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实施了以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为主要内容的贸易开放改革，随着关税的下调和非关税壁垒的减少，国内商品与外国商品的竞争态势已经发生变化（龚秀国、邓菊秋，2001；Nicita et al.，2014；Edmond et al.，2015）。简单平均关税率从1997年的17. 5%下降至2012年的9.9%，必然对国内商品市场造成前所未有的影响（阮建青等，2010；Amiti，Konings，2007）。在关税较高的情况下，外国进口商品价格普遍高于国内同类商品价格，对国内零售市场造成的影响并不突出。推行贸易开放不仅促进了国外商品的大量进口，带来商品选择的多样化，更为突出的是能够加强国内同类商品竞争，降低国内商品的价格，理论上这一机制也被称为关税传导（Nicita，2009；Marchand，2012）。与一般关税研究相比，关税传导主要针对的是贸易开放对国内销售市场的直接影响，简言之，就是从市场最终零售价格角度，更为准确直观地检验关税变化对国内市场的影响。但是，不同消费市场运输成本的差异势必造成不同的竞争效果，原因在于运输成本的存在影响了进口商品的实际定价水平，进而决定其市场竞争力，最终引起消费市场价格反应的不一致（Atkin，Donaldson，2015；Donaldson，2018）。

同时，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具有“时空压缩”效应的高速铁路应运而生。虽然高速铁路表面上只与旅客运输有关，与货物运输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高速铁路对货运铁路所产生的外部性，提高了中国整个铁路运输系统的效率。具体表现为高速铁路吸引了许多原来选择普通列车的乘客，释放出交通资源用于货物运输，使普通铁路的货运压力大大降低，从而解决了高速铁路时代以前铁路运输难的问题，提高了传统铁路运输的时效性（Combes，2011；Cheng et al.，2015；Redding，2016）。因此，在贸易开放的条件下，高速铁路的开通能够缩短进口商品进入当地消费市场的时间，降低商品从进口边境到达消费者手中的贸易成本，提高进口商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增强关税下降对消费市场的冲击，从而更大限度地影响当地的消费市场价格（Tierney，2012；Vickerman，2015）。反之，在非高速铁路地区，铁路运输集中客运与物流运输，大量的客运需求挤占了货物运输资源，导致运输成本居高不下，进口商品的竞争能力相对较弱，关税下降对当地消费品价格的影响较小。所以，高速铁路开通与否对不同消费市场运输成本的作用有较大差异，从而能够影响关税传导机制的实际发挥效果。

基于以上分析，本章立足运输成本，从高速铁路建设视角解读贸易开放政策对不同地区消费品价格的差异性影响。一方面，通过构建结构性理论模型解释进口关税下降对国内零售市场商品价格的作用机制，并在考虑国内运输成本的基础上，分析高速铁路建设如何通过降低进口商品进入当地消费市场的运输成本，影响国内商品价格的下降幅度。此外，模型中还将考虑商品自身物理特征对高速铁路建设“释放效应”的影响。另一方面，将中国进口关税与国内市场零售价格匹配，并基于沿线高速铁路城市信息，运用DID研究方法深入探讨进口关税下降对国内不同零售市场的差异影响，实证检验高速铁路建设对关税传导的影响大小，并通过区分商品对铁路运输的依赖程度，验证高速铁路建设对不同商品的关税传导存在差异性促进作用。通过从国内运输成本新视角来探讨贸易开放对国内消费品价格的影响，在理论和实证上检验高速铁路建设是否影响贸易开放带来国内消费品价格下降的福利效应，本章不仅在研究贸易开放对国内零售市场的实际影响上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通过直接衡量高速铁路的“释放效应”，为扎实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中的“降成本”环节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证依据。本章主要有如下四个创新点。

第一，运输成本下降对企业运行效率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已经得到了大量文献的支持（范欣等，2017；张勋等，2018；Baum-Snow et al.，2017），但是由于缺乏微观消费品价格数据，国内运输成本如何通过影响进口商品市场定价，决定国内零售商品的市场价格，进而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机制仍然缺乏实证结果的支持。本章首次构建结构性框架理论模型，直接分析运输成本下降对国内消费市场的影响，因为消费商品价格的直接报价与居民的生活水平直接相关，能够反映出在关税下降时，国内运输成本下降对居民消费商品价格的作用机制，所以，本章从贸易开放视角研究国内运输成本和居民消费商品价格的微观机制（Atkin，Donaldson，2015；Donaldson，2018）。并且，运输成本的降低往往需要方便快捷的交通基础设施，虽然高速铁路建设对地理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实际作用不仅在实证研究中存有异议（Willigers，Wee，2011；Cheng et al.，2015），而且这种间接衡量高速铁路建设对居民福利效应的渠道也存在缺陷，但是中国的高速铁路建设通过其运输外部性释放了铁路资源，使物流更加便利，能够降低商品进入当地消费市场的运输成本。因此，基于高速铁路开通对运输成本的影响视角，本章研究反映了高速铁路建设对居民消费商品价格的作用机制，直接衡量了高速铁路建设对居民福利影响的“释放效应”，也完善了高速铁路建设的相关研究。

第二，现有文献往往分析贸易开放对国内整体消费品价格的影响，却忽视了国内消费市场的差异性，尤其是对中国规模较大且城市经济特征千差万别的国内消费市场而言，即使关税下降能够降低商品的进口成本，由于进入当地零售市场的运输成本存在巨大差异，进口商品的实际定价水平有所不同，市场竞争反应也会不一致，进而引起价格变化幅度的地区差异。因此，在应对统一的贸易开放时，关注个体城市的差异显得尤为重要（Marchand，2012；Han et al.，2016）。本章拟从高速铁路建设视角研究国内运输成本变化对关税传导的影响，原因在于高速铁路建设的“释放效应”能够直接有效地降低进口商品进入当地零售市场的运输成本，加强国内市场竞争，更大限度地发挥关税下调的竞争作用，降低当地商品价格。所以贸易开放带来的国内消费价格下降对是否存在高速铁路建设的地区，其效果具有显著差异性。通过首次将贸易开放、商品零售价格与消费市场运输成本问题联系起来，本章也从微观层面填补了高速铁路建设对中国关税传导影响的研究空白，丰富了贸易开放对国内消费市场区域差异性影响的研究。

第三，已有研究通常使用居民调查数据计算的平均花费作为商品的市场价格，但这一假定在微观层面缺乏明确的理论和证据支持。原因在于，根据居民调查数据计算的商品价格反映了居民的消费偏好，与市场零售价格之间存在一定的市场加成，因此无法准确反映关税变化对消费市场价格的实际影响。本章使用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控中心提供的城市零售价格数据和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我国商品进口关税数据，得到了2001～2012年覆盖139个地级城市的75种零售商品的微观数据信息，并且结合全国高速铁路线路的沿线城市信息，在城市、商品、年份多维度的数据库匹配基础上，对关税传导与不同消费市场商品价格联系的差异性进行实证检验，首次准确地刻画出关税传导过程和详细机制，分析关税传导的区域和产品差异性，弥补了现有文献对关税传导衡量的缺陷。

第四，本章研究结论首次揭示了高速铁路建设如何影响中国贸易开放对国内消费市场的竞争机制。首先，进口关税的下降有助于降低进口商品的价格，增加进口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加剧国内市场的竞争，降低国内消费品价格。在不考虑高速铁路开通的影响时，全国平均关税传导水平约为15%。但是，在高速铁路开通之后，实验组地区的关税传导水平显著提高，说明高速铁路建设能够释放铁路资源，便利铁路物流运输，降低商品的运输成本，加强贸易开放对国内消费市场的竞争效应，从而有助于进一步降低高速铁路城市的商品价格。其次，更深层次的分组检验发现，虽然这种促进效应存在普遍性，但因为不易腐消费品对铁路运输的依赖程度更高，因此高速铁路建设对这部分商品关税传导的促进作用也更为显著。根据腐烂速度指标（水活度）对商品进行分组回归的结果也验证了以上分析。并且，高速铁路建设对关税传导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体现为沿海港口地区的关税传导水平受高速铁路建设的影响更大。此外，因为高速铁路建设规划时优先选择经济发达、具有政治优势的主要中心城市（Faber，2014），考虑到这种现象的存在，以及高速铁路开通的时间差异对关税传导的影响可能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误，本章通过样本重新选择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本结论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