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这场漫长的告别要将农民的主体形象及其文化价值当作革命文艺的政治遗产悄然回避; 另一方面， 却又欣然继承了身体修辞的策略， 并且借由填充修正的意识形态内涵而将农民的身体改写成 “ 新时期” 的现代性话语赖以确立自身的镜像。 通过一种跨媒介与互文本相结合的阅读， 便会发现关于农民身体的情节单元是如何被 “ 新时期” 的电影、 也被现代性的话语植入到了时代政治的议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