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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国知网收录2000～2016年历史研究领域论文分类
如表1所示，亚洲史在区域史研究中所占比重很大。进一步核对后发现，亚洲史研究领域中有超过1/4的论文是与日本史研究相关的。由此可见，在亚洲国别史研究中，日本在除中国以外的47个国家与地区中所占比重是最大的。
中国国内关于日本历史的研究成果数量庞大。新中国成立至今，已有多位学者对这些成果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解读，笔者对新中国成立至2016年的有关日本历史的综述性研究成果进行了初步统计，制成图1、图2。
中国当代日本研究（2000～2016）
图1 新中国成立至2000年有关日本历史的综述性研究
如图1所示，2000年这一年可以说是学术界关于日本历史综述性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年。当年的成果数量即占新中国成立至2000年该领域研究成果半数以上。而且该时段所有的日本历史综述研究成果都属于概观性综述。与之相对，有关专门史综述成果的出现成为2000～2016年学界的新动向。
中国当代日本研究（2000～2016）
图2 2000～2016年有关日本历史的综述性研究
统计数据显示，2014～2016年，中国大陆学界公开发表的有关日本历史的学术著作有46部，论文492篇（含硕、博士学位论文），学术成果可谓日新月异。但学界对日本历史最新研究成果的综述研究明显滞后。另外，此前的综述性成果，文字性描述居多，通过数据统计得出详细结论的研究较少。陈寅恪先生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可见，想要找到新材料、发现新问题，以“预”学术之流，则必须先对学术动态有一个较好的把握。为了给相关研究人员提供更基础的研究数据以把握研究动向，使他们的研究选题更具有针对性和客观性，本文拟采用统计学的方式对研究数据加以整理。
新中国成立后，因中日邦交长期断绝，加之“文革”时期很多研究日本的学者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我国对日本的研究进展十分缓慢。但即使在当时的条件下，仍然有一部分学者排除万难，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奠基性著作。如朱谦之先生的《日本哲学史》、周一良先生的《亚洲各国古代史》中的日本史部分等。改革开放后，学界不断解放思想，日本史研究也开始呈现出新局面。尤其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日关系进入“蜜月期”，双边贸易稳步增长，学界对日本的研究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包括日本史在内的日本研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兴盛期。宋成有先生曾将改革开放至2000年的日本历史研究成果分为“通史”“日本古代史”“近现代史”三部分进行综述。指出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领域是“通史”领域，而学术成果积淀最为厚实的则是“近现代史”领域。在“通史”领域，自1978年万峰先生的《日本近代史》开始，至1994年吴廷璆先生的《日本史》为止，我国国内学界有关日本断代史、通史的著作已经十分完整，这种现象在当时的外国国别史研究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以至于宋成有先生评价道：“日本断代史、通史的出版，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日本史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最明显征候。”
有鉴于国内学界对2000年之前的日本历史研究状况总结得比较充分，本文将重点放在对2000～2016年国内日本历史研究领域所取得成果的分析上。
本文将综述的范围限定为“政治史”“外交史”“对外关系史”“其他专门史”四个模块。而文学史、文化史、艺术史、社会史等领域，自有该领域的专家对其进行概述分析，笔者不便越俎代庖。
克罗齐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个时代的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和关注焦点不同，因此每个时代历史研究的侧重点和结论也不尽相同。同理，学界对日本历史的研究动向，也必然会受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尤其是中日关系走势的影响。
纵观2000～2016年，中日关系大体经历了三大时段。2000～2006年为“政冷经热”时期。其间，日本的国内政治日益“右转”，小泉纯一郎以首相身份6次参拜靖国神社，中日两国政治关系逐渐恶化。但日本对华投资和双边贸易往来仍继续保持增长，因而被冠以“政冷经热”时期。2007～2011年，中日关系有所改善，被媒体称作“融冰”“暖春”时期。其中2007～2008年，中日之间的坚冰开始化解，2009～2012年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其前两任首相，鸠山和菅直人基本维持了对华友好的姿态。中日两国领导人开始着手缓和并改善双边关系，两国重现友好氛围。但自2011年9月野田佳彦上台后，民主党内的保守派逐渐转向自民党的亲美反华路线。2012年9月野田内阁所导演的“购岛事件”使中日关系急转直下，对峙氛围急升。2012年底，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第二次出任首相，公开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2013年“安麻体制”形成后，日本开始针对中国加强军事力量，增加防卫费，加紧军事部署，并在钓鱼岛等诸多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中日关系又降至冰点。
笔者将按以上三大时段，对日本历史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同时在每一时段中，将划分“古代中世纪”“近世”“近代”“现代”四个断代，对上述日本历史研究领域的四个模块的研究成果进行概观性阐述。在这里，笔者对断代的划分采用了日本的划分标准。即“近代”的起止点不是我国史学界通常采用的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和1949年（新中国成立），而是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和1945年（二战结束）。同样，“现代”所指的是1945年至今，也就是战后时段。“近世”则特指整个江户时代，相当于我国的明末至清末。而江户时代之前的时代，本文统称为“古代中世纪”。
首先，我们整理了2000～2016年日本历史研究成果的著作部分，对调查整理的近17年的日本历史著作的数据进行统计，制成图3。
中国当代日本研究（2000～2016）
中国当代日本研究（2000～2016）
图3 各断代著作数量在各时段成果中所占比重
如图3所示，在全部三个时段，日本历史著作占比最大的是近代史部分。这部分的著作不仅数量多，而且门类较全，政治、对外关系、思想史方面均有涉及。在近代史部分当中，对外关系史研究占比最大。在第一时段中，该模块著作的数量占到该断代成果总数的53.8%。到了第二、三时段，这一数字已经升至80%左右。至于该模块著作所涉及的主题，在三个时段中，居于前两位的一直都是“对外战争”和“战争犯罪”，两者数量居于伯仲之间。近代政治史模块的大部分著作都集中在“政治近代化”中，而近代思想史模块中，与“对外认识与自我认识”相关的著作则比较密集。日本历史著作中，所占比重仅次于近代史的是通史部分。所谓的通史，既包括时间跨度较长的通史，也包括断代史。通史、断代史部分所占比重大，也是日本历史著作的一个特征。现代史部分的著作主要与战争责任问题相关，其中涉及的主题包括“天皇与战犯”“教科书问题”“战争史观问题”等。古代中世纪史和近世史部分的著作所占比重过小，笔者在此不做详述。
以上是近17年来，国内日本历史领域著作的基本概况。不过由于近年来国内各高校和科研机构在统计科研成果和评定职称时，有重论文、轻著作的倾向，导致著作出版相对滞后、数量较少，引用率也没有论文那么高，无法较好地反映出研究热点的变化趋势，因此本文将把数据分析的重点放在数量庞大的论文上面。
首先我们以折线图的方式，概观近17年来日本历史领域论文数量的变化趋势，见图4。
图4 2000～2016年日本历史领域论文数量
由图4可以看到，2004～2006年，论文数量激增。这可能是当时的职称评定尚不强调C刊，论文发表难度相对较低所造成的。2004～2012年，论文数量波动上升，2012年以后，则有所下降。这可能是由于职称评定更强调C刊，一般杂志所发表的论文分值较低，科研人员更重视文章的质量，因而论文的数量有所减少。
以下，笔者将对近17年来的论文数据进行更加细化的统计分析，具体见表2、图5。
表2 2000～2016年日本历史领域论文分类统计
由表2可以看出，学界对日本古代中世纪史和近世史的关注点相对集中，这两个断代的论文几乎都可以归纳到“政治史”“对外关系史”“思想史”三大模块中，而“其他专门史”部分的论文则几乎没有，或者所占比重非常小。与之相对，近代、现代史领域的论文在数量上占压倒性优势，且学界在这两个断代的关注点相对分散。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现代史中，“其他专门史”在每一时段都占据了一定比重。
古代中世纪史中，占比最大的模块是“政治史”，在三大时段中均为半数左右。其次是“对外关系史”。该模块占比在第一时段中与“政治史”接近，但在第二时段中，两模块差距拉大，至第三时段，差距有所减小，但依旧存在。
近世史部分的研究重点在“思想史”领域。纵观三大时段，该模块在其所在断代所有成果中占比均超过50%。
近代史部分，最受学界关注的两大模块是“对外关系史”和“思想史”。两者所占比重在各大时段均为70%以上，当然，“政治史”和“其他专门史”占比也不低。
与古代中世纪、近世、近代相比，学界在现代史领域的关注点相对分散。其中“政治史”和“其他专门史”所占比重较大，充分反映了我国学者对日本政治及战后走向的关注。详细情况将于后文利用表10及图14加以论述。
中国当代日本研究（2000～2016）
中国当代日本研究（2000～2016）
图5 各断代论文数量在各时段成果中所占比重
如图5所示，在各断代中近代史部分的论文所占比重最大，在三个时段中均占到60%或以上。现代史部分次之。与古代中世纪史和近世史相关的论文所占比重均较小，其具体数字在三个时段中虽有波动，但幅度较小。而通史部分的论文，历经三大时段，均只属于点缀性的存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以上是三大时段中，各断代研究成果的总体分布状况。但是，若想把握近17年来学界在各大模块中的关注重点，以及这些关注重点在三大时段中的变化情况和变化原因，以上的分析仍然不能说明问题，进一步的统计分析十分必要。由于数据总量庞大，为了更清晰地反映学术动态的沿革脉络，笔者将在“模块”层级下设“主题”项，此下再设“分支”项。具体分层方式如表3。
表3 统计表分层方式
因为通史类成果数量很少，没有继续细化分类的必要，笔者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将忽略通史部分。除近代和现代“其他专门史”模块外，笔者并未对其他部分的“主题”进行细化命名。这是因为近代和现代“其他专门史”部分的论文数量较多，且关注点较规整，便于进一步整理归纳。而其他部分的论文关注点颇为分散，难以归类，因此便不再对其“主题”另行细化命名。针对这些部分的分析，笔者将跳过“主题”项，直接进入“分支”项。由于数据庞大难以面面俱到，因此笔者将根据必要性，将某些“分支”的部分数据制成图表，以供类比分析。
下面我们将对三大时段各断代史部分的论文数据进行具体分析。首先是古代中世纪史和近世史。由于在这两个断代中，“其他专门史”所占比重为零或较小，笔者在分析这两个断代的数据时会略过该模块。
');" class="a2">收藏中日两国同属东亚，地缘相近，历史上交往频繁。近代以来的日本，不仅是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最频繁的国家，也曾经是清末改良派、革命派学习的榜样。因此，注重研究日本、关注中日关系是我国学术界的重要特征，这一点在历史研究领域也不例外。笔者仅以2000～2016年中国知网收录的论文（含硕、博士学位论文）为对象，统计出表1。
表1 中国知网收录2000～2016年历史研究领域论文分类
如表1所示，亚洲史在区域史研究中所占比重很大。进一步核对后发现，亚洲史研究领域中有超过1/4的论文是与日本史研究相关的。由此可见，在亚洲国别史研究中，日本在除中国以外的47个国家与地区中所占比重是最大的。
中国国内关于日本历史的研究成果数量庞大。新中国成立至今，已有多位学者对这些成果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解读，笔者对新中国成立至2016年的有关日本历史的综述性研究成果进行了初步统计，制成图1、图2。
中国当代日本研究（2000～2016）
图1 新中国成立至2000年有关日本历史的综述性研究
如图1所示，2000年这一年可以说是学术界关于日本历史综述性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年。当年的成果数量即占新中国成立至2000年该领域研究成果半数以上。而且该时段所有的日本历史综述研究成果都属于概观性综述。与之相对，有关专门史综述成果的出现成为2000～2016年学界的新动向。
中国当代日本研究（2000～2016）
图2 2000～2016年有关日本历史的综述性研究
统计数据显示，2014～2016年，中国大陆学界公开发表的有关日本历史的学术著作有46部，论文492篇（含硕、博士学位论文），学术成果可谓日新月异。但学界对日本历史最新研究成果的综述研究明显滞后。另外，此前的综述性成果，文字性描述居多，通过数据统计得出详细结论的研究较少。陈寅恪先生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可见，想要找到新材料、发现新问题，以“预”学术之流，则必须先对学术动态有一个较好的把握。为了给相关研究人员提供更基础的研究数据以把握研究动向，使他们的研究选题更具有针对性和客观性，本文拟采用统计学的方式对研究数据加以整理。
新中国成立后，因中日邦交长期断绝，加之“文革”时期很多研究日本的学者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我国对日本的研究进展十分缓慢。但即使在当时的条件下，仍然有一部分学者排除万难，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奠基性著作。如朱谦之先生的《日本哲学史》、周一良先生的《亚洲各国古代史》中的日本史部分等。改革开放后，学界不断解放思想，日本史研究也开始呈现出新局面。尤其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日关系进入“蜜月期”，双边贸易稳步增长，学界对日本的研究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包括日本史在内的日本研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兴盛期。宋成有先生曾将改革开放至2000年的日本历史研究成果分为“通史”“日本古代史”“近现代史”三部分进行综述。指出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领域是“通史”领域，而学术成果积淀最为厚实的则是“近现代史”领域。在“通史”领域，自1978年万峰先生的《日本近代史》开始，至1994年吴廷璆先生的《日本史》为止，我国国内学界有关日本断代史、通史的著作已经十分完整，这种现象在当时的外国国别史研究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以至于宋成有先生评价道：“日本断代史、通史的出版，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日本史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最明显征候。”
有鉴于国内学界对2000年之前的日本历史研究状况总结得比较充分，本文将重点放在对2000～2016年国内日本历史研究领域所取得成果的分析上。
本文将综述的范围限定为“政治史”“外交史”“对外关系史”“其他专门史”四个模块。而文学史、文化史、艺术史、社会史等领域，自有该领域的专家对其进行概述分析，笔者不便越俎代庖。
克罗齐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个时代的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和关注焦点不同，因此每个时代历史研究的侧重点和结论也不尽相同。同理，学界对日本历史的研究动向，也必然会受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尤其是中日关系走势的影响。
纵观2000～2016年，中日关系大体经历了三大时段。2000～2006年为“政冷经热”时期。其间，日本的国内政治日益“右转”，小泉纯一郎以首相身份6次参拜靖国神社，中日两国政治关系逐渐恶化。但日本对华投资和双边贸易往来仍继续保持增长，因而被冠以“政冷经热”时期。2007～2011年，中日关系有所改善，被媒体称作“融冰”“暖春”时期。其中2007～2008年，中日之间的坚冰开始化解，2009～2012年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其前两任首相，鸠山和菅直人基本维持了对华友好的姿态。中日两国领导人开始着手缓和并改善双边关系，两国重现友好氛围。但自2011年9月野田佳彦上台后，民主党内的保守派逐渐转向自民党的亲美反华路线。2012年9月野田内阁所导演的“购岛事件”使中日关系急转直下，对峙氛围急升。2012年底，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第二次出任首相，公开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2013年“安麻体制”形成后，日本开始针对中国加强军事力量，增加防卫费，加紧军事部署，并在钓鱼岛等诸多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中日关系又降至冰点。
笔者将按以上三大时段，对日本历史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同时在每一时段中，将划分“古代中世纪”“近世”“近代”“现代”四个断代，对上述日本历史研究领域的四个模块的研究成果进行概观性阐述。在这里，笔者对断代的划分采用了日本的划分标准。即“近代”的起止点不是我国史学界通常采用的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和1949年（新中国成立），而是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和1945年（二战结束）。同样，“现代”所指的是1945年至今，也就是战后时段。“近世”则特指整个江户时代，相当于我国的明末至清末。而江户时代之前的时代，本文统称为“古代中世纪”。
首先，我们整理了2000～2016年日本历史研究成果的著作部分，对调查整理的近17年的日本历史著作的数据进行统计，制成图3。
中国当代日本研究（2000～2016）
中国当代日本研究（2000～2016）
图3 各断代著作数量在各时段成果中所占比重
如图3所示，在全部三个时段，日本历史著作占比最大的是近代史部分。这部分的著作不仅数量多，而且门类较全，政治、对外关系、思想史方面均有涉及。在近代史部分当中，对外关系史研究占比最大。在第一时段中，该模块著作的数量占到该断代成果总数的53.8%。到了第二、三时段，这一数字已经升至80%左右。至于该模块著作所涉及的主题，在三个时段中，居于前两位的一直都是“对外战争”和“战争犯罪”，两者数量居于伯仲之间。近代政治史模块的大部分著作都集中在“政治近代化”中，而近代思想史模块中，与“对外认识与自我认识”相关的著作则比较密集。日本历史著作中，所占比重仅次于近代史的是通史部分。所谓的通史，既包括时间跨度较长的通史，也包括断代史。通史、断代史部分所占比重大，也是日本历史著作的一个特征。现代史部分的著作主要与战争责任问题相关，其中涉及的主题包括“天皇与战犯”“教科书问题”“战争史观问题”等。古代中世纪史和近世史部分的著作所占比重过小，笔者在此不做详述。
以上是近17年来，国内日本历史领域著作的基本概况。不过由于近年来国内各高校和科研机构在统计科研成果和评定职称时，有重论文、轻著作的倾向，导致著作出版相对滞后、数量较少，引用率也没有论文那么高，无法较好地反映出研究热点的变化趋势，因此本文将把数据分析的重点放在数量庞大的论文上面。
首先我们以折线图的方式，概观近17年来日本历史领域论文数量的变化趋势，见图4。
图4 2000～2016年日本历史领域论文数量
由图4可以看到，2004～2006年，论文数量激增。这可能是当时的职称评定尚不强调C刊，论文发表难度相对较低所造成的。2004～2012年，论文数量波动上升，2012年以后，则有所下降。这可能是由于职称评定更强调C刊，一般杂志所发表的论文分值较低，科研人员更重视文章的质量，因而论文的数量有所减少。
以下，笔者将对近17年来的论文数据进行更加细化的统计分析，具体见表2、图5。
表2 2000～2016年日本历史领域论文分类统计
由表2可以看出，学界对日本古代中世纪史和近世史的关注点相对集中，这两个断代的论文几乎都可以归纳到“政治史”“对外关系史”“思想史”三大模块中，而“其他专门史”部分的论文则几乎没有，或者所占比重非常小。与之相对，近代、现代史领域的论文在数量上占压倒性优势，且学界在这两个断代的关注点相对分散。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现代史中，“其他专门史”在每一时段都占据了一定比重。
古代中世纪史中，占比最大的模块是“政治史”，在三大时段中均为半数左右。其次是“对外关系史”。该模块占比在第一时段中与“政治史”接近，但在第二时段中，两模块差距拉大，至第三时段，差距有所减小，但依旧存在。
近世史部分的研究重点在“思想史”领域。纵观三大时段，该模块在其所在断代所有成果中占比均超过50%。
近代史部分，最受学界关注的两大模块是“对外关系史”和“思想史”。两者所占比重在各大时段均为70%以上，当然，“政治史”和“其他专门史”占比也不低。
与古代中世纪、近世、近代相比，学界在现代史领域的关注点相对分散。其中“政治史”和“其他专门史”所占比重较大，充分反映了我国学者对日本政治及战后走向的关注。详细情况将于后文利用表10及图14加以论述。
中国当代日本研究（2000～2016）
中国当代日本研究（2000～2016）
图5 各断代论文数量在各时段成果中所占比重
如图5所示，在各断代中近代史部分的论文所占比重最大，在三个时段中均占到60%或以上。现代史部分次之。与古代中世纪史和近世史相关的论文所占比重均较小，其具体数字在三个时段中虽有波动，但幅度较小。而通史部分的论文，历经三大时段，均只属于点缀性的存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以上是三大时段中，各断代研究成果的总体分布状况。但是，若想把握近17年来学界在各大模块中的关注重点，以及这些关注重点在三大时段中的变化情况和变化原因，以上的分析仍然不能说明问题，进一步的统计分析十分必要。由于数据总量庞大，为了更清晰地反映学术动态的沿革脉络，笔者将在“模块”层级下设“主题”项，此下再设“分支”项。具体分层方式如表3。
表3 统计表分层方式
因为通史类成果数量很少，没有继续细化分类的必要，笔者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将忽略通史部分。除近代和现代“其他专门史”模块外，笔者并未对其他部分的“主题”进行细化命名。这是因为近代和现代“其他专门史”部分的论文数量较多，且关注点较规整，便于进一步整理归纳。而其他部分的论文关注点颇为分散，难以归类，因此便不再对其“主题”另行细化命名。针对这些部分的分析，笔者将跳过“主题”项，直接进入“分支”项。由于数据庞大难以面面俱到，因此笔者将根据必要性，将某些“分支”的部分数据制成图表，以供类比分析。
下面我们将对三大时段各断代史部分的论文数据进行具体分析。首先是古代中世纪史和近世史。由于在这两个断代中，“其他专门史”所占比重为零或较小，笔者在分析这两个断代的数据时会略过该模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