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从体用视角以“天理”和“人事”作为“礼”内涵的双重规定，使儒家传统礼学融会在理学思潮中，形成礼理合一的礼学新思想。凌廷堪严格区分“礼”“理”之异，引领清中叶以降以礼代理的礼学新潮流，虽对朱熹理学有所批评，却并未认识到朱熹礼理合一思想的礼学新貌。二人对儒家传统礼学在不同时期的新发展包含对礼仪制度、礼义反思、礼经阐释的不同认识，在中国古代礼学发展史上均做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