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中要经历很多的事情，结识很多的人，有些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渐远去，消失在记忆中；有些则沉淀在心海深处，历久弥新，只要你的生命存在，它便会不时撞击你记忆的闸门，留下无尽的追思。宛耀宾先生便是我至今仍然十分怀念的一位尊敬的领导和长者。

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甘肃民族研究所工作时，便已听到宛耀宾先生的大名，并得知他在当时以国务院宗教局副局长的身份处理甘肃省伊斯兰教出现的有关问题时，多为穆斯林的利益考虑，在不违背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前提下，尽量满足广大穆斯林群众的要求，使问题得以顺利解决，赢得广大穆斯林群众的赞誉。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宛耀宾先生做到这些实属不易。但这也说明了他对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理解和把握已具备相当的水平，能够正确地处理各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他的领导艺术。后来，我在参加我国编写的第一部全面、系统地介绍伊斯兰教基本知识的大型专科工具书，国家“七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有关词条的过程中，不时听到他作为该书总主编对这部百科全书倾注心血的一些事迹。

2002年初，我从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调至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工作，担任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副教务长兼图书馆馆长，适逢宛耀宾先生从中国伊协主要领导岗位改任中国经学院常务副院长，主持全面工作，我有缘成为他的属下。在日常的工作和交往接触中，我慢慢感觉到，他很威严，观察和思考问题很敏锐，说话往往切中要害，从不拖泥带水，而且视野很开阔，大局观很强。对人对事既讲原则，又不失人性的关怀，使人工作起来很舒畅。虽然我在他手下工作了仅仅五六年，他对我的影响却是终生的。

我到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后，就我的具体工作，他语重心长地与我进行了交流。他从中国伊斯兰教育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历的风风雨雨，谈到今后发展必须重视的想法和计划，特别强调了经学院发展中教材、人才和图书资料建设的重要性。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的教育，从地域分布、院校数量及学生人数来说已有了一定基础，但也存在着诸多发展中的问题，特别是经学院之间的教学条件差异较大，教学质量参差不齐，教学内容不够规范，而且大多忽视文化课的教育，因而培养出来的教职人员素质结构不平衡，社会知识欠缺，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因此，制定规范的教学大纲，统编规范的各科教材，是我国各地经学院的教学工作适应社会发展要求，走上规范化、制度化并与时代同步，提高整体教学质量的首要任务。我为他的远见卓识和他为伊斯兰教育发展尽心尽力的精神所触动。其实，早在2001年5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组织召开“全国和地方经学院教材工作座谈会”时，他就将我这个当时在外单位工作的人，特意邀请列席了这次会议，并安排撰写了会议纪要，说明他对启动统编教材工作经过深思熟虑，并有意让我做具体的组织编审工作。就这样，在宛耀宾先生的直接领导下，我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统编教材的编审工作中。

全国经学院统编教材工作启动后，面临的首要困难是：统编教材怎么编，从何处下手，编什么样的教材？因为国内可供参考的范本极为少见，国外宗教院校的教材内容上又不适合我国国情和中国伊斯兰教育的实际，历史上中国伊斯兰教育所采用的“十三本经”，多以阿拉伯或波斯语法、文法、修辞和教法、教义、《古兰经》经注、圣训及文学等科目为主，并不完全适应现代伊斯兰教育的要求。面对困境，在宛耀宾先生的领导下，我们从各个层面广泛地征求意见，结合经学院教学的实际需要，提出了编写统一的汉语宗教专业课教材的方案。这套汉语教材的定位，不仅要成为适宜经学院学生的通用教材，还可以成为包括清真寺经堂教育等使用的教材，以及年轻穆斯林和教内外各阶层人士自学、了解伊斯兰教的简要读本。其指导思想要突出“在教言教”的特点：在内容上，既要尊重历史，又要面对现实；既要在教言教，又要适应时代；既要科学准确，又要通俗易懂，符合教材规范；既要内容丰富，又要删繁就简，力求知识性、科学性、可读性的有机统一。实际上，这些方案的提出，在很多方面都吸纳了宛耀宾先生多方面思考的成果。同时，根据经学院教学需要的实际要求，我们的教材工作首先从全国经学院大学本科一、二年级适用的基础教材着手。

编写工作开始后，宛耀宾先生对编写人员组成提出了要求，编写人员不但要有扎实、全面的伊斯兰教专业知识，而且要具备一定的教育学等学科知识，文字的表述方面也要有功底，才能很好地完成教材的编写工作。他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参加在兰州等地举行的编写人员座谈会，并在会上动感情地说：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是一项要求很高的系统工程，其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影响我国伊斯兰教育未来的发展和全国各经学院及各类伊斯兰教育机构教学质量的提高，影响新的一代爱国爱教教职人员的培养，从而也关系到中国伊斯兰教的进步与发展，我们的责任重大；只要我们本着对中国伊斯兰教育和中国穆斯林负责的态度，齐心协力，勤奋工作，就一定能确保这一系统工程的顺利实施。他的讲话使与会人员很感动，也很振奋。在后来的工作中，这些编写人员也确实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编写任务。他还认真细致地对每本教材的编写大纲进行修改，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至今使我铭记在心的是，《世界伊斯兰教史简明教程》初稿修订时，他已患重病，仍然强忍病痛修改书稿，并写出了近千字的修改意见。我保留了他修改意见的手稿，望着工整的字迹，我心里始终不能平静，同时也激励我更尽心地投入到教材编写工作中。

令人欣慰的是，我今天能高兴地向他汇报，他生前所倡导、组织并全力促成启动的全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统编教材第一阶段（即经学院一、二年级教材编写阶段）任务历时5年后于2009年12月圆满完成。这些统编教材分为外语课、宗教专业课和宗教基础课三个系列，包括《〈古兰经〉基础简明教程》、《圣训基础简明教程》、《伊斯兰教教法简明教程》《伊斯兰教教义简明教程》、《阿拉伯语百科教程》（一、二册）、《世界伊斯兰教史简明教程》、《中国伊斯兰教史简明教程》、《〈古兰经〉诵读学简明教程》、《中国伊斯兰教历史文选》（上、下册）、《阿拉伯语书法简明教程》，以及政治课教材《穆斯林爱国主义教程》，共11部（13册），总计近500万字。全部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统编教材出版后，受到穆斯林各阶层人士的重视和欢迎，并获得普遍好评。第一批出版的教材现已再版。全国10所经学院实现了统编教材进课堂。穆斯林人口较多的甘肃、宁夏、云南等省区的部分阿拉伯语学校和清真寺教育也开始采用统编教材。党和国家领导人回良玉、司马义·艾买提、白立忱、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等对统编教材的编写与出版给予了关怀和鼓励。回良玉同志特别指出：“中国伊协抓统编教材工作是扎实的，是一项有成效、有意义的工作，应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在2007年、2008年和2009年中国伊协举行古尔邦节招待会之际，回良玉同志等领导均对分三批出版的教材进行了审阅，听取了协会领导的汇报，并对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中国伊协与国家宗教局分别在2007年、2008年和2009年先后在银川、郑州和兰州联合举办了4次全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统编教材工作会议，共200余人（次）参加会议并参与研讨。国家宗教事务局分管领导及相关司处的负责人均出席了4次会议。其中，兰州会议上还根据国家宗教事务局领导的意见，邀请了全国五大宗教团体和全国性宗教院校的主要负责人到会交流。这4次会议极大地推动了教材编写工作，促进了统编教材的进程，为今后进一步做好统编教材编写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统编教材第二阶段（即经学院三、四年级教材编写阶段）的工作已经开始，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本着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中国伊斯兰教急需一套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想适应，具有中国特色和较高水准，且与当代伊斯兰教发展水平接轨，能够培养我国伊斯兰教人才的标准教材。教材编写是伊斯兰教经学院的当务之急，是关系到培养我国伊斯兰教接班人的百年大计”的具体要求，做好下一阶段的工作。

写这篇纪念文章时，宛耀宾先生已离开我们5年了，但我仍然感受到他对统编教材工作倾注的心血和所做的贡献，我也会永远记得他对我提出的要求，“人生中总要做些实事”，踏实认真地做好统编教材工作，不辜负他老人家对统编教材编写工作的关心和重视。

（本文发表于《中国穆斯林》2015年纪念专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