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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松：文化研究作为一种西方的批评范式，对当今中西人文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哪些文化研究理论给予了您影响和启示？
刘康：我于20世纪80年代初去美国留学，赶上了西方的文化理论热，我们现在把这些理论称为后学，例如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这些理论都有比较强烈的左翼批判色彩，文化研究也有强烈的左翼批判色彩，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席卷全球和西方的激进左翼社会运动的产物。这个左翼运动跟19世纪和20世纪初左派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完全是工人运动，也不是一个政党运动（ party politics），而是一个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是比较松散的，由各个社会阶层参与。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不受某个左翼政党的约束，政治观点芜杂，但均要求对资本主义进行激进的社会改造。总之，左翼知识分子在学术上形成了很强烈的社会与政治关怀。英美思想对我的启发是，英美能够把法国、德国的思想，更多的是法国思想，结合英美的当下环境来提出观点。比如说，建筑设计研究领域的后现代实际上已进入了大众文化的领域。英国的文化研究基本上针对流行或通俗文化，不同说法是传媒文化、影视文化或视觉文化，等等。从一个纯粹象牙塔的精英领域、精英文化（文学、艺术）拓展到大众文化的广阔天地，而且密切关注当下。这个对我的启发很大。
李松：每位学者从事文化研究都有他自己的理论资源以及问题意识，您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了美国高校人文学界，亲身感受了西方人文社科学术思潮的变迁，请您谈谈对文化研究的理解。
刘康：80年代我来到美国学西方的理论，其中包括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在英美开始兴盛的时候，其理论基本上都是欧洲大陆的，主要是法国、德国的。英美对大陆理论进行翻译和介绍，其原创性的研究、本土的思路就是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我到美国之后，按照这个潮流，通过英语来学习法国、德国的批判理论。由于语言媒介是英语，同时又是在英美的学术环境中，因此多多少少接触了一些文化研究的话题。用英美人自己的话来说，当时不叫文化研究，叫后现代研究，赛义德（Edward Said）提出了东方主义，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提出了第三世界的说法。现在看来，赛义德也好，詹姆逊也好，美国这些学者跟英国的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都有呼应。左翼不用说了，他们的背景是这样，理论资源也很像，都是法国、德国的。同时，结构主义语言学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基本的思路、工具，包括后来的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从逻辑和工具提供了很多的理论资源。
另外，英美的文化研究具有左翼、意识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背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背景，最重要的代表是法国共产党理论家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色彩并不那么强烈的有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还有阿尔都塞重新发现的而跟福柯没有多大关系的意大利共产党领袖、思想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这几种理论资源当时到了英美之后，都变成了文化研究的主要资源，尤其是阿尔都塞、福柯、葛兰西。美国的后殖民主义研究或者说东方主义研究，其理论资源可能更多偏向于福柯或葛兰西。上述我讲的是英美运用欧洲大陆理论来思考本土的问题，英国学者提出文化研究的说法，美国学者提出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的说法。在当时的学习阶段我没想到这个思路，没把它理得那么顺。后学的基本思路、方法来自语言学、精神分析，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拉康（Jacques-Marie-émile Lacan）都合流了。我受到的启发是比较基础性的思想理论，包括三个内容。第一，回到现代语言学理论。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语言学是颠覆性的、解构的，把西方整个的主体性、神学、形而上学都打烂了，把它变成了一个语言学的现象。没有语言学，就没有后来的后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光是讲弗洛伊德还不够，一定要提到拉康，拉康把精神分析语言学化了。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单靠语言学、精神分析，永远成不了气候。文化研究将永远限制在玄而又玄的文学、艺术的领域和精神的领域，它将是作茧自缚。开始从事精英文学研究的人也没想走出来，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因为赶时髦，做了一些大众文化分析。拉康、弗洛伊德没想要研究政治、意识形态，跟左翼、社会运动都没有关系。真正想改造社会，把它当作一个庞大体系中的核心部分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要改造世界，而弗洛伊德和拉康都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非常重要。而且，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法国的，不是德国的。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在时间上要更早，它那个思路形而上学的东西比较多。法国人是反形而上学的，核心人物是阿尔都塞，他成名以后把一些学者串到一起，包括拉康、弗洛伊德、福柯理论存在于他的影子下。葛兰西是阿尔都塞发掘出来的，他还重新发掘了列宁和毛泽东。列宁和毛泽东都掌握了政权，成为国家领袖，他们的政治遗产太复杂了。葛兰西没有自己本身的政治遗产，他纯粹是思想家，死在墨索里尼的监狱中，跟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相比，无论是个人命运还是思想观念，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对此做过一些初步的研究，当然值得继续深挖和拓展。第三，英美文化研究的原创性的本土研究，那就是英国的文化研究、美国的后殖民主义批评或东方主义批评。
李松：从您的一系列文章中可以看出
刘康：有。对我来说，如果说80年代是学习和思考的年代，90年代就是一边学习和思考、一边实践的年代，参与讨论中国现实问题。80年代出国的我们这些人，学文的还是少数。国内确实有人来找我们，但是我在大学的学业繁重、前途渺茫、压力太大、无暇顾及。其实我现在想，这是很好的事，学了不少西方的知识。90年代就开始实践了，我开始在美国大学任教，也常回国交流，开始参加中国的讨论，一边学习、一边实践。
李松：那时候提出的文化批评这个概念跟文化研究有什么区别？其实我觉得现在关于这两个概念学术界没有泾渭分明地把它说清楚。
刘康：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还没有太炒作文化研究，大家提出的是文化批评，这跟90年代中国的语境有很大的关系。这个语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一个最大的变化是，从80年代的文化反思语境中突然出现一个很大的、人为的断裂。也可以说80年代文化反思，最后走火入魔了，它突然断裂，戛然而止。到了90年代，实际上又不可能完全断裂，毕竟反思的主体和思路都还在。80年代没有参与文化反思的人开始活跃起来。文化反思的那批人可以说是中年人，比如说李泽厚、金观涛等人。也有一批比较新锐的跟着他们跑，后来出国了，比如说甘阳。90年代，学生一辈的开始抛头露面了，如王一川、王宁、陈晓明、张颐武等人。80年代文化反思的时期，他们只是在校学生，有的已经开始读博，没有太多的发言机会。与此同时，文化界的一批朋友也崭露头角，中国的先锋派在90年代就有余华、苏童、孙甘露、格非，包括莫言。他们搞了先锋文艺的杂志和活动，开始崭露头角了。他们也急需国外的资源，这个时候从翻译四五十年代、60年代的经典或者更早的经典，转而开始翻译七八十年代的西方经典，翻译的时间与翻译对象存在错位。总之，由于政治上的断裂、新生代学者的出头、先锋派文艺的迸发、译介的错位这些因素，学界开始译介后学这些新潮，以前的现代性思潮让位给后学了。“走向未来”丛书翻译的主要是现代性的、形而上的、精英的东西。邓小平南方谈话进一步推动改革，商业化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潮，90年代的中国正式变成了商业化的社会，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变成了一个新的焦点。从事大众文化研究的人越来越多了，提出了文化批评的说法，那时还没叫文化研究，因为翻译得没那么快。文化研究实际上是随着翻译西学而出现的。
李松：您梳理得很清楚，谈到了90年代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的语境、过程，西方思潮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变迁。
刘康：文化研究这个时候进入了中国，有它的原因。在全球化、后现代、东方主义等思潮的译介中，我也算是译介群体的一员。这个时候国内有朋友来找我，我不但不拒绝，还很积极地参与了，因为毕竟压力已经没那么大，我在美国开始工作了。而且国内的这批同龄人的互动也变得比较多，我在国内开始多多少少说两句。那时还是比较谨慎的，因为对国内的情况比较陌生，以译介为主，也发表一点自己的感想。那时候也敢说，说的都是比较陌生的领域。为什么大众文化理论突然就进入中国了？因为有了强制性的非意识形态化、非政治化。当时的政治叫非政治的政治，按邓小平的说法，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50年不争论”是那个时代提出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有一个说话的新的空间，像张贤亮等人很快就被苏童、余华等人取代，而先锋派的作品很快变成了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电视、电影。张艺谋跟以前的谢晋、吴天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吴天明拍了一个《老井》，张艺谋在里面还演了主角孙旺泉，得了金鸡、百花奖的最佳男主角。大家别忘了，他是一个高明的演员、最佳男演员。这部电影具有经典的现代性。90年代之后张艺谋异军突起，中国出现新潮电影，陈凯歌等人进入了公众视野，这时谢晋、吴天明塑造的现代性经典被所谓第五代、第六代导演迅速取代了。我们这些留学海外的人突然又找到说话的机会。
李松：您如何看待区域研究和文化研究？
刘康：当前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面临着自然科学化和意识形态化两极分化的困境：社会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自然科学的制约，人文科学研究则难以打破意识形态的框架。这一点从西方区域研究，特别是中国研究的发展状况可见一斑。从知识的框架来看，当代西方知识包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个领域，与之相关的学科也应运而生。从知识功能的重要性来看，当代西方知识体系形成了一座金字塔，位于顶层的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三驾马车，对古代文明的探索和东方学则处于第二梯队，最后才是通过殖民地溯源的原始文化研究。区域研究产生于“二战”之后的冷战时期，带有极强的政治战略目的，其模式主要有反共模式和第三世界模式两种。中国研究是区域研究的一个部分，与文化研究也有着很强的关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崛起给西方的中国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固有的模式严重阻碍了中国研究的发展。中国研究正在经历自我批判和自我发展的过程，模式的转变在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将创造新的机遇。中国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世界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必须通过不断摸索找出打破藩篱的途径。
跟从事区域研究（包括中国研究）的学者不同，西方文化研究的学者继承发扬了20世纪60年代的左翼批判精神，对西方现代的知识的建构及其与政治和权力的关系有一个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他们往往从哲学、美学和语言学这些人文学科入手，关注社会科学和学术的构成以及学术背后的政治，这便是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反思精神。这些强烈而深刻的批判与反思给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带来了学科范式的转变（paradigm shifts），在人文科学领域是革命性的变化。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交往理论、语言学中的语用学（pragmatics）理论、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对话理论等，在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欧洲大陆派系的传统学术研究强调的是理性的研究和理性演绎的学术方法，如从韦伯（Max Weber）的理想型（ideal type）再推理下去研究社会的各个不同的分层。而英美浓厚的经验主义传统则以实证和归纳方法为主。理性主义讲的是理性，理性可以通过一个透明的语言来表达；经验主义讲的是经验，经验也可以通过一个透明的语言来表达。尤其是经验主义对语言的理解是更加直截了当的，因为经验主义需要大量地靠统计数据来说话，它跟语言的关系似乎是非常直截了当的，用不着考虑语言跟真实、跟思想的复杂关系，更不用去关心叙事的范式等问题。比如说叙事在历史描述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都不在经验主义的思考范围之内。由于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的不懈努力，人类学后来开始关注叙事的问题，历史学也开始考虑叙事的问题，开始关注语言、知识和权力的关系问题。有着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丰富的哲学和理论背景的文化研究，对西方的学术研究提出极大的挑战和怀疑，企图釜底抽薪地解构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基础和基本理论预设。随之，在研究课题上也出现了一个文化的转向。西方政治学和社会学现在都特别重视文化问题。如当代西方最知名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尤其强调社会学研究的文化层面。美国社会学家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的世界体系（world-system）理论、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的“想象的社区”（imagined communities）等新的民族和民族主义观，均从文化、历史以及叙事的角度关注世界的发展和社会变迁，成为当代社会科学新的典范。他们的成就为文化研究在美国和西方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契机。像极为晦涩的后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学的“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这样的名词，现在已经被推延到各个学科里面，要对不同的领域进行消解和疆域重组。文化研究的批判性思维已经蔓延渗入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
李松：意识形态是文化研究的主要切入点之一，您如何理解意识形态理论？
刘康：意识形态理论的主要观点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阿尔都塞等的看法。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一个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它是虚伪的、不真实的，其性质是统治阶级主导的思想价值，是一种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经典马克思主义里面也讲了意识形态的平行作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有这个说法，没有做太详细的发挥。它是生产关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马克思用了生产关系这个说法，他不再是一个唯生产力论者，生产力、生产关系构成了经济基础，但是生产关系又不完全是经济基础关系，实际上是一个上层建筑的东西。生产关系是阶级、思想、价值观的关系。生产方式（mode of production）是逻辑和概念关系上都极为复杂的东西，很难讲明白。表面上看来容易理解为经济基础，但是也可以把它归为上层建筑。马克思认为，在经济基础的上面有上层建筑，上层建筑里面有法律、司法、监狱、军队、政治、政府，也有与之相对应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它们是平行而不是从属的关系，是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文化，跟政治制度和军队这些压迫性的工具、政治工具、政治机器，不完全是从属的关系，它们实际上是平行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极其含混，因为里面提到一个生产方式的问题，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并无定论。马克思自己也并没有把这种关系解释得很清楚，所以后来留下很多想象的空间。列宁则反其道而行之，他把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颠倒过来，把意识形态变成了无产阶级统治的主导思想。列宁认为意识形态不是虚幻的，而是革命的、正当的，俄国革命、苏联的建立，都需要革命党的意识形态合法性。
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变成主体的建构，他并不相信有一个整体存在，认为意识形态给我们提供了主体建构的方式，他利用了各种各样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观念。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有两个说法。第一，意识形态是一个再现，是个人对真实存在环境的想象。所谓真实存在，它是一种想象的关系，真实存在并不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它是一种想象的再现，这个想象是不完全的，用拉康的说法，这个想象永远达不到真实。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扩大了，不仅仅是所谓虚伪意识，因为没有什么虚伪意识，所有的意识都是虚伪的，也都是真实的。他已经推翻了本质论。阿尔都塞的第二个想法比较有意思，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创造，我们把它叫执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两个说法就是阿尔都塞的工具论，他的意识形态论也是一个复杂多元的多面体，这有点像毛泽东，他的观点跟毛泽东有很深的渊源关系。阿尔都塞也有工具论，对于建构主体，他视之为想象性关系的再现，实际上远远超过了马克思，否定了列宁。阿尔都塞真正的目标是否定列宁，他被称为斯大林主义者。
为什么说意识形态是文化研究的主要切入点？一方面，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需要考虑意识形态对于世界的作用。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作为思想资源，需要从历史的和当代的角度进行思考。我觉得这两个方面跟文化研究的关系比较密切，文化研究如果不去关注当代，那就不是文化研究。就中国目前的状况而言，意识形态具有其特殊性，这个值得研究。具体来讲，现在我们用了葛兰西的一个说法——文化领导权、文化霸权来指代主导意识形态，主导意识形态现在越来越柔性了，以渗透、蔓延的方式影响社会和民众。意识形态越来越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集团的暴力工具了，而是审美化了，变成文化渗透了。这在中国和世界各国都很明显。在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语境中，意识形态与审美、文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包括阿尔都塞和伊格尔顿在内的形形色色的左派，他们将意识形态理解为文化领导权，一种从文化中四处弥散开来的价值观。这是一个没有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从意识形态角度思考中国的时候，我觉得比较有意思，需要考虑其历史来源、现实语境与未来挑战。我现在想做的一项研究是意识形态与美学的关系。
李松：您曾经出版了传媒批评方面很有影响的著作，如和李希光等合著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
刘康：当代中国文化是无所不在的全球电子传媒文化的一部分，体现了全球传媒文化内在的基本矛盾与冲突。除了媒介文化中生长的新全球化社会形态外，中国本身的文化变迁更加错综复杂。中国改革开放从30多年前开始，政治与社会发展过程曲折起伏，新的文化价值和认同逐渐浮现。随着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同步进程，中国形成了一种后革命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第一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社会现实的不吻合，这个问题涉及意识形态合法性问题；第二是知识精英与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的分离状态；第三是在新兴的后革命文化形式与价值中，“80后”青年一代的文化的导向与趋势。“80后”文化形态正日趋成为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关键部分，是中国软实力在全球竞争中的核心力量。
中国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来自20世纪初期中共建党以来的革命话语体系，这一体系针对的对象是中国人口90%以上的贫苦农民，提出的目标是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本和外国帝国主义势力“三座大山”的统治，通过暴力革命手段，最终建立一个平等的、人人具有高度集体主义道德情操和奉献精神的社会主义理想社会。这一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始终是国家政治体系治理的合法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尽管经过了各种曲折变换，但它一直是中国的意识形态主导。自改革开放以来，对于这一意识形态体系已经做出了大量的修正。但是，中国的现实日趋多元复杂，市场化、商品化与个人主义价值观、消费主义文化的全面蔓延，使得人人平等、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的道德情操、理想主义等革命时代的意识形态体系越来越与中国的现实脱节。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展示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界限的不确定和缺失，多元文化价值观念共生共存环境的缺席，理想主义话语的虚幻，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实用主义、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的盛行。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与中国激剧变化的现实的不相吻合，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国家政治治理的合法性危机。
中国的“80后”青年一代从物质上讲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在精神上却承受了社会转型期的种种压力和困惑。这一代人成长的时代是社会伦理失范和混乱的时代。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理想主义被消费主义和个人至上的价值观所取代，但教科书向这代人灌输的依然是与时代脱节的革命理想主义价值观。21世纪肇始，标志着“80后”一代成年。这是一个以电子通信为基础的消费文化成型的时代，“80后”都市青年文化也伴随消费文化的成型而初见端倪。“80后”文化在许多方面体现了全球化特征：他们的时尚追求等都打上了“全球”（即西方）文化的烙印。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数字新媒体为主要媒介的新兴文化，则展示了“80后”网络新生代的新文化观。曾经有“新新人类”、“小资”、“BOBO族”以及“80后”等词来描述这一代的文化特征。目前中国知识界尚未对“80后”新兴文化状态展开认真研究，传媒的评论多半是感性煽情的，不乏包装、炒作的成分。许多知识精英对“80后”文化持批判否定态度，其中往往表露了以中年人为主体的知识精英对年轻一代文化的不理解、不信任。必须承认，中国改革开放在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观方面的转型是断裂式和革命性的，中国“80后”青年一代跟他们父母的文化代沟是巨大的。但是历史潮流不可阻挡，“80后”青年一代的新兴的文化价值观，必然要成为中国的主导文化形态，成为转型后中国逐步成型的文化体系的主要承载者。当代中国传媒文化中的“80后”新兴文化形态值得重视。“80后”青年一代开始对自身文化价值做理性反思，这是理解这一新兴文化的重要方面。“80后”文化形态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他们热情拥抱全球化，在价值观上对西方的认同超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站在国外角度看，他们又凸显了强烈的爱国和民族主义情绪。继之而来的还有“90后”青年，他们从步入大学校门或十八岁成年走进社会大舞台始，就显现出较之“80后”更加特立独行的风范。“90后”作为普遍的独生子女一代，从出生之日起就浸淫在消费主义文化的氛围中，对消费主义文化所刻意抹杀的历史感、历史深度和历史真相日益淡漠，因此在文化认同和价值观上面，较之“80后”一代，更具有不确定性。从“80后”到“90后”，中国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这代青年，本身就是中国历史激剧变迁过程的直接见证人。但十分反讽的是，这代人的历史感和历史观是被正统教科书和流行传媒文化双重塑造的，是充满矛盾和混乱不堪的。教科书中的历史是一成不变的说教，失去了基本的说服力。在中国这个现代化的后发性国家，以“80后”和“90后”为主体的中国新兴文化形式并未脱离这一现代化的一元、线性、决定论的“进步”和“发展”的话语。在这一根本上来自西方的现代化叙事和话语体系已经受到空前挑战、日益被新兴的现代化大国如中国经验所质疑的今天，面对历史变迁，不仅仅是“80后”“90后”，中国整个社会面临的文化认同问题都是极其尖锐的。当“80后”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文化的主导力量和中国软实力全球竞争的核心力量时，如何穿越消费主义文化的娱乐至上、虚无主义、玩世不恭的云山雾罩，寻找新的文化认同和意义，就显得更加急迫了。
李松：您上面谈到了“第二种文化形态”，也就是知识精英、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的分离状态，可否进一步说明？
刘康：改革开放在知识界、文化界的影响可以从“第二次思想解放”、“新启蒙”、“文化反思”、“新时期文学”、“文化热”、“国学热”以及“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30多年来的各种思潮、运动中感受到其中的波澜壮阔和起伏跌宕。作为意识形态、价值体系、文化软实力的主要生产和传播者，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经过了大起大落的蜕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后、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变得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和复杂化。这个阶层的内部与外在均高度分离、碎片化，现在再把知识分子作为单一群体来看待的话，已经毫无意义。在中国，“知识分子”概念本身早就产生了剧烈的变化，传媒与大众只是基于习惯而不假思索地继续使用这一说法而已。随着中国教育改革日趋专业化和商业化，高校的许多人越来越认同专业人士和学术精英的角色，而不再青睐知识分子曾经扮演的社会良心和守望者的角色。十多年前热热闹闹讨论的中国“公民社会”、“公共领域”和知识分子角色等话题，近年来也不再引起社会的激情关注。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曾经享有极高的精神与道义的地位，如今也成为明日黄花。知识分子的良知、社会责任、独立的批判意识等，已经被市场和商业大潮所席卷和侵蚀。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辉煌岁月，在中国社会舞台上，主要是文、史、哲领域的知识分子，将五四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发扬光大，同时激情拥抱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市场、商业化价值观。然而文化热终归演变成政治热，80年代末文化热或文化反思戛然而止。
人文知识分子的失落、迷惘和困惑在市场和商业化大潮冲击下显得矫情和苍白无力。经济学、管理学、金融企业管理和法学等“应用文科”的学者取而代之，在90年代过渡时期逐渐占据了知识界的领导地位。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增加教育和科研投入。大学合并之风、高等教育的迅速产业化和商业化转型，加速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化与分离。作为现代大学理念核心的人文教育这一块，在实用主义、急功近利的教育政策指导下，急速被边缘化。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自身遭遇了严重的认同危机。教育产业化需要造就大量的专业人士。在美国和西方大学任教者，多半把自己视为“专业人士”而非“知识分子”。但对于中国有着数千年文以载道、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传承的读书人来讲，这种西方的观念是很难接受的。面对市场化商业化大潮，中国读书人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发现自己的文化资本、象征符号资本几乎丧失殆尽。人文知识分子发现，今天要想再现80年代的昨日辉煌，找到自我认同和“主体性”，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了。今天大学生的激情对象不再是抽象、哲学或历史的宏伟叙述，而是极为现实的物质财富和商业机遇。80年代风靡中国的黑格尔式的“主体性”叙述现在已经被比尔·盖茨和大富豪的个人成功故事所取代。全球化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后现代行为者（agency）是灵活机动、融技术创新和金融冒险为一体的新一代CEO，他们取代了今天似乎过时了的、按阶级划分的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主体（subjectivity）。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在中国知识界受到普遍认可，并被媒体广为传播。
李松：您对巴赫金有十分精深的研究，曾经出版了《对话的喧声——巴赫金文化理论》
刘康：我最近这一段时间在思考中国特殊论，或许用中文称为中国特色论（Chinese Exceptionism），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受到巴赫金的启发很大。巴赫金是我于80年代在美国学习期间，首先接触到的俄国/苏联思想家，对他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他讲的话题很多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然后讲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形式主义。我是从中国“文革”、中国的文化场走出来的，所以对巴赫金谈的所有问题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觉得每句话都跟中国有关。我在写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写了一个比较文学的部分，研究的是中国现代文学被忽视的一个作家路翎，把路翎跟英国、德国、俄国的作家，包括托马斯·曼、D.H.劳伦斯，进行文本的比较。这是比较文学学科当时比较僵化的思路，现在看来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路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作家。其实写博士学位论文本身没有太多的价值，大部分的学者把博士学位论文作为他学术的第一个敲门砖，我不是这样，因为我没觉得对路翎有深入的阐述，与为了比较而比较的英国、德国作家也没有太大关系，所以始终没有成为我的第一本专著。关于路翎，到现在为止也就陆陆续续发了几篇英文和中文的论文而已。但是路翎让我认识了巴赫金、走近了巴赫金，这是我写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理由之一。然后时间就到了90年代，我去中国，在北大讲学。在中国了解了大众文化的变化，与中国一些学者和作家深入接触，如王宁、陈晓明，先锋派的作家苏童、余华等。加上乐黛云老师的极力鼓动，我萌生了用中文来写巴赫金的想法。我研究巴赫金完全是站在中国问题的角度，找寻一个理论的资源和支撑，从文化转型问题着手。现在看来，巴赫金的转型理论对我们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最近这几年，巴赫金又开始回到我思考中国问题的中心，变成一个核心理论。巴赫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视野，让我们观察文化的转型，最近我写了一系列的英文的论文，包括在美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东亚比较文学导论》
当然这个也跟我做的中国特色论研究有关系，巴赫金理论是解释中国特色论最好的切入点。什么是中国特色论呢？2008年以来，中国在世界上迅速崛起，这变成一个很大的话题。中国如今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中国的价值走向、价值观体系的关注也越来越多。这个特殊论的说法或者特色论的说法，现在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在中国并没有人专门研究中国特色论的说法，在英美学术界一般是用Chinese Exceptionism来表述。大部分做中国特色论研究的人，还是在国际关系专业，真正从文化的、思想的领域关注中国特色论的历史过程、意识形态、文化与审美，这应该是我们新的话题。这个话题刚刚开始，我现在也只写了几篇英文论文，还没有展开，计划在以后数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把它当作一个话题好好思考。从哪里开始思考呢，我现在还是觉得应该从巴赫金的思路开始。
李松：您在杜克大学开设了“中国传媒与流行文化研究”课程，您的课程设置目标是什么？如何开展具体的课堂教学？
刘康：在杜克大学开设这个课有十年以上的时间，从2005年开始。2003年到2005年我在南京大学开设类似的研究生短期班。跟南京大学人文学科的青年教师，包括文学、社会学、新闻学、哲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老师，用一个半月的时间集中研讨中国当代文化领域的一些问题，集中在传媒、流行文化，比如说互联网问题、青年亚文化。大的范围是文化研究，我们讨论一些西方的理论，通过西方理论的套路来关注中国流行文化的问题。有一个研究成果，我和周宪合编了一本书《中国当代传媒文化研究》
在杜克大学讲的内容与在中国讲的差不多。分成几个板块来思考，首先就是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关系做一个综合的梳理，然后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与知识潮流的关系。接下来由学生主讲，实际上每次我都让学生一个一个地进行专题主讲，然后我们大家充分展开讨论，包括如下话题。首先是中国的电影、传媒，传媒中间又特别强调中国的电视、国际传媒对中国的报道，这是一个专题。我们用这个课差不多1/3的内容也就是三周的时间讨论新媒体，一直讨论到微博、微信，此外还讨论当代中国的音乐和艺术、当代中国的市场，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也在讨论范围之内，以及21世纪中国的软实力。在总共13周的时间内让学生做专题研究。这个课程我上了这么些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让上课的学生跟我一起来思考，一起来探讨，甚至一起来实践，慢慢形成自己的一些新的、不成熟的思路，比如说最近这几年关注中国特色论，就是在这个课上反复酝酿、反复讨论的结果，对我来说受益匪浅。类似的内容其实也在上海交通大学讲，我每年都开，现在还在开。在上海开设这个课的时候更多偏向理论，问题和理论的比例比较而言，可能理论比例更多一点。在美国上这个课，理论处于背景的状态，从来没有刻意讲理论，但是理论无所不在。由于中美国情不同，中国的学生、同事需要加强理论的思维，通过理论来思考中国的问题。在美国，可能大家对中国不是很熟悉，或者换了另外一个环境，隔岸观火；他们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视野看中国，所以更多关注中国的新鲜的原始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