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余论”，最后说两点关于海南文化发展方面的研究心得。

如何看待海南文化？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被人们反复讨论的问题，而且只要一接触这个问题，就会产生诸多主观判断，形成诸多结论性的意见，归纳海南文化的诸多特点。但由于这些判断和意见常常囿于一种档案化的经验或经验化的档案而难以自拔，结果成了一种收集者知识的总结而不是研究者思想的结晶。

一般来说，研究者眼中的世界与日常生活中的世界常常相反。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认为他们所看到的事物都是实实在在的，然而在研究者眼中，这些东西都不过是“现象”，真正实在的乃是隐藏在“现象”背后，或蕴涵于“现象”之中的“本质”。因此，通常我们所说的问题，其实可以进一步区分为“问题”和“难题”。所谓“问题”在一般情况下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这样的问题有答案而且大多只有一种答案。“难题”就不同了，因为他没有答案或者说没有唯一的答案，只能有各种不同的解答方式，由于这些解答方式没有一个可以最终解决问题，因而都是“平等的”。我们沿着“蓝色的农业文明”的道路解构海南岛文化根性这一思想难题，并不指望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而是为海南文化研究提供一种解答方式，一种历史性的思想。根据这种历史性的思想，我们将“海南岛文化根性”归结为“蓝色的农业文化”。海南既是环太平洋文化圈中的一环，又是中华大陆的极端，这种地理环境以及其中的海洋势力与大陆势力的二元对立，决定了海南文化的“蓝色的农业文化”性质。如果说古代海南体现了大陆势力对海洋势力的征服，那么可以说，近现代的海南社会历史，则是海洋势力对大陆势力的消解与颠覆。

二元对立是西方人看待世界的基本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任何事物都可以一分为二为两种彼此相互对立的符号或词语。如理性与感性、男性与女性、社会与个人、文明与野蛮、生产与消费等。其中的一元总是能够获得更高的评价和更高的地位，亦即语言霸权。依此来看，在“蓝色的农业文明”的二元对立结构关系中，获得语言霸权的显然是大陆农业文化而不是蓝色的海洋文化。也就是说，大陆农业文化对海南岛的历史影响要远远大于海洋环境对海南岛的地理影响。这种历史影响的过程就是“王化”的过程。“王”就是古代中国君主的称号，“化”就是性质或形态的改变，“王化”就是天子的教化，就是用古代中国大陆的意识形态来建构和改造海南岛文化，而且是一种未完成的文化体系。

海南岛是个移民岛。大陆移民从汉代开始就源源不断地移入海南，并在唐宋时期渐成气候，到明清两代达到高潮。与此同时，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大陆文化也以行政建制和教育教化为主线，开始了全面的“王化”工程。但是，由于海南黎族的“梗化”——时至清代的海南黎族起义不绝如缕，由于海南移民成分的多元特点——既有中原汉人，又有闽南人、客家人、两湖楚人和广西苗人，由于海南地理和历史的开放性质——古代有穆斯林文化和佛教文化，近现代有南洋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更由于中央政权关于海南政策的不确定性——时而重视时而忽视，时而剿黎时而抚黎，时而开埠时而海禁，所以大陆文化对海南的“王化”工程随着其母体的日渐式微，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随着全球化的浪潮，终于未能彻底完成，终于未能使思想文化彻底封建化。

如此一来，海南文化便形成了自己特色独具的地方性知识体系。这种体系的结构就是一主两翼。所谓“一主”，就是大陆汉文化，尤其是由贬官和仕官因为教化所建构起来的儒家文化。所谓“两翼”，一是由本土的黎族文化和外来的苗族文化、穆斯林文化所组成的海南少数民族文化，二是异域的佛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而这种体系的优势就是杂交优势。

杂交文化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它所引发的非信仰性、非价值归属性，很难产生自我认同以及“道”的精神传承。然而，杂交又是一个吸取精华的过程，是进化和优良的一种体现。从这种意义上看中国历史，占中国人数最多的汉民族，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纯粹的民族，而是长期融合许多不同文化因素的结果。这种杂交优势，使得中国文化在唐宋时期达到高峰。但大明王朝的无可抗拒的灭亡，又预示了它的衰落。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严重缺乏学习的热情与创造的动力。所以说，北方异域和西方舶来文化的入侵，相当于给中华文化提供了一次杂交的机会，一次突破封闭系统，走向全球化的机会。海南更是如此。

多种来源的移民力量，以及其间的对抗与合作，接触与交融的同时，使得海南文化成为一种杂交文化，也具有杂交优势。作为这种得以消解主流文化的杂交优势的显著标志，就是海南文化较少受到大陆礼制文化的影响，海南人较少受到封建制度的约束。与大陆文化相比，海南精神中具有一种“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朴素的民本主义传统，并产生了一些敢于突破礼制秩序、敢于挑战专制权威的文官。如果说礼的形式是“仪”，那么礼的精神便是“义”，便是合理的“分”，亦即等级秩序。在这种等级秩序的约束之下，所有的人都应该按照贵贱尊卑的原则行事，不得悖逆。但是海南明代的唐胄，却似乎毫无此种等级观念。所以他在官运亨通之时，竟然狂劲发作，两次顶撞嘉靖皇帝。最后被锦衣卫打得半死，并且罢官回乡。这种在中国古代大陆文化中极为罕见的特立独行的性格，也影响到他的同乡海瑞。海瑞，官做得没有丘濬大，对海南文化的贡献没有唐胄大，但在海南历代文官中名望最大，甚至整个中国都妇孺皆知。所以能够如此，在于他那与众不同的性格。海瑞给皇帝上的《治安疏》，开头便是“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列举嘉靖皇帝的诸般不是（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希望皇帝能够“醒悟”，重做明君。像这样的上书骂皇帝的行为，像这种“从道不从君”的精神，在被理智约束的等级分明的大陆文化中，在古代中国这个以儒家文化为主流文化的国家中，史无前例，古今罕见。

由此可见，海南的文化虽然源自大陆，但由于其民系构成与大陆不同，是一个由各方移民组成的杂交社会，所以才会产生为大陆文化所不能理解的一种民主思想，以及令人难以理解的“大逆不道”的海瑞，及其“从道不从君”和“从道不从神”的民本思想。海瑞之所以在大陆备受争议，正是因为这种文化的差异性使然。

除了杂交优势之外，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海南文化还有一种优势，那就是后发优势。关于这种后发性，如前所述，丘濬在《南溟奇甸赋》中从王化的立场诠释说：

天地间盛大的流转的气机，都是“始于北而行于南”。最初，黄帝定都在北方的涿鹿，接着尧舜向南定都在黄河东岸，后来周朝兴起又从丰镐向南迁到洛中。“盖自北而渐南也。”其实，“非独天地之气为然。而帝王之治，亦循是以为始终”。象征着水的坎卦代表的方位在北方；而象征着山的艮卦，代表的方位又在东方和北方之间；从北方过来，转向南方，这股气机所汇集和融合起来流转的，不止是一山一水。“山之馀而为岭，水之委而为海，而是甸居乎岭海之外，收其散而一之，透其余而出之。所以通其郁而解其结，其域最远，其势最下。其脉最细。”“是以开辟以来，天地盛大流行之气独其后至，至迟而发。迟固其理也，亦其势焉。”

兹甸也，居岭海之尽处，又越其涯而独出，别开绝岛千里之疆，总收中原百道之脉者也。

凡夫天下之所常有者，兹无不有。而又有其所素无者，于兹生焉。774252

尽管丘濬是站在王化的立场来诠释海南的后发优势，但其所见仍然相当精辟。即使用现代的眼光考察，海南文化的后发优势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后发优势是美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龙在总结德国、意大利等国经济追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于1962年创立的理论。也常常被称作“落后得益”“落后的优势”“落后的有利性”等。这种理论认为，由于先发地区的格局已经形成且难以调整，所以常常无法跟上社会的进步，而后发地区却具有与时代保持进步的机动权。这种优势还会因为先发地区的发展留下深刻教训，使后来者看得更清楚而形成节约，建立起更具调节矛盾的全新理念和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格局，即“免费搭乘效应”。

以此来看，海南在沿着“蓝色的农业文化”的路线发展的历程中，首先具有后发特点或次发特点。两汉时的中国，已经成为东方第一大帝国，但这时的海南才初设郡县，才男子耕农、女子织绩，“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见礼化”。774253唐代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但这时的海南才有了文化教育，而且多因大量流贬官员的到来，且未形成规模。北宋时期的中国，都市繁华、贸易昌盛，手工业发展迅速，但一直处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这个重要的中转站，这时才真正进入开发轨道，才港口商船林立。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汉人王朝，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时代。近年来明史热的出现，使学术界正在改变关于明代的消极印象，而倾向于认为：明代既没有汉代的和亲，又没有唐代的藩镇割据，以及清代的屈辱求和，生产力水平提高、商品经济繁荣、思想空前解放，而且诸如内阁制之类的近代化因素依稀可见。完全称得上“治隆唐宋”“远迈汉唐”。但与此同时，明代又是一个充满种种矛盾的朝代，很多朝代的弊病它都存在，很多朝代的辉煌它也具有。只是在这样的一个汉文化的政治地位行将终结的时代里，海南文化的发展才达到历史的高峰，呈现了全面的繁荣。其次，我们不应忽视，海南正是在这后发或次发的过程中，正是在这王化的过程中，吸收和学习大陆文化，创建蓝色的农业文化，形成自己的地方特色。这种地方特色体现在文化成果上，就是松散性和非理性。也就是说，海南传统文化是松散的、非理性的，只有一些分散的经验性的东西，很少有系统性的理论成果，是一种经验型的文化，而不是自成体系的文化。774254惟其如此非体系性，海南文化中并不存在诸多历史悠久、传统坚强的文化体系中的那种系统惯性及其思维盲症。

杂交的优势在于多元的体制，多元是民主而不是官僚化的基础，或者说是现代化的基础；后发的优势在于追赶者的心态和灵活机动的姿态，灵活机动是创新而不是程式化、故步自封或夜郎自大的前提。杂交优势与后发优势的统一，多元化与创新精神的统一，曾经使海南文化以学习者的姿态自觉地吸收和借鉴大陆文化和异域文化，创建了蓝色的农业文化，也必将会沿着全球化的路线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代。