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回族研究》创刊时，我以而立之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20 年后的今天，知天命感悟人生，我更多地静思和审视以往岁月留下的轨迹。《回族研究》创刊的20 年，也是我学术生命最旺盛的20 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伴随《回族研究》的成长而彰显自己的求知之道的。所以，《回族研究》与我，不仅是学术刊物与投稿者的关系，在我心中，《回族研究》更是一面弘扬回族文化高扬的旗帜，我与同仁们是站在旗下立志成才的呐喊者。古人曾以唇亡齿寒来形容互不分离的紧密关系，就自己的学术之路而言，《回族研究》与我就是这种掏心窝子的关系。

20岁，对一个成长中的学术刊物来讲，正处于无限憧憬的上升期，眼前展现的是广阔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但我们不能把《回族研究》仅仅看成一份普通的学术刊物。作为当代中国唯一全方位研究回族传统文化及回族穆斯林社会现状问题的学术期刊，其承载的社会功能和责任远非一般刊物所比，有着更深层次的内涵和社会意义。

自20世纪初（1908年）《醒回篇》创办以来，回族刊物始终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爱国爱教是回族刊物呈现的时代特点。从1908年到1949年的41年间，创办的回族伊斯兰刊物达几百种，多以“阐发教义、提倡教育，沟通文化，传达各地回民消息”为办刊宗旨。从创刊时间上看，20世纪30年代以后创刊的约占回族伊斯兰刊物总数的一半以上，而且除原有的办刊宗旨外，普遍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民族危机和内忧外患相联系。1932年1月25日，当时影响最大的《月华》杂志发表了《国难期间伊斯兰应有的呼声》一文，大声呼吁：“在中国现在大难临头的时候，我男女教友，都应持一种勇敢奋起的精神，为爱正义、爱国家、爱宗教而从事于援救国难的工作……我伊斯兰人应及早起来挽救这大好的东亚土地，保护中华古国的荣光。”1938年4月，《月华》在桂林的复刊词中再次声明，今后第一工作是“唤起教胞们做具体的抗战工作”。《成师校刊》也提出：“在抗战中，一切都为抗战而服务。”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回族伊斯兰刊物大都改变了以往只论教门不议政事的办刊方针，大量刊载抗战的文章，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爱国抗战立场，并在文章内容上突出了伊斯兰教坚持正义、反对侵略、全民团结、抵御外敌的特点。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月华》第10卷第1期的一篇文章可为代表，文中深刻地指出：“我回教民众身在中国，中国即为我之国家，国破家亡，宗教安能完整。”后人曾评论：“这是中国回族近现代文化史上的一桩大事。”其实，从第一份回族伊斯兰刊物问世至新中国成立，尽管表现形式各异，反映的思想文化、角度和内容也不尽相同，但始终有一条主线贯通，即伴随中国穆斯林社会的脉搏跳动，推动中国伊斯兰文化的进步与繁荣，以国家大义为先，以民族自强为轴，高扬爱国爱教的大旗，把国家振兴与宗教进步和谐相融。所以，回族伊斯兰刊物的灵魂和内涵，在于与社会发展同步，与国家、宗教和谐共进。

《回族研究》创刊于1991年2月，一个大地即将回暖、迎来春色满园的季节。这一年也是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逐渐趋于完善并不断付诸实践的重要年份。这一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数据公布，回族人口869.61万人。这一年在中国社会，在我们的周围，在回族聚居和散居的城镇、乡村，都有着大大小小的变化。《回族研究》如同其先辈刊物一样，是在中华民族的百花园中，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伴随回族的殷切期盼绽放的生命之花。这一年就个人的研究生涯而言，沾着《回族研究》创刊3个月后的喜气，我的第一本32万字的著作《西北穆斯林社会问题研究》正式出版。在《回族研究》创刊后的第2期，我发表了在《回族研究》的第一篇文章——《中国伊斯兰教史基本评述》。此后至2010年的19年间，我在《回族研究》上共发表了14篇文章，共约13万字，《回族研究》是我走上研究之路以来，在16家报刊发表的150多篇文章中，发表文章和字数最多的学术期刊。由此，《回族研究》2011年第1期发表的《基于词频分析法的〈回族研究〉热点与演变研究》一文中，把我也列入《回族研究》近20年来“高产作者”30名中的第16名。这不是表明我自己的学术水平如何，而是表明《回族研究》对我的厚爱和提携。

《回族研究》创刊时，我从事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工作不足10年，正是从青涩期向登堂入室的转型期。此时，我国的回族伊斯兰教研究，在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研讨会的大力推动下，在当时改革开放的宽松社会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而我们一批20世纪80年代以来毕业的回族学子们，也满怀信心地投入这一研究领域。《回族研究》的创办，对我们来说无疑是眼前开拓出一条宽广的大道。从此这条路也成为我迈向学术殿堂的新天地。从时任《回族研究》的主编杨怀中先生，到四任编辑部主任：马平、王永亮、丁明俊、马金宝等同仁，都与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创刊时的副主编余振贵先生，现在也成为我在中国伊协的“顶头上司”。与《回族研究》共同走过的20年中，令人欣慰的是，编者和作者始终以诚相待，目标一致，以弘扬回族优秀文化和关注当代中国回族社会的现状为己任。在我心中，《回族研究》不仅是一份学术期刊，还代表着回族人精神文化的寄托和希望。

从《回族研究》走过的20年历程来看，如果以我个人的价值取向评述，主要呈现了以下的特点。

《回族研究》以回族的历史轨迹和时代进步的脉络为主旨，全方位、多层次地把研究的触角伸向回族社会的方方面面，把对回族的关切通过无声的文字，向世人展示。这些文字的内涵，表达了回族灿烂的历史文化、开拓经济生活新领域的成就、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千姿百态的社会生活和满怀信心走向未来的雄心壮志。

《回族研究》重视学术的生命力，以稿件的质量为刊物的立身之本。所以《回族研究》的作者群涵盖社会的各个层面，既有学术界德高望重的回、汉族著名学者，也有清真寺的阿訇乃至偏居一隅的回族研究爱好者。稿件的质量成为进入《回族研究》的唯一通行证。20年来，我也习惯成自然，如自己满意的研究成果，要选“婆家”，首选的一定是《回族研究》。20年来，这种定式似乎也成为自己研究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想这已超越研究的范畴，是一个回族人对内心感情的一种释放。当今一千多万回族，只有这一份学术刊物，身在其中怎能袖手旁观？

《回族研究》着力培养年轻一代学人的成长。从创刊号至今的每一期，我们都能看到或感受到，充满活力和激情的文字，跳跃在我们的眼前和脑海里。历史学、民族学、社会人类学、宗教学，以及各种“混搭”的交叉学科的成果，增添了《回族研究》与时代同步的活力。《回族研究》不欺生，不压青涩，为年轻一代搭台接风。很多人从《回族研究》启程，成为在这一领域有成就的学者、专家。虽然我现在也对年轻一代的学子“指手画脚”，但我不会忘记，《回族研究》20年来对我的厚爱和培养。《回族研究》就是这样张开宽广的胸怀，接纳一批批年轻的学子，在《回族研究》的大平台上谱写人生多彩的乐章。

《回族研究》20年取得的成就，若以功论赏，首推在幕后倾洒心血与汗水的编辑们。无论我们在台面上如何舞文弄墨，但把“丑小鸭”打扮成“小天鹅”的是默默无闻的编辑们。多少次，为一个出处、一个观点、一句话的表述，编辑们通过多种通信工具与作者们商讨。没有幕后的英雄，何来前台精彩的表演？我们真挚地道一声“编辑们辛苦了！”当然我们也深知，《回族研究》是编辑们百般呵护的“宠儿”，是因为他们倾注了对回族的爱和对本职工作难以割舍的一份情感。

《回族研究》的20年，是不断努力上进的20年，它最大的特点是各阶层普通的回族群众关注它的成长，喜欢读它的文章，这一点在学术期刊中是非常少有的。也就是说，《回族研究》扎根在回族群众的沃土中，成为回族社会与时代同步的一分子，并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为了使《回族研究》在未来有更好的进步和发展，有三点希望引起刊物决策者们的注意：一是《回族研究》的理论色彩较弱，所刊发的理论文章深度与广度皆不足，影响《回族研究》的办刊品位；二是对当代回族社会千姿百态的生活关注不够，所刊文章多以感性描述为主，而且理性思考提升到理论探讨的少；三是历史范畴的内容较重，有些没有实质性的突破，重复刊发没有价值，应当把更多的关注投向地域性和整体性的回族社会现状问题的研究。以上三点希望也许是对《回族研究》爱之深、盼之切的一种内心的表达吧。

《回族研究》的20年，我与之肝胆相照地度过。未来的《回族研究》，只要生命的存在，我仍将义无反顾地与其结伴而行！

（本文发表于《回族研究》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