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卷北美大陆的大觉醒运动从1720年起，持续了大约半个世纪，是北美历史上第一次重要的精神运动，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作为一次大规模的宗教复兴运动，大觉醒运动最直接的效果是把无数人带进了上帝的怀抱，使许多人听到了“上帝的声音”。教会扩大了，到处是充满了激情的宗教复兴者，许多黑人变成了基督徒，甚至在印第安人地区也出现了福音布道家的身影。大觉醒运动强化了北美殖民地基督教文化的烙印，使基督教的影响深入北美的穷乡僻壤，恢复和提高了宗教在北美各个殖民地人民生活中的地位。

大觉醒运动在扩大教会力量的同时，也改变了不同教派之间力量的对比并因而刺激了更多教派的出现。在福音奋兴浪潮的冲击下，各个教会内部都发生了分裂，采用新的教义支持福音奋兴的教士被称为“新光”（New Light），而反对新教义的守旧者则被称为“旧光”（Old Light）。过去的大教派公理会、圣公会、公谊会等受到了福音复兴浪潮的严重冲击，而浸礼会、卫理公会、长老会则在福音复兴的运动中迅速壮大。以反对国教而著称的激进派浸礼会在大觉醒运动前还默默无闻，但到19世纪初，它已和卫理公会、长老会等新崛起的教派一起成了北美最大的教派（属于浸礼会中一支的南方浸礼会至今仍是美国新教中人数最多的第一大教派）。与此同时，震颤派、摩门教、神圣翻滚者教派和米勒教派等几十个闻所未闻的小教派也应运而生，旧的教会与教区体制趋于瓦解，官方支持的正统信仰失去了权威，北美大地出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多种宗派与教派并存、新兴教派层出不穷的新局面。日后美国宗教多元化的格局由此奠定了基础。

在大觉醒运动中，随着教徒宗教热情的高涨和教会的不断增加，培养和训练牧师、布道家成为各个教派十分迫切的需要。同时，各教派也非常需要从神学上将自己的主张理论化、系统化。于是各地先后出现了一批由教会创办的高等学府。1746年，长老会创办了新泽西学院（后改名为普林斯顿大学）；1754年，圣公会创办了英王学院（后改名为哥伦比亚大学）；同年，公理会创办了培养印第安人传教士的穆氏印第安慈善学校（后改名为达特茅斯学院）；1764年，浸礼会创建了罗德岛学院（后改名为布朗大学）；1766年，荷兰归正教会创办了女王学院（后改名为拉特格斯大学）。这些教会大学的出现，一方面培养了许多宗教神职人员，另一方面，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世俗科目的不断增加，也极大地促进了北美殖民地高等教育的发展，为后来的美国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教会大学的宗教色彩后来日渐淡化，19世纪后逐渐脱离教会，成为世俗的著名学府。这是大觉醒运动产生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大觉醒运动也使北美殖民地人民在思想上强化了美利坚民族一体化、北美殖民地一体化、“上帝选民”命运一体化的概念。大觉醒运动前，北美各殖民地是分散孤立没有关系的，殖民地民众因其背景的不同，在思想上缺乏共识，更谈不上共同的民族凝聚力。席卷北美大地的福音奋兴狂潮把宗教复兴布道家送到了各个角落，吸引了数以百万希望得救的信徒，也打破了过去教派割据的格局。福音奋兴的重点是强调个人重生、悔改得救、重归上帝，提倡教徒重视道德，承担“上帝选民”的责任。这种在大范围内广为流传的观念在激起民众宗教热情的同时，也使“选民观”的思想深入人心。在信仰复兴后的北美各地，对实现上帝许诺的“千年王国”的企盼，变成了教会领袖和布道家的共同话题。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意识与虔诚的宗教激情混合在一起，突出了美利坚民族的概念。“除耶稣外，别无他王”的口号，以宗教的形式为殖民地民众参与独立战争提供了精神武器。大觉醒运动以复兴宗教信仰为目的开始，但当它结束时，除了宗教的复兴之外，还有北美殖民地民族意识的觉醒，这也是大觉醒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

18世纪70年代，美国宗教在经历了福音奋兴的高潮后逐渐进入了相对平稳的时期，但大觉醒运动中宗教复兴布道家不分教派、突破教堂限制、开展集会与野外布道，强调信徒个人必须有彻底悔改与皈依的经历，必须虔诚投入、全心信主才能重生得救的传教方式仍然给教会与神职人员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一旦教会感到人们的宗教热情衰退时，就会有人倡导重新开展福音奋兴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