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后来者，中国从近代以来一直就承受着强烈的现代化和市场化冲击。1949年之前，冲击的发动者是西方国家，其实质是以船坚炮利为支持的殖民式冲击。这种外部冲击产生的影响既是经济、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更是政治意义上的。1949年后，市场力量的扩展被计划体制终止了，但是现代化产生的“赶超”压力并没有消失，反而在意识形态的策动下增强了。战争期间形成的以夺取和巩固政权为目的的动员体制被用来发展经济、解决社会问题。虽然这种体制在发挥民众参与的积极性、用短时间解决大问题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破坏了政府运行的有序性，并且用意识形态的划一扼杀了社会的不同诉求。“赶超”沦为不讲实际的盲动。1978年以后，现代化与市场化的压力再次同时出现。与上次不同的是，现代化和市场化是由国家发动的，交织在一起，相互增进，产生的压力不仅涉及诸多领域，而且渗透在地方各个层次上。但是这些压力是在既定制度框架内产生的。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基本前提下，现代化与市场化产生的压力也以更加多样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在县这个层次上体现得更加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