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族统治地区的情形也并非千篇一律。严格意义上的游牧区只有蒙新高原，东北和新疆都有营农民族和渔猎民族的分布。甘青地区的氐羌各族以游牧为主，也种植穄麦。大抵羌族经济偏于游牧，氐族经济偏于种植。我国西南部，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等地，原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错杂并存的地区。如果加上上文谈到的半农半牧区，则从东北到西南构成一条两头大中间小的农牧交错地带。这一带农牧经济的发展同样显示了多元交汇的特点。

例如东北存在着以游牧民族为主的东胡族系、以农耕为主的 （音wèi）貊（音mò）族系和以渔猎为主的肃慎族系。这些民族彼此斗争、相互渗透，并与中原汉族和大漠南北的游牧民族彼此斗争、相互渗透。本区农业生产就在这一过程中曲折地发展。宋、元、明时期相继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满族的农业，既包含了肃慎族系的传统，又受到东胡系统、原 貊系统各族以及汉族的影响，形成以种植业为主，农牧采猎相结合的经济。清代，汉人大量进入东北，东北成为重要新兴农业区。但直到近代，渊源于肃慎族系的若干民族，如赫哲、鄂伦春、鄂温克等族仍过着以渔猎为主的生活。

汉魏时代的新疆，大抵以天山为界，北疆与蒙古草原相连通，是匈奴、乌孙、丁零等族的游牧地，南疆则多为有城郭田庐的“城国”。这些“城国”是以绿洲农业为基础或依托的。新疆地处内陆，气候十分干燥，雨水十分稀缺，没有灌溉，农业就不可能存在。农业只能在依靠暖季高山融雪和低山降雨汇流成河所浸润淤积而成的绿洲中发展起来，并由河岸低洼地向高阶地发展，由河流下游向上游发展。新疆农业显然有独立于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的起源。在新疆农牧业的发展中，既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又受到西亚文化的影响，新疆各族也相互影响。自汉魏以来，随着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经营，农耕文化在新疆有很大扩展，不少游牧民转化为定居的农人。近代新疆主要民族之一的维吾尔族，就是游牧的回纥人西迁后与当地土著居民以及汉族移民等融合而成，其经济也体现了多种农业文化因素的汇合，以经营绿洲农业为主，种植小麦、玉米、水稻、棉花等，盛产瓜果，以饲养牛羊为主的畜牧业也比较发达。同时，直到近代，也仍然有游牧民族（如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族等）与定居农业民族杂处共存。

西南地区自然条件复杂，民族众多，其农业文化呈多样性和发展不平衡的特点。

最先发展起来的是巴蜀地区。巴蜀本属南夷，商周时期这里已有发达的青铜文化。古蜀国人很早就在成都平原开辟耕地，兴修水利，春秋中期的鳖灵治水成为后来都江堰工程的基础。巴蜀是最早植茶的民族。春秋战国时巴蜀的农业已颇发达。秦并巴蜀后设置铁官，蜀卓氏等也在四川发展冶铁业。秦国又在古蜀国治水的基础上修建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成为不忧水旱的“天府之国”。巴蜀农业属稻作农业系统。从出土的汉代图像材料看，当时四川水稻生产已采用插秧、施肥、灌溉、耘耨等先进技术，并利用稻田养鱼。汉代政府往往利用巴蜀粮食赈济关东饥民。蚕桑、茶叶、水果生产也很发达。四川农区是当时南方最富庶地区，在经济上它与关中农区紧密相连，成为秦汉帝国的重要粮仓和经略西南夷地区的基地。秦汉时代巴蜀农业虽然吸收了中原农业文化的因素，但显然是在自身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后的历朝历代，四川始终保持了重要农业区的地位。

四川南部的云贵各族，汉代称“西南夷”，名目繁复，但从其农业类型看，可归并为两类：一类民族梳发髻，从事定居农业，属百越系统，如“滇”人在滇池附近开辟了稻田，使用青铜农具，尚处于锄耕阶段；另一类民族编发辫，从事游牧业，属氐羌系统，如滇西的“昆明”人。汉朝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铁器牛耕逐步推广。唐宋时本区出现以彝族和白族先民为主体的地方割据政权——南诏和大理。种植业已成为主要部门，但养马业也相当发达。部分昆明人转入高山游牧，其后裔有的到明代仍保持这种习惯。元代，云贵地区重新纳入统一帝国版图。元、明、清三代，云贵地区屯垦持续发展，农区从腹地向边区，从平坝向山区扩展。但直到清代，云贵畜牧业仍相当繁盛，并产生春夏在高山放牧，秋冬在收割后的草田放牧的畜牧方式，这大概是从游牧向农耕过渡中出现的一种形态；而随着坝区农业的发展，放牧区逐渐向山坡以至深山转移。利用草山草坡放牧的畜牧业则一直延续到当代。多种农业形态并存、立体分布，直到近代仍是本区农业的显著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