或认为“它必然会代替私有经济”。上述错误倾向割裂了西方国有经济各发展阶段之间的纵向历史传承及它与整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横向关联性。

本书着重以历史政治变迁的视角通过翔实资料对西方国有经济发展变革中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因素进行讨论，分析了西方大国资本主义国有经济的发展变革过程。纵观西方大国国有经济的发展历程，本书在宏观分析各国政府干预主义的历史趋势中逐渐得出一个显要的结论：国有经济的发展变迁毋宁说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不如说它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政治问题更为恰当。资本主义国有经济是资本主义大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无奈选择，更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等内部各板块互相影响的内生性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